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黎世专家来昆明帮助治理滇池污染，日本西桂町点名要和广西桂林“单线发展友谊”；四川的达州市号称“愿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的外国城市缔结友城关系”，贝宁的洛克萨市忙着广发“寻城帖”发展“姊妹城市”。

中国城市很忙，忙着和海外城市交朋友；海外城市也很忙，忙着向中国城市抛来媚眼。这场握手结交友好城市的背后，打的其实是经贸牌、教育牌、科技牌和体育牌。

友好城市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俨然一部以改革开放为背景的城市发展史。

“中国特别喜欢把友谊放在嘴边，尤其热衷这种友好城市的官方行为。不管谁来参观，都会听到各种工作人员不断念叨‘为了我们的友谊’。”东北人的“美国女婿”梅英东（Michael Meyer的中文名）在他的《东北游记》中这样说。

这位美国旅行作家的这番言论其实并不完全正确。友好城市在中国的演变史，堪称一部与国民经济和国力强盛紧密相连的、以改革开放为背景的城市发展史。

1972年，中日邦交正式恢复正常化，日本兵库县神户市时任市长宫崎辰雄访华。他在会晤了周恩来后，建议神户与中国一座城市结成友好城市，为中日邦交驶入正轨的历史篇章标下一个城市互动的注脚。宫崎当时的意思是选天津或者上海。

周恩来听后拍板：“就天津，正好新港在建，中日关系可借此展开一个新篇章。”于是，天津和神户揭开了友好城市在中国的发展序幕，此时距离在欧洲首次兴起的友好城市结对行动，已经过去近三十年。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不仅推动市场经济全面在中国铺开，也助推友好城市迅猛发展。有数据统计，1973年全国只有两座城市与海外建立友好关系，到了20年后的1993年，达到了509座。更惊人的是1994年，当年国内城市与国外互结的友好城市就有90对，这个纪录直到2007年才被超越。

就是在2007年，李利国被调往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简称“友城联”）任秘书长，他此前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简称“对外友协”）的文化交流部工作。用他的话说，友好城市在中国的舶来史，就是一部关于改革开放的发展史。

“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省份率先富起来，与外界在经贸和科技方面的往来也更加频繁。我记得还是90年代末时，广东惠州就与美国合作了一个两个亿的项目，当时民间已经存在友好往来了。”

李利国至今还记得，对外友协在90年代末会在非洲各国组织一些展览活动，以此促进中非城市的多领域交流。在一次展出蜡染、丝绸、竹编的展览行将收官之际，非洲某国领导人派随从私下找到对外友协的活动组织者，提了一个古怪的要求：“我们总统惊叹中国的文化，也有意与中国城市结盟。不过总统有个要求，他想要一双回力牌运动鞋，不知贵国可否满足这个心愿？”

李利国说，这要求虽有玩笑意味，却为中国发展友好城市赋予了标杆性意义。在今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日渐强大的国家实力，让无数国家和城市都如这个非洲国家一样，在中国城市面前既刻意保持风度，又难掩合作和互利的渴望。

发展友好城市是文化交融，是各取所需，也是政治任务。

千禧年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全球自由贸易的潮流席卷，中国的城市在海外俨然成了“香饽饽”。

以非洲为例，近些年在非洲办厂和援非的中国企业极多，这让非洲很多国家迫切希望与中国城市结好。“如果放开非洲城市提出的友好城市申请的审批，那友城的数字将会有几何倍数的增长。”李利国说。

其实不光是非洲。2000—2007年间，中美、中南非、中韩互结友好城市的势头迅猛，猛到友城协会美大部和亚非部办公室案头上的申报卷宗常年摞满一桌。“当时是每年都有三四十对，但外交部希望遏制一下过快的发展势头，一年只能批十对左右，所以申报材料总会堆积在案。”李利国回忆说。

虽然友城结对的氛围被炒得火热，但与中国城市结好的外国友城却“动机不一”。

有的友城，是官方互动和民间交流的化身。瑞士漫画家格内姆（Matthias Gnehm）2015年去昆明旅游时，发现这座中国春城与瑞士苏黎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苏黎世的专家参与过昆明的城市规划项目，昆明也在苏黎世湖畔留下了一个中国花园，花园边的草地至今都被苏黎世人称为中国草地（China Wiese）；1982年，两座城市结成友好城市，苏黎世在此后的30多年共为昆苏合作项目投入约1400万瑞士法郎；很多当年从苏黎世过来援助昆明建设的建筑家和规划师都在昆明找到了“另一半”。他此后还专门出了本漫画书，把昆明称作“一座被复制的城市”。

