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出版史上鲜有比珀金斯更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不仅发现了托马斯·沃尔夫，也是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多位20世纪美国最重要作家的伯乐。《天才捕手》的上映让珀金斯的名字为更多人所知。其实，影片截取自传记作家、普利策奖得主A.司格特·伯格的著名传记《天才的编辑：麦克斯·珀金斯传》，书中讲述了更多珀金斯与他同时代作家的故事。

电影对珀金斯与菲茨杰拉德以及海明威的交往着墨不多，但在《天才的编辑》一书中却有大量描述，中文版译者彭伦尤其喜欢书中珀金斯与菲茨杰拉德的交往故事。

珀金斯能够促成菲茨杰拉德这个“迷惘一代”代表作家的小说，在保守的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出版，已是奇迹。

自1918年春，斯克里伯纳不止一次拒绝了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只有珀金斯不断鼓励这位年轻作者并提出修改建议。1919年9月，菲茨杰拉德的新作《人间天堂》放到了珀金斯的书桌上，珀金斯再次为出版菲茨杰拉德作品进行“战斗”。在讨论会上，当总编辑提出“这本书非常轻浮”，珀金斯直言：“如果我们拒绝菲茨杰拉德这样的作者，我将对出版失去任何兴趣。”

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当家人查尔斯·斯克里伯纳二世，人称老CS，在深思熟虑后，最终决定冒险出版《人间天堂》。事实证明，珀金斯颇具眼光，该书出版后不仅引起文学评论界广泛关注，销量也势如破竹。

珀金斯并不是一个只改错别字和病句的编辑，或者说，从改错别字的角度评价，他甚至有点不太称职。《人间天堂》出版不久，哈佛大学一位学者给出版社寄来一封信，表示书中有一百多处文字错误。珀金斯更擅长全方位地帮助作者。他会帮他们确定作品的结构、给书起标题、构思情节……如果没有他，《了不起的盖茨比》也许会叫《西卵的特里马洛》或《在灰烬堆与百万富翁之中》。

即便做了这么多，珀金斯始终有一个理念：书属于作者。他对菲茨杰拉德的一席话曾被反复引用：“不要一味听从我的判断。假如我的判断真的让你在关键之处听从了我，我会感到羞耻，因为一个作家，无论如何，必须说出自己的声音。”

从菲茨杰拉德开始，珀金斯形成了给每个作者寄书的习惯。他会在他们懈怠的时候送去一本特意挑选的书，“完全贴合你的口味、性情，但又有足够的兴奋点启发你往新的方向思考”。

菲茨杰拉德作品的成功，鼓舞了珀金斯继续发掘年轻作家，海明威就是其中一个。

因为看好海明威的潜力，珀金斯甚至没有看过书稿就答应出版《太阳照样升起》。而一生都纵情于斗牛、狩猎、捕鱼和战场的海明威在完成此书初稿后，表示自己要去“耍耍斗牛”。珀金斯警告这位新作者：“可别在飞行或者斗牛中送命。”海明威回信说，他可不想让《太阳照常升起》成为遗作。

做海明威的编辑并不轻松。每次拿到海明威书稿，珀金斯都不得不拼命处理其中粗俗的文字。当年为《永别了，武器》中哪些字眼不可出版，珀金斯与老CS进行的博弈，已成出版界一段“佳话”。据说珀金斯走进老CS办公室后说道，在他看来，只有三个词不能出。面对老CS追问是“哪三个”，一向温文尔雅的珀金斯觉得难以启齿。老CS建议，既然说不出口，就写在便笺纸上。随后，这个故事又衍生出多个版本。其中一个是：珀金斯把他认为要删掉的三个词“屎”“操”“尿”，不是写在便笺上，而是随手写在台历上，但他没注意到台历上的题头“今日事”。老CS看到台历上写的这些字，忍不住打趣珀金斯：“如果连这些事情你都需要提醒自己，那你可就麻烦了。”

珀金斯曾这样评价海明威的写作风格：“他在写作开始阶段需要帮助，因为他写的东西像他的生活一样大胆粗莽。”另外，海明威比较容易过度修改，矫枉过正。他曾告诉珀金斯，《永别了，武器》的某些部分他写过五十遍。

让珀金斯更为费心的还是沃尔夫，也就是电影《天才捕手》中的主人公。在彭伦看来，影片中珀金斯与沃尔夫的决裂描述得过于简单仓促，沃尔夫离开父亲一般的“伯乐”珀金斯，原因其实有很多。

