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冰,山东烟台人,主持人,歌手,作家,著有《他们最幸福》、《乖,摸摸头》。2015年8月8日,如果你在北京,可能会观赏到一场名为“民谣在路上——大冰和他的朋友们”的演唱会。这场由“十三月”主办的演唱会经由“开始众筹”平台发起推出,10天时间即筹到超过100万元;以“大冰和他的朋友们”为原型的音乐纪录片在网上播出,获得了近千万的点击量。一时间,大冰和他的朋友们被看作坚持文艺到死的代表。
“大冰的小屋”是丽江最后一间火塘酒吧。
“‘非典’之前,我一定是个文艺青年。那时候年轻,欢喜心大于执行力。”大冰在书里写道。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视为他划分文艺青年的一条线。现在,不承认自己是文艺青年的大冰更看重的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你的善意掏出来一点,转换成社会势能。艺术没有很强的时空概念,但艺术家会老——在老之前,你帮他圆个梦又能怎样呢?”大冰喜欢那些有情怀的事以及梦想成真的时刻,这就是他北上开演唱会的原因。就像他最中意的“帮助人完成梦想”的主持作品《惊喜惊喜》,这档节目没有广告,只存活了半年,大冰却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些主持生涯上的抱负。
大冰有个名叫“大冰的小屋”的酒吧,那是丽江最后一间火塘酒吧。“因为火塘不挣钱。我们想给丽江留个种子。”大冰解释道,“火塘有火塘的规矩,来了以后,只能喝酒听歌,不准玩骰子,不准艳遇,不准在歌手唱歌的时候接打电话大声喧哗。在别的酒吧会有人撵你,但在这里,一瓶酒可以坐一天,没问题。”
这些延续自“浮游吧”(大冰在拉萨开过的酒吧)的规矩,注定了小屋赚钱不易。“赔过,但现在基本能维持。”在他看来,小屋的意义并不在于挣钱,而在于给一大批流浪歌手提供平台。“如果能因为火塘存在,让这些流浪歌手在创作的黄金时期不用担心衣食住行,那是在精神层面让我很满足的一件事情。”
从更现实的技术角度看,小屋也是块歌手的试金石。随着“大冰的小屋”名气渐长,有些歌手慕名而来,听过小屋现有的演出后,便不再提及在此演出的事。“这么多年,在全丽江,我们是唯一一家不用麦克风的酒吧。是好是坏全靠歌手的真嗓子,所谓‘不插电’是不用效果器,而我们是没有电。”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有听者被歌手唱哭——这也是大冰对这场演唱会信心十足的底气。“说句很矫情的话,这件事干得很开心,有种很升华的感觉——这是咱山东小孩该干的事儿。”
很难界定大冰的身份,他不喜欢单一的标签:那是“基础文明匮乏,逻辑思考能力差”的社会产物。“很多人愿意接受更好理解的‘二元论’:好,你是文艺青年,他是一个市侩!两个一对立,就方便认知了——其实这样不过是一个失衡的人群打量另外一个失衡的人群。”
“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荡天涯”,这是大冰最近念叨的一句话,用来形容将“出世”与“入世”平衡得很好的朋友。而这话,原本是他的朋友、背包客小鹏形容他的。
大冰对抗标签的做法是,干脆主动给自己贴了花样繁多的标签:野生作家、某家卫视首席主持人、画师、老背包客、不敬业的酒吧掌柜、资深西藏拉飘、资深丽江混混……“平行世界,多元生活”是他理想中生活的模样。
大军是丽江最好的流浪歌手。
大军,仫佬族人,留着胡子,看上去像梁家辉。不同的是,他年近四十,未穿过西装,最贵的衣服是一件颜色诡异、材质可疑的皮夹克,硬得像盔甲,脱下来可以立在地上。
本名“安军”的大军一点也不安定。颠沛流离十几年,一路卖唱,从广西到大理,又从大理到丽江。用七八年时间攒了16万块钱,拿去做了一张专辑。后来,他在丽江驻扎,晚上11点多还在街头卖唱,旁边摆着那张包装精美、花全部家当制作出来的专辑。
有个女大学生来丽江玩,爱上大军,迅速放弃学业和城里的生活。2011年,他们有了宝宝,此后,变成一家三口坐在街头。大军唱自己的歌,挣每天的饭钱,如果这一天收入多出150块,大军就会给爱人买一条花裙子。
