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首堵？

如果历史给67年前的“梁陈方案”一个机会，北京是否不会像现在这样被拥堵压得喘不过气？

1950年，清华大学建筑系两位教授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建议在古城西侧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为中央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须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这个区域离天安门大约6公里。

2012年，北京提出“通州战略”，要把通州打造成功能完备的城市副中心。通州距离天安门20余公里。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河北省保定市境内设立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雄安新区距离天安门150公里。

“梁陈方案”在后来被否决，梁思成对反对者说：“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梁陈方案”破天荒地为新中国的建筑形体下了定义：“中国建筑的特征，在结构方面是先立构架，然后砌墙安装门窗；屋顶曲坡也是梁架构所产生。这种结构方法给予设计人以极大的自由，所以由松花江到海南岛，由新疆到东海岸辽阔的地区，极端不同的气候条件之下，都可以按实际需要配置墙壁门窗，适应环境，无往而不适用。这是中国结构法的最大优点……我们可以创造新的、时代的、民族的形式，而不是盲目地做‘宫殿式’或‘外国式’的形式主义建筑……自1928年起，中国营造学社就开始调查、研究全国各地区、各时期的建筑历史、型类、结构、雕饰等方面，搜集资料有照片13000余张，实测图300余种。”

中国营造学社是梁思成在“梁陈方案”里提到的一个学术团体，更是一个对未来中国建筑举重若轻的学术组织。

1927年，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同时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学院，随后他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中国艺术史，但他很快发现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建筑的研究难以令人满意，所以仅仅三个月后便离开了哈佛。1928年夏天他回到中国，创办并主持东北大学建筑系。1931年，他和林徽因搬回北京，一起加入了才成立两年的中国建筑研究机构——中国营造学社。

中国营造学社以天安门内旧朝房为办公地点，设法式、文献二组，分别由梁思成和刘敦桢主持，分头研究古建筑形制和史料，并开展大规模的中国古建筑田野调查工作。

1932年3月，梁思成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建筑学术论文——《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与此同时，他开始了对中国古建筑遗构的实地调查，并在同年6月发表他的第一篇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该报告是现代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讨论梁思成的建筑历史方法论，我们绝不能忽视林徽因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梁思成发表《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一文的同时，林徽因也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这篇文章所包含的重要思想后来贯穿于她和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1932年至1937年间，学社成员以对待现代建筑学的严谨态度，对当时的中国古建筑进行了勘探和调查，并搜集到大量至今仍有极高学术价值的数据。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营造学社被迫南迁，辗转经过武汉、长沙、昆明，最终落脚在四川宜宾的李庄。

抗日战争胜利后，营造学社迁回北京。但经历了战争的蹂躏，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营造学社资金日渐紧张，学社的创办人朱启钤也已经家资散尽，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社只能在朱启钤私宅办公，影响也日渐式微，并最终在1946年解散。

营造学社虽然在1946年以后无以为继，但它留下的学术资源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建筑设计和建筑史的书写。

梁思成和林徽因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们关于中国建筑史的写作与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政治密切相关。他们的工作除了实证性地记录和整理中国建筑遗产，还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目的性。

他们阐明了以官式建筑为代表的中国建筑的结构原理和由此产生的形式特征，为中国风格新建筑的创造确立了中国古典的规范。

另一方面，他们依据19世纪以来在西方建筑评论中占主导地位的结构理性主义标准评价中国建筑，将它提高到与西方古典建筑和哥特建筑相当的地位，从而反驳了西方学者和中国一般公众对它的贬斥态度，并赋予它在现代建筑的条件下存在的意义。

（摘编自《梁思成文集》《梁思成“建筑可译论”之前的中国实践》及《梁思成、林徽因中国建筑史写作表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