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几天，“蔡天凤案”已经发展成了一部实时更新的都市恐怖传说。不管你有没有点开文章，不断滚动的新闻标题已经向你“剧透”了一切。大量有关凶杀案的细节被凝练在了这些“奇观化”的标题里，并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你的眼前。这些“细节”以极快的速度在媒体同行中不断易手，然后几经加工、渲染，最后变成文学化、戏谑化的表达，制造一波又一波的惊奇和恐惧。除了充满猎奇的、事无巨细的凶案描述，媒体对受害者隐私的无限曝光，也同样令人感到不适。你也许还没完全了解凶杀案的前因后果，就已经在无形中掌握了她私生活的所有细节。
在这起针对女性的极端暴力案件中，很多华文媒体都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报道和跟踪，网上更有不知其数的自媒体和网友围观讨论；明明是受害者的蔡天凤，成了一个被全方位“凝视”的对象——
无论是她生前的财富、名望、外貌，还是她死前遭遇的暴力和死后被肢解的身体，无一例外地都沦为了被反复观看、想象甚至意淫的话题。而其背后的施害者，以及更值得反思的暴力和性别文化，却被搁置一旁。
我们不得不问，互联网上那些狗仔式的围观，折射了什么样的文化心理？“香港离奇命案”，让我们记住了什么，又忽略了什么？
2月27日下午，香港的论坛社区“连登”（又名LIHKG论坛）推送了多条蔡天凤案的最新进展：“蔡天凤可能不是富家女”“蔡天凤财富史”“蔡天凤母亲照片”……仅仅三天内，蔡天凤的私人生活就已经被网友扒了个底朝天。与此同时，关于凶杀案的细节报道进入了走火入魔的阶段。戏谑的口吻愈演愈烈，也不断消解着性别暴力的严肃性。以至于很快，就有媒体趁机拿出十几年前的凶杀案炒作，堂而皇之地放在了娱乐版。受害者的生与死，都没有逃过媒体和舆论的“狂热消费”。从报道之初，围绕蔡天凤的几个身份就持续地出现在标题里——名媛、模特、时尚icon。这些标签，是父权社会里最受人“觊觎”的欲望对象，它们意味着年轻、貌美、财富，也因此，可以引爆无数的话题和流量。但这些身份标签也是危险的，它们会被反复凝视、玩味；甚至，在一些人的刻板印象中，它们含义暧昧，暗示着“对男性权力的依附”，“通过不恰当的手段获取财富”。不出所料，报道一出，就有网友开始点评蔡天凤的外貌、身高，“酸”她没有资格成为一个模特，嘲讽她“流水线上的整容脸”；有人开始八卦她的婚恋史，起底“可能不属于她”的巨额财富，并质疑她真实的家庭背景。蔡天凤的模特同行也受到了媒体的“围猎”。一位香港模特因在活动上表示了“看新闻受到惊吓”，最后被媒体在报道中截取、拼贴了关键词“××被吓：大家都是模特”。一个暗含的信息是：模特这个职业可能将她置于危险之中。于是，“模特”“名媛”这些本来与“暴力谋杀”无关的身份信息，微妙地承担了案件某种“不可说的原因”。传播学的研究表明，在犯罪报道中，女性受害者的“性元素”常常会被放大、加强。尤其是对于年轻的女性受害者，她们的身体、隐私会沦为一个“展示场”，供人窥探、想象。相比之下，媒体对此类案件的申诉情况、法律处理、审判结果的讨论则明显要更少。与“名媛”“模特”等标签共同“流传”的，还有受害者的照片。一些媒体毫无节制地将蔡天凤的照片插入文章里，让受害者沦为被凝视的客体。此外，在蔡天凤案中，媒体把受害者放在了绝对意义上的“被动”地位。标题是新闻之眼，标题里的关键词、措辞结构也会无形中左右读者对事件的理解。可以发现，在围绕此案的标题里，伴着“名媛”等身份信息一同出现的，是极为残忍的暴力元素和被动句式，比如带有戏谑成分的“遭煲汤”。受害者的身份被无限凸显、强化，而施害者却被虚化、隐身。在正文的报道里，我们也几乎看不到蔡天凤的主体性。我们能看到的，是她18岁结婚、19岁生子、22岁再婚，但这些都是女性作为传统“家庭角色”的基本信息。而从18岁到28岁之间漫长的10年里，她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在叙事中，蔡天凤被刻画成了一个天真、无害、脆弱的女性。她是一个不谙世事的“白富美”，对家庭有着绝对的奉献精神。乍一看，这些品质是对一个女性的褒奖和夸赞，但当我们浏览评论区就会发现，这种叙事常常会导致一种“错误归因”，不少网友都发出了“因为太单纯，所以丢了性命”的感叹。为了制造“清纯”与“凶险”的反差，有媒体把蔡天凤比着剪刀手的照片P进了“血迹斑斑”的案发现场照中，然后通过调色，制造出恐怖片海报般的效果。