大冰曾和大军一起卖唱。大军弹琴,大冰和另一位朋友大松打鼓,大家轮流担任主唱。晚上大军抢着买菜或埋单,一边叮嘱大冰多吃点,一边给他夹菜。大军不知道,大冰有存款、信用卡和一份在省级卫视做主持的工作。
回想起这些,大冰不吝惜用“最”来形容大军:丽江流浪歌手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最有资格享受《流浪歌手的情人》这首歌的人。大冰坦承,大军是他看不懂的人:“按理说,经过很多社会挤压的人,他们获得的机会和资源配置全是最少的:在少数民族山寨长大,没读过书,讨薪不成被打……这样的人,更容易呈现心灵扭曲的状态。”但大军没有。
在大冰的记述中,吃饱饭的大军唱歌无比动听,会唱《红河谷》、《浪子心声》以及原创歌:“姑娘和小伙子相依偎倚/你们的旅途快不快乐/如果他是真心喜欢你/那你要好好把他来把握/我多么希望和你们一样/带着爱人四处去流浪/假如她是真心喜欢我/那我要好好把她来把握……”
在北京的演出,除了大军和大冰,其他演出者包括但不仅限于这些人——
曾在金三角修地牢、在缅甸雨林自学吉他的阿明;靠一把吉他重建过一所希望小学的王继阳;靠一把吉他战胜过人贩子,感化过小偷的诗人老谢;香港大学建筑研究生、边写歌唱歌边盖五星级酒店的张晏铭;菜刀曾是一名退伍兵,歌里充满肾上腺素的味道;路平放弃了公务员生活,北漂组过乐队,乐队合了又散,散了又合,来到丽江开了间低调的酒吧;靳松是个很“木”的人,他写过一首歌送给路平:“小路背起一把吉他,踏上一条离家的路……苦乐自知有多少,处处是江湖……”
他们人生轨迹各不相同,共同点是:都曾是流浪歌手,驻足于同一个地方——大冰的小屋。
现在很多所谓“文艺青年”,不过是“文艺表演青年”。
“文艺青年”这个标签,大冰并不认同,又很难躲掉。“天地良心,我真不是个文艺青年,只是做了一些事情——没办法,我上大学学的就是艺术,我的起点就是艺术。我再把话说明白点,我觉得现在没几个文艺青年。现在很多所谓‘文艺青年’,不过是‘文艺表演青年’,表演出很热爱文艺的状态,以此获得心灵上的满足感。”大冰并不认同这种表演式的文艺面目,就像他不认同“说走就走的旅行”,认为那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世界那么大,你看完了能干什么?”
“我提倡的态度并不是乌托邦。”大冰说,“你得有所作为。”
他画画,这恐怕是他最早和文艺发生关联的手段。他从小跟烟台一家美院的老师学画,高考时带着画架参加各大艺术院校的考试,一路从广州考到大连,带的1200块花完,就在上海外滩的地下通道给人画肖像。
他弹琴、创作以及歌唱,卖唱一路足以维持旅行支出,并聚拢来一批志同道合的民谣歌手朋友。你能在他们的歌里窥到些相似的意象:大海、转山、养马、狗,各种鼓和带弦的琴,以及来来去去又相忘于江湖的缘分。
除了吟唱,对大冰来说,这些缘分还留下了故事和记忆。于是他写作,在一辆咣当咣当的绿皮火车上,按人名顺序塞着耳机边听边写,不知不觉将老友们的名字写满了七八页纸,个个都像饱满的葡萄,随手圈出几颗,人物样本连同各自的故事,就够写成一本书。《他们最幸福》和《乖,摸摸头》,以及即将问世的《阿弥陀佛么么哒》,不过是冰山一角。经由大冰的记述,那些陌生的人和故事便浮现眼前,你觉得,和那些陌生人有缘。
比起“文艺青年”,大冰更认同自己为“文氓”。氓,民也。拂掉那些纱罩,大冰想和你说的这些故事,关乎人间烟火。大冰说起一位歌手朋友,比演唱更打动大冰的,是这位歌手来丽江时,带着他的奶奶。
大冰珍藏着一句话,来自他称为“侠”的土家野夫: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当下时代,民间还在传承着一些珍贵的江湖道统。无论演唱、演讲或写作,大冰在用不同的手段构筑着一个隐形的江湖。
然而,我们需要这些陌生人的故事吗?大冰说,一个健全文明的时代,应当是多元价值观并行;而一个人格健全、心智健全的自然人,触摸世界的方式也应当是多元的。
“我希望自己做个媒介,让一些人接触到另一些不一样的人。”大冰说,“你这么年轻,你有权利来了解一下,这世界上有人过着不一样的生活——这是我们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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