沃尔夫的《时间与河流》出版后虽然好评如潮，但也有不同声音。《星期六评论》一篇书评说，这本书能够成功，都是珀金斯的帮助：“它所体现出来的组织能力、批判智慧，并不出自艺术家的内心，也不出自他对作品形式和完美的感受，而是出自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办公室。”这样的说法，让沃尔夫简直暴怒。

此后又发生另一件事。沃尔夫打算写一本以珀金斯以及出版社其他人为原型的新书，这让珀金斯非常紧张，因为他曾在不经意间告诉了沃尔夫很多社里的秘密。比如，一位高层“从来没有什么本事”；另一位名声很好的出版社管理人员，一天夜里被珀金斯撞见和他同样名声很好的女秘书搂在一起。珀金斯担忧沃尔夫会泄露同事隐私。他一度表示：“如果那本书出版，我就辞职。”这个说法传到沃尔夫耳中，他再次暴怒。沃尔夫喜欢用身边人作为小说原型，他因此想质问珀金斯：“出版社那些人就是特殊人种？”

就在两人关系急剧恶化时，一个名叫玛乔丽·多曼的女人成了他们决裂的导火索。多曼是沃尔夫曾经的房东，也是他短篇小说《没有门》中“疯莫德”的原型，沃尔夫在故事中讲了莫德有间歇性精神病。这篇小说先是在杂志上发表，多曼看到后曾找到珀金斯，认为沃尔夫的写作深深伤害了她。但鉴于此后多曼没有任何消息，珀金斯就把《没有门》收入沃尔夫正要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从黎明到死亡》。不成想，小说集出版后，多曼和她的家人起诉了沃尔夫。这场官司让作家非常狂躁，他曾指着珀金斯说：“你把我拖进了一场要价125000美元的诽谤诉讼！”

此后，沃尔夫给珀金斯写了一封信，宣布绝交——这封信长达28页。无论是沃尔夫还是珀金斯都没有想到，两个人再没有机会挽回这令人心痛的分手。沃尔夫在与珀金斯决裂后不久患病离世。沃尔夫落葬时，珀金斯被指定为抬棺人，但他避开人群，独自在树丛中站着，正如他在沃尔夫生前扮演的角色——一个站在作家身后的编辑。

珀金斯理解的编辑，如同站在大将军肩头的小矮人，“指导将军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无人察觉这一点” 。

珀金斯一生发现的作家远不只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沃尔夫。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美国文学界天才辈出的年代。然而，如果没有珀金斯慧眼识天才，人们几乎没可能看到这些伟大作家的杰作。但珀金斯也错失或得罪过一些作者，比如他至少有两次将威廉·福克纳收罗帐下的机会，最终放弃的理由却是怕海明威妒忌。

不是所有人都有珀金斯这样的顾虑，美国兰登书屋创始人贝内特·瑟夫就曾极力争取出版福克纳的作品。在贝内特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中记述了这样的故事：每当福克纳带着书稿来找贝内特，后者询问他对书的装帧设计和广告推广有什么想法，福克纳便说——“那是你的事。”因为在福克纳看来，作家只负责写好作品。1936年兰登书屋第一次出版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此后福克纳每次到纽约就把兰登书屋当作落脚点。他会径直走进办公室，脱掉外衣，抽着烟斗，看平装本推理小说。每有年轻作家来时，贝内特就会问：“你想见见威廉·福克纳吗？”

在彭伦眼里，同样优秀的出版人还有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创始人加斯东·伽利玛，20世纪法国作家多如繁星，风格和思想各异，却几乎都曾出现在伽利玛的书目上。读书人都知道伽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库”，却很难想象伽利玛出过大量快餐式畅销书，因为只有靠畅销书的钱，它才可能“笃悠悠地培养作者”。

至于英国著名出版人麦奇勒的故事，则体现了从事出版业，运气和眼光同样重要。据说麦奇勒一口气签下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五本书的版权，前四本在英国销量惨淡，马尔克斯不停地给麦奇勒写信：“别担心，我的下一本书一定会创造历史，它会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他的第五本书，是《百年孤独》。

在珀金斯们看来，出版不只是生意，更是为更好的文学作品服务的事业——通过寻找、发现、开发，把文学价值变成商业价值。珀金斯们的成就似乎已难复制。所谓“天才的编辑”，其实也是个人与时代的相互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