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冰，山东烟台人，主持人，歌手，作家，著有《他们最幸福》、《乖，摸摸头》。2015年8月8日，如果你在北京，可能会观赏到一场名为“民谣在路上——大冰和他的朋友们”的演唱会。这场由“十三月”主办的演唱会经由“开始众筹”平台发起推出，10天时间即筹到超过100万元；以“大冰和他的朋友们”为原型的音乐纪录片在网上播出，获得了近千万的点击量。一时间，大冰和他的朋友们被看作坚持文艺到死的代表。

“大冰的小屋”是丽江最后一间火塘酒吧。

“‘非典’之前，我一定是个文艺青年。那时候年轻，欢喜心大于执行力。”大冰在书里写道。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视为他划分文艺青年的一条线。现在，不承认自己是文艺青年的大冰更看重的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你的善意掏出来一点，转换成社会势能。艺术没有很强的时空概念，但艺术家会老——在老之前，你帮他圆个梦又能怎样呢？”大冰喜欢那些有情怀的事以及梦想成真的时刻，这就是他北上开演唱会的原因。就像他最中意的“帮助人完成梦想”的主持作品《惊喜惊喜》，这档节目没有广告，只存活了半年，大冰却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些主持生涯上的抱负。

大冰有个名叫“大冰的小屋”的酒吧，那是丽江最后一间火塘酒吧。“因为火塘不挣钱。我们想给丽江留个种子。”大冰解释道，“火塘有火塘的规矩，来了以后，只能喝酒听歌，不准玩骰子，不准艳遇，不准在歌手唱歌的时候接打电话大声喧哗。在别的酒吧会有人撵你，但在这里，一瓶酒可以坐一天，没问题。”

这些延续自“浮游吧”（大冰在拉萨开过的酒吧）的规矩，注定了小屋赚钱不易。“赔过，但现在基本能维持。”在他看来，小屋的意义并不在于挣钱，而在于给一大批流浪歌手提供平台。“如果能因为火塘存在，让这些流浪歌手在创作的黄金时期不用担心衣食住行，那是在精神层面让我很满足的一件事情。”

从更现实的技术角度看，小屋也是块歌手的试金石。随着“大冰的小屋”名气渐长，有些歌手慕名而来，听过小屋现有的演出后，便不再提及在此演出的事。“这么多年，在全丽江，我们是唯一一家不用麦克风的酒吧。是好是坏全靠歌手的真嗓子，所谓‘不插电’是不用效果器，而我们是没有电。”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有听者被歌手唱哭——这也是大冰对这场演唱会信心十足的底气。“说句很矫情的话，这件事干得很开心，有种很升华的感觉——这是咱山东小孩该干的事儿。”

很难界定大冰的身份，他不喜欢单一的标签：那是“基础文明匮乏，逻辑思考能力差”的社会产物。“很多人愿意接受更好理解的‘二元论’：好，你是文艺青年，他是一个市侩！两个一对立，就方便认知了——其实这样不过是一个失衡的人群打量另外一个失衡的人群。”

“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荡天涯”，这是大冰最近念叨的一句话，用来形容将“出世”与“入世”平衡得很好的朋友。而这话，原本是他的朋友、背包客小鹏形容他的。

大冰对抗标签的做法是，干脆主动给自己贴了花样繁多的标签：野生作家、某家卫视首席主持人、画师、老背包客、不敬业的酒吧掌柜、资深西藏拉飘、资深丽江混混……“平行世界，多元生活”是他理想中生活的模样。

大军是丽江最好的流浪歌手。

大军，仫佬族人，留着胡子，看上去像梁家辉。不同的是，他年近四十，未穿过西装，最贵的衣服是一件颜色诡异、材质可疑的皮夹克，硬得像盔甲，脱下来可以立在地上。

本名“安军”的大军一点也不安定。颠沛流离十几年，一路卖唱，从广西到大理，又从大理到丽江。用七八年时间攒了16万块钱，拿去做了一张专辑。后来，他在丽江驻扎，晚上11点多还在街头卖唱，旁边摆着那张包装精美、花全部家当制作出来的专辑。

有个女大学生来丽江玩，爱上大军，迅速放弃学业和城里的生活。2011年，他们有了宝宝，此后，变成一家三口坐在街头。大军唱自己的歌，挣每天的饭钱，如果这一天收入多出150块，大军就会给爱人买一条花裙子。

大冰曾和大军一起卖唱。大军弹琴，大冰和另一位朋友大松打鼓，大家轮流担任主唱。晚上大军抢着买菜或埋单，一边叮嘱大冰多吃点，一边给他夹菜。大军不知道，大冰有存款、信用卡和一份在省级卫视做主持的工作。

