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是卓越的政治作家。追溯起来，以政治哲学见长的施特劳斯学派其第二代掌门人阿兰·布鲁姆的处女作就是《莎士比亚的政治》。布鲁姆说：“不理解道德现象的政治科学是粗鄙的，而不为正义之情所激发的艺术是琐屑的。”莎士比亚之伟大，在于他既不粗鄙也不琐屑，他写出了人类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人性的幽微与政治的晦暗。人们希望政治是清明正义的，而现实中的政治却往往是既粗鄙又琐屑的。道德、激情、正义与权力，像马车的四轮，本该载着人类通往最好的政体、达成永久和平，实际上却是颠簸踬踣，如盲人瞎马夜半临池，一切岌岌可危。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当今普遍患有政治冷漠症的当代人恐怕难以理解，在古典意义上，所谓“城邦之外非神即兽”，政治生活是英雄们演绎最广阔、最深沉、最高贵的激情与美德的舞台，光荣与梦想在其中，牺牲与成就也在其中。

在莎翁笔下，即便人迹罕至的小岛（《暴风雨》）也难逃政治的牵扯，即便仙乐飘飘的夏夜（《仲夏夜之梦》）亦不乏对政治的考量，政治无处不在，更不用提国王的宫殿、贵族的堡垒、战争迫近之际与政权的风雨飘摇之时。在几乎所有的戏剧中，莎士比亚都精心设置了政治背景，举凡君主制与共和制、暴君与明主、战争与和平、基督徒与异教徒、城邦与雇佣军，还有两性间的争战、继承权的风波、僭主的穷途、英雄的末路、民变的威胁、权力的一应复杂纠葛，无不囊括笔下。正因为莎士比亚作品是“如此壮观的政治盛典”，所以政治学系的教授们说：“我们尊重文学系同事的能力，也明白他们的学术成就的贡献。但我们主张，在现代大学中莎士比亚不应该被任何一个学科独占。”

在20世纪的政治哲学界，施特劳斯学派的影响无远弗届，也因此，布鲁姆等人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政治哲学解读流传甚广。虽然“索隐”派学者们认定，所有政治问题都是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条件的产物，而且莎士比亚的作品可以视为他与时代的潜对话，必然被具体事件、具体人物、具体情境激发，也必然对具体问题有具体关切。例如《哈姆雷特》中的王位继承问题，是伊丽莎白一世王位继承权问题的投影，哈姆雷特身上有埃塞克斯伯爵的影子，舞台上的形象与台词，可以使舞台下观众有所会心。

而施特劳斯学派认为，莎士比亚超越了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也不仅仅是从英国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中产生思考，他的写作并无教化英国公民的意图，他甚至视君主制为最好的政体，但他对政治复杂性的认识之深刻，足以成为经典、嘉惠后学。

正像伟大的作品通常是含混的作品，没有任何一个舞台人物可以充当莎士比亚本人政治观的代言人，也没有任何一个睿智金句可以涵盖莎士比亚的全部政治见解。简单地说，莎士比亚没有政治学说，他对政治哲学的思考无不隐含在笔底人物的言行之中、戏剧冲突的关键时刻。也正是在这里，人们发现了莎士比亚的“潜对话”人物：极富争议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

在早期历史剧《亨利六世》下篇中，剧中人说：“我善变颜色，比变色龙还要胜几分，我善变形，普罗透斯比我还略逊一筹，还能叫杀人不眨眼的马基雅维利杀人。”在伊丽莎白时代，斯宾塞、锡德尼、雷利等人都曾读过马基雅维利的原著，身在南安普顿关系圈里的莎士比亚了解马基雅维利并不稀奇。

