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这首《少年游》说的是宋徽宗赵佶与名妓李师师的千古风流故事。赵佶该叫赵节约,因为定情信物他只带了一只鲜橙。“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大约是寓意与李师师的感情从一而终,“一橙不变”。确实,鲜橙多了,不是皇上,而是饮料推销员了。
然而按贺裳《皱水轩词筌》的说法,这段爱情并不纯洁,属于多角恋,其中一角就是这首词的作者周邦彦。据说周邦彦与李师师正不清不楚,赵佶突然到访,“周清真避道君,匿李师师榻下”,于是赵佶与李师师之间的不清不楚被他知道得清清楚楚,“遂制《少年游》以纪其事”。皇上与民同床,床下后备梯队,实在是绝佳的创作题材。由是自南宋到明清,故事版本越来越多,《青泥莲花记》《本事词》都有记述。
只是此事在情理上说不通。古代确有皇帝微服出行,但所谓“微服”,是秘密出行,而不是孤身出行,安保工作是必需的。在这个前提下,周邦彦根本没有机会钻进床底。而且,宋朝的床与现代的床构造不同。从流传的实物和壁画看,当时的床周围有间柱、栏杆,也有围板,床体有箱形壸门结构和四足形结构。箱形壸门是全封闭的,进不去。《孝经图》《槐荫消夏图》中描绘的四足结构的塌面,离地面极低,空间逼仄,根本藏不下一个人。
此事不可能发生的论据当然不止于此,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此事疑点有三:“清真居士至汴京为太学生,居太学斋舍,安得主李师师家?其谬一也;赋《少年游》与赋《兰陵王》,其间相去四十年,乃并为一谈,其谬二也;大晟府无侍制官,其谬三也。”王先生的反驳,说服力不是很足。罗忼烈则根据《清真居士年谱》得出定论:这三个人不可能有过交集。李小姐红极之时,周先生一天都没在开封待过。“重和元年知真定府,宣和元年徙知顺昌府,宣和二年徙知处州,旋罢官奉祠,客居睦州,值方腊事起,还杭州,又居扬州;宣和三年春,赴提举南京鸿庆宫,旋卒。”
故事虽说子虚乌有,但群众对八卦的热情是抑制不住的。《李师师外传》说,徽宗与李师师之间是有过单线联系的,除了没有第三者周邦彦,情节相差无几。为增加可信度,作者在细节上下了很大功夫,精确到日,说徽宗第一次与李师师见面,“大观三年八月十七日(1109 年9月13日)事也”。笔者查看《徽宗本纪》,这一天赵家出了一起命案:“八月己丑,嗣濮王宗汉薨。”赵宗汉是徽宗的叔祖,徽宗此夜去寻花问柳不太现实。《李师师外传》继续胡编,说次年二月徽宗又去;11年后的宣和四年四月初三日(1122年5月2日),徽宗再去,为避免暴露行踪,“帝始从潜道幸陇西”。然而再查《徽宗本纪》,大观四年二月和宣和四年四月,徽宗忙得焦头烂额,没找李师师,找的是李万机——他确实日理万机。
忙里偷闲有无可能?应该也不可能。李师师正史没有记载,以传世笔记和诗文记载来看,她这个人是存在的。词人张子野曾作《师师令》,晏几道亦有词作《生查子》《一丛花》描写李师师。夏承焘在《张子野年谱》里考证《师师令》创作于熙宁七年(1074),词中描述的李师师是雏妓,以10岁记,她最迟于1064年出生。而徽宗出生于1082年,如果1109年两人相遇,徽宗27岁,李师师45岁——理论上,她这个年龄应该去跳广场舞的。所以罗忼烈在《清真集笺注》说,“道君果赏师师,当是征歌而非选色也”。
一段佳话就此破灭。这个穿凿附会的故事之所以发生,大约是因为两位男主角的道德品质问题。周邦彦是风流的,《宋史》记载他生活放浪,不守礼节,“疏隽少检”。徽宗更加风流,也确实有过微服出行的记载,据《徽宗本纪》:“宣和元年十二月,帝数微行。”《宋史·曹辅传》中说得更加详尽,说徽宗经常微服出行风月场,或者与民同乐,或者与民女同乐。所以遇到跳广场舞的李女士也不是不可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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