回想起这些，大冰不吝惜用“最”来形容大军：丽江流浪歌手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最有资格享受《流浪歌手的情人》这首歌的人。大冰坦承，大军是他看不懂的人：“按理说，经过很多社会挤压的人，他们获得的机会和资源配置全是最少的：在少数民族山寨长大，没读过书，讨薪不成被打……这样的人，更容易呈现心灵扭曲的状态。”但大军没有。

在大冰的记述中，吃饱饭的大军唱歌无比动听，会唱《红河谷》、《浪子心声》以及原创歌：“姑娘和小伙子相依偎倚/你们的旅途快不快乐/如果他是真心喜欢你/那你要好好把他来把握/我多么希望和你们一样/带着爱人四处去流浪/假如她是真心喜欢我/那我要好好把她来把握……”

在北京的演出，除了大军和大冰，其他演出者包括但不仅限于这些人——

曾在金三角修地牢、在缅甸雨林自学吉他的阿明；靠一把吉他重建过一所希望小学的王继阳；靠一把吉他战胜过人贩子，感化过小偷的诗人老谢；香港大学建筑研究生、边写歌唱歌边盖五星级酒店的张晏铭；菜刀曾是一名退伍兵，歌里充满肾上腺素的味道；路平放弃了公务员生活，北漂组过乐队，乐队合了又散，散了又合，来到丽江开了间低调的酒吧；靳松是个很“木”的人，他写过一首歌送给路平：“小路背起一把吉他，踏上一条离家的路……苦乐自知有多少，处处是江湖……”

他们人生轨迹各不相同，共同点是：都曾是流浪歌手，驻足于同一个地方——大冰的小屋。

现在很多所谓“文艺青年”，不过是“文艺表演青年”。

“文艺青年”这个标签，大冰并不认同，又很难躲掉。“天地良心，我真不是个文艺青年，只是做了一些事情——没办法，我上大学学的就是艺术，我的起点就是艺术。我再把话说明白点，我觉得现在没几个文艺青年。现在很多所谓‘文艺青年’，不过是‘文艺表演青年’，表演出很热爱文艺的状态，以此获得心灵上的满足感。”大冰并不认同这种表演式的文艺面目，就像他不认同“说走就走的旅行”，认为那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世界那么大，你看完了能干什么？”
“我提倡的态度并不是乌托邦。”大冰说，“你得有所作为。”

他画画，这恐怕是他最早和文艺发生关联的手段。他从小跟烟台一家美院的老师学画，高考时带着画架参加各大艺术院校的考试，一路从广州考到大连，带的1200块花完，就在上海外滩的地下通道给人画肖像。

他弹琴、创作以及歌唱，卖唱一路足以维持旅行支出，并聚拢来一批志同道合的民谣歌手朋友。你能在他们的歌里窥到些相似的意象：大海、转山、养马、狗，各种鼓和带弦的琴，以及来来去去又相忘于江湖的缘分。

除了吟唱，对大冰来说，这些缘分还留下了故事和记忆。于是他写作，在一辆咣当咣当的绿皮火车上，按人名顺序塞着耳机边听边写，不知不觉将老友们的名字写满了七八页纸，个个都像饱满的葡萄，随手圈出几颗，人物样本连同各自的故事，就够写成一本书。《他们最幸福》和《乖，摸摸头》，以及即将问世的《阿弥陀佛么么哒》，不过是冰山一角。经由大冰的记述，那些陌生的人和故事便浮现眼前，你觉得，和那些陌生人有缘。

比起“文艺青年”，大冰更认同自己为“文氓”。氓，民也。拂掉那些纱罩，大冰想和你说的这些故事，关乎人间烟火。大冰说起一位歌手朋友，比演唱更打动大冰的，是这位歌手来丽江时，带着他的奶奶。

大冰珍藏着一句话，来自他称为“侠”的土家野夫：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当下时代，民间还在传承着一些珍贵的江湖道统。无论演唱、演讲或写作，大冰在用不同的手段构筑着一个隐形的江湖。

然而，我们需要这些陌生人的故事吗？大冰说，一个健全文明的时代，应当是多元价值观并行；而一个人格健全、心智健全的自然人，触摸世界的方式也应当是多元的。

“我希望自己做个媒介，让一些人接触到另一些不一样的人。”大冰说，“你这么年轻，你有权利来了解一下，这世界上有人过着不一样的生活——这是我们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