马基雅维利将“政治科学”的权谋本质公开揭示，挑战伊丽莎白时代人们对人性、道德和秩序的宗教化理解，令人既爱又怕。英国学者蒂利亚德指出，处于伊丽莎白时代的马基雅维利就像处于维多利亚后期的王尔德，敢言，睿智，非道德。正因为马基雅维利的“危险的迷人性”，莎士比亚笔下不断出现马基雅维利式人物，比如亨利四世——一个摇摆不定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的儿子哈利，即后来的亨利五世，则可以算作彻底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亨利四世僭越王位，面临贵族的叛乱，虽然最后获胜，但是内心尚有对宗教的敬意和忌惮。他教诲儿子国内政治的诀窍：“所以，我的哈尔，你的政策应该是多多利用对外战争，使那些心性轻浮的人有向外活动的机会，不至于在国内为非作乱，旧日不快的回忆也可以因之消散。”不过王子哈尔显然比父亲更富于政治权谋，原是一个挥霍无度的浪子，能与平民相处融洽，甫一上位，转眼抛弃福斯塔夫之流的狐朋狗友，杀伐决断，并长于操纵舆论、扮演马基雅维利式的“表象君主”（prince of appearance）——“看起来应该无比仁慈、忠诚老实、博爱虔诚，因为庸人接受的是事物的表象和结果，这个世界上只有庸人。”“一位君主不必具有上述这些美德，只需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就可以了。而且我敢这样说，如果这位君主真正拥有那些美德，总是遵循它们的标准，那么它们造成的后果将极为有害；如果仅是表面上的遵循，则它们大有裨益……”（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莎士比亚自己并非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在他最有名的巨作《哈姆雷特》中，篡夺了王位的克劳狄斯可谓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哈姆雷特本人并非称职的政治领袖——由于他的延宕和轻率，不仅导致大臣、爱人、母后、朋友之死，也没能保全自己，比“丹麦王子”更重要的是丹麦，而王子之死，让王国从暴政转向高贵政体的希望成为泡影，不仅如此，哈姆雷特在临终遗言中认可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对于丹麦的非法占有，甚至有卖国之嫌。

但是，莎士比亚作为人文主义者，让哈姆雷特王子身上始终有善的光辉，强调政治的正义性，在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天平上，哈姆雷特可能是一个失败的王子，但是在政治哲学的高度上，王子终于没有使世界全然堕落。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莎士比亚探索了大量问题，比如文化差异：信仰差异使夏洛克和安东尼奥（《威尼斯商人》）势同水火，他们对生命中最要紧之物的理解——爱与钱、正义与律法——针锋相对，绝无达成共识的可能。又比如身份差异：来自异域的奥赛罗与苔丝狄梦娜（《威尼斯商人》）的失败婚姻，说明爱的普适性是个谎言，非本土的事物总会在某种程度上与本土事物发生冲突，最终它们将屈从或者变成暴虐。又比如暴力：暴力总是令人文主义者不安，但是最深刻的政治分歧最终还是要靠战争来解决，善良虔敬的考狄利亚为了搭救父王（《李尔王》），不惜领兵攻击祖国，在他们死后建立的新政权的基础依然是暴力。

也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古罗马共和国时常激发后世政治学家的“乡愁”，莎士比亚却写明了罗马共和国的缺陷：荣誉而非正义是罗马的政治美德，它为罗马共和国提供了政治基础，使得罗马在面临国内危机时总是通过与一个外敌交战来缔造国内和平，但是这种战略不可能在维持政权的同时保持公民美德。

最能寄寓莎士比亚政治理想的可能是一部显得最不政治的喜剧《仲夏夜之梦》。剧中人物皆出自普鲁塔克著名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而在莎士比亚笔下，将军们变成了情人们。该剧以雅典城邦为背景，历史传说中，忒修斯是雅典城邦的创建者，虽然《仲夏夜之梦》并未提到“雅典民主”，但是忒修斯那崇尚自然理性的宫廷，他的大度开明，他以婚姻自愿、两性平等的新政体取代以父权为基础的旧政体，凡此种种，有着莎剧中难得的清明。我们不能奢望莎士比亚是自由民主主义者，莎翁有梦，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