伊莲娜·杜若（Irene Dourou）是我曾见过的唯一一位戴着牙箍的官员，但奇怪的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她干练迷人的形象。现任希腊阿提卡州州长的伊莲娜·杜若2014年5月当选。毫无疑问，她接手的，是一个多事之秋的任期。

阿提卡是希腊首都雅典所在的大区，人口约400万，几乎占希腊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因为众多的历史古迹和历史文化悠久的城市文明，阿提卡被认为是具体而微的希腊，用州长的话说，是“能让游客得到最强烈、最美丽的希腊体验的地方”。

从州长办公室的窗户能望见古老的帕特农神庙，在这个历史与今天并行的时空里，伊莲娜·杜若接受了我们的专访。她坦言治理阿提卡这一希腊最重要的大区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每周7天都需要随时采取行动，每天几乎24小时都要保持警觉”。

这里是接触希腊的文明、希腊的自然和原生态的希腊生活方式的最佳场所。

《新周刊》：近期关于希腊的新闻对于中国游客赴希腊旅游有些负面影响，在这一点上，你能打消他们的顾虑，介绍一下目前希腊，特别是阿提卡真实的情况吗？

伊莲娜·杜若：游客，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在希腊逗留期间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因为尽管有目前的债务危机，但我们旅游服务的品质、我们向外国人呈现希腊的精华的方式是不变的，希腊人传统的热情好客也是不变的。尤其是阿提卡，有一半的希腊人口在此居住，这里是接触希腊的文明、希腊的自然和原生态的希腊生活方式的最佳场所。

最近的新闻并不会给选择访问希腊的游客，尤其是中国游客带来什么威胁。对游客来说，希腊仍是一个安全和友好的目的地，它为游客提供了最精致的和最原始的方式来探索自然和文化。在给游客提供探索最令人兴奋的希腊神话、海上旅游、豪华酒店和传统日常生活的机会方面，阿提卡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阿提卡可以被形容为一个能让游客得到最强烈、最美丽的希腊体验的地方。尤其是中国游客，会觉得阿提卡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方，因为两国人民之间历史的、哲学上的和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方面都有相似之处。阿提卡能向游客提供许多不同的选择：海上旅游，去游览精彩、独特的阿提卡群岛（埃伊纳、波罗斯、伊兹拉、斯佩特塞斯、基西拉等），参观首都各大博物馆里来自希腊各地的最重要的珍品。我们的游客将品尝到希腊土地上的精美物产，正宗的橄榄油、著名的埃伊纳花生，以及其他所有让地中海的饮食变得独特的产品。最重要的是，中国游客在阿提卡的每个角落都将感受到希腊人民的热情好客。

《新周刊》：阿提卡此前与中国城市的交流是怎样一个状况？今后还会在哪些方面加强和中国的交流合作？

伊莲娜·杜若：阿提卡大区和中国城市间的交流合作领域是很广泛的，我们的战略目标是在它们之间创建一些特别的联系，基于哲学、历史和文化的联系。所以，这三个领域可以成为双方——事实上也是世界上两个伟大的文明——合作的主要领域，并在相互联系上得以加强。当然，在这些领域外，我们必须增加两个领域：旅游业和贸易交流。尤其在今天，“一带一路”战略正在推行，团结了更多期盼和平与繁荣的共同未来的人民。在这个意义上，阿提卡地区的人民和中国人民能够，并且应该开拓出合作与理解的新途径。

希腊和中国之间紧密的文化联系，是我们能拥有富有成效的合作最显著的保证。我们必须采取认真而系统的行动，以促进阿提卡地区和中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能做的事情有很多，例如邀请教授、专家，组织不同方面的文化活动。在我看来，这种行动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参与的程度，以及像《新周刊》这样的媒体在这个意义上如何推进。

我们在考虑这样的联合行动：由受尊敬的媒体引导，用各种现代通信手段，传达出中国人的需要和想法，聚焦于关键领域（如旅游业、文化交流、饮食业）的活动。

《新周刊》：你如何看待希腊的未来？对于决定到希腊旅行的中国人，你有什么想告诉他们的？

伊莲娜·杜若：希腊，当然包括阿提卡地区，选择了开放、贸易合作，为了发展文化关系并促进地中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认为，这也是欧盟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唯一途径。我们要逐步向这样的路径迈进：没有更多的紧缩，而是有明智的增长政策、国际关系和反对原教旨主义的斗争。

