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邮件里的圈红和批注，安迪感到内疚。在前一天的工作会议中，身为公司高管的安迪发现员工刘思明的文案里竟存在一处重要的数字错误，怒不可遏的安迪突然朝刘思明发火，并厉声命令他：“今天晚上你加班也好，通宵也好，明天早上8点钟之前，我必须看到一个修正版！”凌晨3点，刘思明因过劳陷入深度昏迷。

这是发生在热播剧《欢乐颂》里的一个场景，却真实反映了职场中人所面临的巨大精神压力以及长期郁积的身心疲惫。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累！

“不仅公司在消耗我们，我们自己也在消耗自己。”

婉婷（化名）是北京一家影视公司的文案策划，这是她今年换的第三份工作。“我辞了第一份工作后，公司就解散了，又重组。第二份工作，我干满了试用期，他们愿意跟我签合同，我又干了两周，还是辞职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总监太爱骂人，公司里每个人都被他骂过，包括不属于他管的保洁阿姨。此外，总监常常要她把PDF文件里的内容一字一字地敲成WORD格式，婉婷只能在心里嘀咕：怎么不问人家要一份WORD版呢？但位于职场生态链底层的她，只能按部就班完成这些在她看来无聊的工作。

在新的公司里，婉婷依然干着体会不到价值感的活儿。有一次，老板在周五下午快下班时才把一个大型活动策划案扔给她，要求她一天内完成。这份在正规活动策划公司需要用大量时间先做调研才能完成的工作，婉婷被迫用一天做完了，做好后她担心，可别做得不好，到时候砸了。但是，她的担心是多余的。

“我交上去以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我问老板，他就跟我说，这个东西嘛，咱只是协助别人的一方，他们不做了，那就不做了呗。”扫兴的婉婷后来就习惯了，她继续做PPT、改PPT、做一些项目，但她已经意识到：“都是这样啊，反正都不会执行，我也不会有机会真正参与其中，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好的想法，因为发现根本就没有用嘛，何必去想呢？”

说这些话的时候，婉婷其实很无奈。“慢慢地，我就发现，真的不必想着到一个公司去施展个人抱负。充其量吧，就是能体现你一点点的能力，其他的不要想太多，你就想着赚钱就好了。”

但婉婷的经济情况并不乐观。与许多北漂一样，她租住在离公司很远的北七家。“我每天上班来回要三个多小时，先坐10号线，再倒5号线到终点站，最后换乘公交车。每天吭哧吭哧跑来，再吭哧吭哧回去，什么东西都没有学到，我觉得我在消耗我自己。”

比婉婷晚进公司的Ada（化名）工作上不在行，但她有自己的本领。“她喜欢发励志朋友圈，说自己如何努力、给自己打鸡血。她还喜欢找老板聊天、聊梦想，而老板是一个特别有梦想的人。”婉婷指的“有梦想”，其实是“爱谈梦想”，大大小小的会议中，老板都会用自己的梦想作为激励员工的口号。现在Ada已经被提为部门总监。

“比起Ada，王鑫（化名）更会说。我每次见他，他都要说：我忙死了，忙死了，忙得饭都吃不了了。”婉婷说，“我们公司大多数是这样的人。这公司表面上要求你把什么任务都快速做完，其实呢，它只是让你学会一种技巧——显得你自己很忙。”

“为什么我总是找到亚健康的公司呢？”

婉婷想过再次跳槽，但这回她犹豫了：“有很多人跟我说，不同的公司会有不同的问题。从我切身的经历来看，的确如此。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人，受过好的教育，但为什么总能找到亚健康的公司呢？是不是我太喜欢挑了，或者是我太不现实了？”

后来她发现，自己潜意识里既希望公司很专业，让自己得到锻炼；但又怕它太专业，会不断在自己身上找毛病，而且过于激烈的竞争会让她感到压力很大。“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困境，找到契合的公司真的很难。”婉婷感慨道。

在看到一篇分析人为什么穷的公众号文章时，婉婷恍然大悟：“因为我就穷嘛，它说得很对，原来是我没有管好自己的注意力。”婉婷称，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你为什么穷？因为你的时间都用来忧国忧民、杞人忧天和多管闲事。”

“比如，那个后来没有下文的项目，也许我可以做得更好，但我没有，而是把注意力放在观察公司发展上。公司发展是跟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但我这么做其实是多管闲事——因为手头是有工作的。”婉婷有些矛盾。

在婉婷看来，理想的上班体制是：领导不要逼问她几点能做完，而是告诉她——你什么时候做完，就什么时候回家。她听过的一期《罗辑思维》给了她启发：“希望企业不要太死板，能想一些新的模式，比如不坐班的工作方式。”

婉婷的愿望其实正在被一些具有先进意识的企业实践着，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办公室已死》称：“加拿大电信提供商Telus在加拿大的2.7万名员工中，有70%现在是‘移动的’——在家、办公室和其他地方工作，或者完全在家工作。”文中指出：“那些在家工作的人接听的电话数量比在办公室工作的同事多出13.5%，而且离职率是后者的一半。”