在这一系列的操作中，一种“男强女弱”的传统性别秩序再次被构建起来，女性的“软弱”成为舆论的焦点；而那些经过渲染、强化的凶杀细节，不仅强调了针对女性暴力犯罪的恐怖，还强化了女性读者的恐惧。不知不觉中，媒体与舆论场共谋，完成了对父权意识形态的重述和再生产。除了受香港、台湾地区小报文化的影响，香港曾经的“奇案文化”也左右着大家对这个故事的叙事。上世纪80年代末，一批改编自真实故事的奇案犯罪电影出现在香港的大银幕上。其中，就包括让人不寒而栗的“香港十大奇案”——Hello Kitty藏尸案、八仙饭店灭门案、雨夜屠夫、康怡花园烹尸等。1988年，香港电影开始实行分级制度，于是，“血浆”与“情色”可以公然成为三级奇案电影的卖点。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羔羊医生》等奇案电影都对奇观化的犯罪行为、性暴力戏份做了大肆的描写。拿《羔羊医生》为例，影片改编自“十大奇案”之一的雨夜屠夫案，凶手林过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曾数次将年轻的女性杀害、肢解。但在影片中，极端的性犯罪演变成了“情色噱头”，镜头聚焦在受害女性年轻的肉体、性器官之上，记录她们的脆弱、无力，为观众提供一种变态隐秘的“窥伺”快感。香港学者梁伟怡在分析三级奇案电影中的意识形态时指出，这些影片中，女性受害者无一例外地都被塑造成了凶手的“性客体”。无论在女性受害前，还是受害后，镜头常常会在她们的身体上“依依不舍”地停留，提供大量有关性细节的身体展示。她们的身体是被残害的对象，也是被凝视的对象。这也是观影中“快感机制”的来源之一——把被观看的对象变为欲望的对象，让观看对象从属于自己窥视的目光。梁伟怡还强调，奇案电影中的女性往往缺乏意志，她们的身体是“不能反抗的身体”，只能在挣扎中等待侵犯；相比之下，奇案电影中的男性受害者则会做出主动的抗争。通过构建这样的“两性身体”的话语，奇案影视文化完成了对女性观众的“规训”和“告诫”——男性从头到尾都是拥有“绝对权力”的一方，并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强化女性被支配、被侵犯的恐惧。这样的犯罪叙事，也影响了媒体对此类犯罪事件的报道。在蔡天凤案中，受害者蔡天凤承受极端暴力的身体同样被一些媒体拿来大做文章。这些奇情的渲染，远超公众“知情权”的需要，而是要为大众提供残虐与情色的联想。如果说，奇案电影呈现的是一种极端的“性暴力”文化，那么，深藏于大众向犯罪片以及日常情色制品中的，则是一种更隐秘的针对女性的暴力快感机制。女性主义学者 Diana E. H. Russell和Jane Caputi在论文《杀戮女性：基于性别的恐怖主义》中提到，女性常常以“猎物”的身份出现在大众文化里。在以情色和暴力作为感官刺激的影视作品里，“物化、侮辱、损害女性，会让某些男性更容易对强奸和对女性施暴产生快感”。在摇滚歌曲、主流的犯罪片里，“暴力侵犯女性”的玩笑也比比皆是。一个让人欣慰的进步是，进入21世纪，曾经以“猎奇”作为噱头的香港奇案电影正在逐步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更有社会批判和反思的“新奇案电影”——从《踏血寻梅》到《正义回廊》，都对底层人物和边缘群体提供了更多的理解和关怀，也提供了对司法程序的冷峻思考。在“蔡天凤案”沦为舆论场焦点的当下，媒体尤其应该提供更有人性关怀的报道，社交网络作为传播平台也具有同样的责任。用围观、八卦口吻去“乐此不疲”地讲述一起极端的性别暴力案件，已经在下意识中与施害者的目的不谋而合，对受害者及其家人造成大范围的二次伤害。随着更多案情的披露，或许还有更残酷的细节和更复杂的背景，但无论是媒体还是网民都应该记得：蔡天凤是受害者，这是又一起针对女性的极端暴力犯罪，它的动机和论罪，它的背后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土壤，才是我们应该深思的问题。
黄心悦｜都市报犯罪报道中女性形象的呈现与话语分析 ——以《京华时报》、《南方都市报》为例
作者 | 戈 多
排版 | 鹿子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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