至于选择了在希腊度假的中国人，首先，我必须感谢他们对我们国家的信心；其次，我想邀请他们访问阿提卡地区。希腊的未来在我们人民的手中，在他们加强国外投资，并为此促进国家基础设施现代化，朝经济的增长、繁荣迈进的解决方案中。我认为目前政府有决心、有能力在希腊的国际合作背景下向所需的结构改革迈进，以便进入适合经济增长、繁荣的环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游客可以在促进信息沟通和理解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作为希腊文化和历史的首个也是最重要的入口，阿提卡大区欢迎他们的到来。当然，阿提卡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入口。它代表着我们这两个古老的、致力于建立共同未来的文明间的共同的价值观念。对我们的中国朋友，我想着重指出的是，阿提卡是一片开放的、热情好客的、充满友谊和理解的土地，当然，也是一片富有文化、历史，并能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打通，去体验神话的土地。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让离开希腊的人回来，并避免让青年人重走移居海外的道路。

《新周刊》：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经济危机对希腊人造成的影响，让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和有专业技能的年轻人选择去海外工作，也有不少人寻求移民，这种情况在阿提卡州是否普遍？未来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伊莲娜·杜若：是的，非常遗憾，你所读到的那篇新闻报道是事实。我这个年纪的人（我今年40岁），当然还有年轻人，超过30岁的男男女女，他们都离开了希腊。就我所关注到的是，很多医生和药师去了德国。这也是我认为对于整个希腊政府，或者我所在的阿提卡州政府的挑战。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让离开希腊的人们回来，并尝试着避免青年人重走移居海外的道路。这很困难，不是我们一天一天或整月整月能解决的。

如果你是国家的部长大臣或首相，你的任期可由几个月最多至3年，但是一届政府可以保持5年之久。我希望我可以帮助到我的国家，尤其是阿提卡州。年轻人有权利生活在国外，不是因为贫穷，也不是因为前景黯淡，而是一种选择。就像我以前也选择去三个不同的国家读书，但我回到了希腊。现在的年青一代出国的动机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去开拓更多的可能性，而是因为他们在国内可能会失业，我想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新周刊》：我还看到一些报道说现在希腊还有一种趋势：城市里的希腊人开始辞去工作，叫做“回到故乡，回到土地”，进行种植工作。这在阿提卡是不是一种普遍现象？有什么影响？

伊莲娜·杜若：是的，我很保守地认为，这个现象是这次危机所带来的好结果，我是说，对于小孩还有那些离开郊区和乡下而来到雅典的所有人。如果你去研究希腊地图和人口比重图，就会发现总人口的一半都聚集在雅典。这种现象让整个阿提卡地区的基础设施产生了很多问题，它的副作用是让其他地方变得荒无人烟，但同时那些地方的前景巨大。所以你说的那个现象（“回到故乡，回到土地”）是事实。我也相信他们中的许多人会成功，他们会努力去耕种田地，而不是试着去公共职能部门找工作。

当然，如果人们有机会去选择他们的事业，这还涉及到一个民主的问题。很多人是被迫做出的选择，但是我相信我们将会从中找到一种平衡，整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也将繁荣起来，因为那里有更加便宜的物价，他们会选择留在那里，不管是岛屿还是山脉。

《新周刊》：媒体和舆论给希腊公务员描绘的似乎是一种不太好的形象，比如高薪高福利，却工作时间短不够高效等，在这方面，你认为是不是有误解或不实的地方？

伊莲娜·杜若：这种错误地产生的印象实际上是不准确的。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调查结果，希腊人的工作时间超过其他民族，是经合组织的欧洲国家里平均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达到了年均2033小时，是世界上年工作时间第三长的国家。总的来说，我认为媒体应该扮演让人们相互连接和了解的角色，一个创造合作与观点交流的环境的积极角色。所以，你大概也明白了，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改变这种由某些媒体推广的错误观念。我们希望由像《新周刊》这样的媒体来扮演这个重要而关键的角色。

《新周刊》：希腊有些公务员无法忍受薪酬的削减而辞去公职，这种情况在阿提卡州是否普遍存在？这对阿提卡州政府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伊莲娜·杜若：情况并不是那样。可惜的是，希腊已经签署了削减公职部门的规定，其中有些人选择轻视他们的职业生涯，但他们又发现因为“三驾马车”（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的需求，自己还是政府的一部分。