在家办公其实是让员工更灵活、更高效率，而不是更长时间地工作。“每次下大雨，我就请假不来上班，但我从不耽误工作，我在家里把那天本来要在公司做的东西全做完了，还不用跑那么远的路程，我觉得特别开心。”不过，婉婷还是因请假被扣掉了当天的工资。

面对职场压力，婉婷每天下班回家都要玩游戏来给自己解压。“在《跑跑卡丁车》的世界里，我真的能全心投入，虽然它是一款很激烈的游戏，又很无脑，但我操控的那个人就勇往直前，我什么都不用想，真的能得到放松。”

大大小小的会、习惯性加班——我们有多少时间是在瞎忙？

采访完婉婷后，记者来到位于北京中关村的微软大厦，见到了8月14日在此做客吴晓波北京书友会的嘉宾杨帆。作为乐视的资深产品经理，杨帆发现：“公司老开一些不必要的会，十几层的楼，员工跑上跑下，有的还要坐摆渡车，很浪费时间。”

“每次开会，其实很多人是被摁在会议室里的，和自己有关的只有一小部分。比如文案虽然跟美术确实有一定关系，但没有必要坐在会议室听leader（团队负责人）跟美术（设计）讲一个多小时设计方面的东西。”宣亚国际传播集团策略总监梁天宇说。

除了大大小小的会，习惯性加班也是职场问题的老大难，杨帆告诉记者：“很多人加班是在无意义地耗，后来我就定了一个制度，要求每个员工早上10点到，晚上8点30分之前一定要走，特殊情况除外。要是总弄不完、总加班，个人在能力或一些工作方法上肯定出了问题，我就直接给他们指出来。”

谈起职场中的消耗，杨帆对闲聊这个现象很在意：“没事大家坐着闲聊，聊生活、聊食物、聊八卦就是不聊工作，一聊起中午去哪吃就特别热烈。所以我的做法是培养一种氛围，让这些人主动地去组织、分享、召集大家，比如要他们在做一个新项目前先征集大家的想法。因为个人的思维是有限的，如果懂得征求他人意见，这样就把闲聊时间收集起来了。很多人效率慢的真正原因，是没有注意到自己平常这些细小的事情。”

当天同时出席书友会的Teambition华北销售总监曹阳把“加班狗”的个人困境归结为“两大痛”：第一痛是工作事项太琐碎，“有压力无法放松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承担了太多工作，而是大脑中要做却没做的事情越来越多”；第二痛是信息碎片化，表现在需要不停切换平台，私人空间被侵入、工作节奏被打乱。对此，曹阳认为建立任务清单是清空大脑的一剂药方，并且按紧急程度、重要性将任务分类，及时总结任务完成效果；而一个统一的信息平台，是解决信息碎片化的有效途径。

针对“加班狗”的团队困境，曹阳则归结为“三大痛”：第一痛是目标不明确、职责不清晰，“管理层不知道公司整体进展，基层不知道公司方向和上下游进展”；第二痛是沟通低效，部门孤岛，“无休止地开会、信息不流通、不透明、不信任，这就是内耗”；第三痛是团队缺乏主动性、创造性，贡献不清晰、办公室政治、获取资源难、传递链太长等，都可能导致员工自我感觉只是一颗“螺丝钉”。

“大公司都是这样，把人变成一只蝼蚁。你先是一只小蝼蚁，然后变成一只中蝼蚁，接着是大蝼蚁。”

被职场之累侵袭的还有职场作家。

刚刚出了新书《火不是我点的》的于一爽对记者说：“我虽然在互联网界工作，但我特别反对互联网。我负责的搜狐文化时尚中心，有文化、社会、艺术、时尚几个大的频道，涉及内容输出、流量输出以及销售。我每天都在忙内容业务，而且要发微信公众号，我比较不能接受文章底下的阅读量，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变成数字，它让我特别容易紧张。其实真正花在做内容上的时间并不多，大部分都花在公司那些七七八八的事情上，比如沟通——沟通无效，然后再次沟通，再次沟通无效。”

“我觉得大公司都是这样，把人变成一只蝼蚁。你先是一只小蝼蚁，然后变成一只中蝼蚁，接着是大蝼蚁。本质上，它利用你，给你糖吃，所以我也很警惕这些东西。”于一爽说。

同样是职场作家的巫昂2003年9月从《三联生活周刊》辞职。“离开的原因首先是我不想做杂志的主编，我对这个职业没有任何喜好，也不喜欢领固定薪水；获得自由最快乐，无上限是我期待的未来。”诗人和虚构小说家的身份是巫昂最认同的，在自己开的手工作坊里，她获得了宁静和快乐，“我永远都不会想做文化部、教育部的部长，这取决于个人对价值的认定，我可能想让自己的灵魂在空中，看看人类忙些什么——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对于很落地、很坐实的事，反倒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数不清的会议、日复一日的加班、繁琐非人性化的流程、不良的人际关系、职场潜规则……亚健康的职场环境催生了一个又一个“骆驼祥子”。他们怀揣梦想，他们努力疲惫，他们伤痕累累，他们像西西弗斯一样在无望中坚持。

当每个身陷职场的人都在喊“累”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思考：是什么导致了我们身心俱空？比起表面上看似庞大的工作量，其实太多不必要的消耗才是累垮我们的根本原因——“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

而一个健康的职场环境，应如马克思所说：“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