“友好城市不过是相互做生意和发生贸易往来的一种好听点的说法。”梅英东在《东北游记》中这样写道。

如梅英东所言，更多结成对子的友好城市，走的其实是“友城合作，贸易先行”的常规路径。山东威海市与意大利比拉市于1993年建立友好关系。据威海市对外友协副会长于国春介绍，比拉市是一座以纺织业为主的城市，起初希望在纺织业、渔业等方面与威海建立起牢固的贸易网。最开始，两市还互派访问团调研参观，但这种频繁的交往维持时间并不长，这张原本亟待编织的贸易网也没撒多大，就草草地收网了。

有的希望“蹭”中国热门城市的光。2004年前后，李利国出差前往日本调研考察。在山梨县西桂町参观时，当地政府向他提出请求：“希望与中国的桂林结成友好城市。”

在翻阅西桂町的概要资料后，李利国犯了难：一个人口只有2万、行政级别与中国“镇”平级的小地方，竟然希望和中国一座500万人口的大城市结好，从运作审批的角度来看，这个申请颇为棘手。但西桂町方面态度强硬，且给出了自己的理由：西桂町、桂林，两座城市名字里都有一个“桂”字，这将为两市互结友好城市打下良好的基础。

据李利国介绍，中方在发展友好城市时有个底线：中国城市的行政级别至少得和外国城市持平，中国的“市”对应外国的“市”，中国的“省”对应外国的“州”或“郡”。

西桂町与桂林最终在2006年结成了友好城市。不过与西桂町结对的并不是桂林市，而是桂林市下辖的灵川县。

还有的友城结好，纯粹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据说，太平洋某岛国的领导人曾主动联系当地中国大使馆，希望与国内某城结好。而这个请求只是为了完成国家高层下达的一项政治任务。

“友城小舟翻船录”：“触碰政治底线”“友城距离太远”“对外交流没钱”……

友好城市的小舟建成容易，但翻船的风险却无处不在。

头号触礁原因无疑与政治相关。

北京在1979年3月与东京结为友好城市，但在1999年时，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否认南京大屠杀，他本人也成为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的领军人物，多番言论让中日关系迅速降温，两座友好城市在多个领域的交流因此受阻。不过在10年后的2008年，石原在都议会上称“祝愿东京友好城市——北京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北京奥运会邀请石原慎太郎出席开幕式，又让北京和东京的城市友谊迅速回温。

除此之外，对方国家政局的动荡，也会造成友好城市的中途夭折。

中国第一个对外结好的城市——天津，在上世纪80年代曾与萨拉热窝市结为友好城市。萨拉热窝在当时还是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城市，不过随着1991年原南斯拉夫的解体和战争的原因，天津和萨拉热窝的交往在90年代前半段几近中断，萨拉热窝市只是在1990年天津国际友城年期间派人与会。1995年4月3日，中国与波黑共和国建交，已经是波黑共和国首都的萨拉热窝这才正式恢复了与天津市的友好城市关系。

另外，还有不少奇妙的理由，让与你结为友城的那些外国城市成为“最熟悉的陌生城市”。

比如彼此因为距离太远，无法经常互动访问交流。

距离产生美，但这句话在友好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似乎并不能应验。喀麦隆的港口城市杜阿拉曾因为路途太过遥远，而搁浅了与太原市的友好城市关系。两市在1999年成为友好城市，虽然最初对互通经贸往来信心满满，但终究还是没能让距离创造出双城友谊之间应有的美。

再比如，对方城市外办或友协无法承担交流的费用，一句“没钱心累”的心声袒露后，“友好城市”的标签尴尬落地。

保加利亚的普罗夫迪夫市就有这样的“难言之隐”。这座保加利亚的第二大城市，自从1994年与河南省洛阳市结为友好城市后，与洛阳发生的联系微乎其微。据洛阳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王建军介绍，这座东欧城市与洛阳中断往来的主要原因是“出国开销太大，无力承担高昂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