我的观点是，我们不需要私立部门，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高效的公共部门。我之前说过，在战时，我父母那一辈人希望到雅典为公共部门效力。不幸的是，之前的政府公共部门里人员繁多，但很糟糕，他们不怎么工作。当你在法国或者美国成为一名公职部门的主管，是件非常光荣和体面的事情，但希腊不是这样，特别是到了我这辈甚至更年轻的一代人，当你听别人说他/她在公职部门工作时，你会认为是部长或国会议员给他/她这份工作的。

这也是我的同事和总统无休止工作的原因，阿提卡州和全国的“公仆们”做得还不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之前都没有接受过完整的教育和指导。我们将会有条不紊地安排妥当，这也是我希望在将来的几年中有所改变的事。

尽管经济危机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是真切的，但它并没有改变我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新周刊》：希腊有一种和邻居朋友保持亲密联系的社区文化，这种亲密互助会有助于希腊人渡过经济危机，也有助于减轻这种痛苦。你对社区文化怎么看？这是否是希腊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

伊莲娜·杜若：你应该去见见一位希腊母亲！是的，希腊家庭即使在地中海国家中都显得非常独特，希腊母亲十分特别。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希腊家庭在过去的5年中组建了一个安全的互助关系网。你可能注意到了，整个国家不管是中心还是郊区，无家可归的人都很少，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种责任。

因为希腊家庭的存在，我们没有和其他国家相同的流浪者数量。我曾经研究过这个现象，谈到过实际上并不是因为社区精神，社区精神和社会在“公民”一词出现的现代国家建立之前就有了。

这里所说的希腊家庭不仅仅是指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这个关系一代一代地在变化，当然也产生了一些优点和缺点。人们变得越来越独立，他们成为了公民，而不只是社会阶级的一员。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依旧存在仁爱之心。

《新周刊》：希腊的历史文化有哪些体现在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当中？这几年的经济危机对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伊莲娜·杜若：希腊是一个充满历史的地方。对于阿提卡大区也是如此，在那里人们可以找到许多古遗迹，也能找到将现代的希腊人与历史上的事件直接相连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希腊人，特别是阿提卡人是活在历史之中的，我们的生活与历史相连。而且我认为这对生活在有历史印迹的中国人也是一样的。这一事实为我们的人民判断当前事件带来了特殊的意义。对希腊来说，金融危机确实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这种对历史传统的归属感是不变的，它正帮助希腊人民用建设性的方式克服今日的困难。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阿提卡地区是一块富有文化和历史的土地，提供了各种各样能让游客欣赏、学习、品味地中海生活方式的途径，因为阿提卡代表了关于各种层面的生活的最正宗经验的其中一种。我要指出的是，尽管经济危机对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是真切的，但它并没有改变我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希腊人民在经历一个困难的时期，但这也不是第一次经历了。我们在过去已经经历过困难，但我们有信心，这次我们也能渡过难关。我们已经开始做出改变，特别是在阿提卡地区，我们推进了一个不同的增长模式；它强调结构改革，开启智能专业化政策以激发中小企业，促进创业，并制定新的办法，结合金融工具，试图为接纳外国投资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一事实：这是创造增长和繁荣，平息社会不满的唯一途径。这是一项关键的挑战，我们正在全力应对。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有许多盟友：我们的人民，还有像你们这样对阿提卡感兴趣，愿意花时间参观我们地区的景点，探索它的自然和文化的宝藏，当然，在今天之后，还愿意与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分享自己经验的人。

《新周刊》：希腊和中国在未来有什么文化合作计划吗？

伊莲娜·杜若：这正是我们阿提卡地区努力的方向。这也是中国驻希腊大使邹肖力先生去年10月访问地区领导人时，我们讨论的话题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所有好的做法、所有好的举措，在各个层级上，特别是在媒体层面，以建立适当的角度去创造双方应有的、共同的文化环境。像《新周刊》这样的刊物就可以在促进理解、交流、双方的合作间提供很大的帮助。这是建立必要的桥梁，特别是文化和友谊的桥梁，中希两国共同的和平、繁荣未来的桥梁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