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魏思孝的豆瓣名叫“魏老师”。在山东，这个称谓很常见。陌生人之间搭腔、问路，张嘴闭嘴皆是“老师”。做媒体行当，我逢人也喊“老师”。出于这点，我同他开玩笑说，称呼他时，直接叫豆瓣名，一点儿都不突兀。

玩笑是在4月末开的。彼时，我回青岛，途经淄博，与魏思孝相约见面。我没有采访任务，步子明显轻盈许多。但现实是，尚未走出火车站，我就已迈不动步。我意识到，这个城市正如同行报道的那样，涌入一波“进淄赶烤”的流量。

网约车不好打，等了半天才有人接单。司机俨然是老手，他在电话中指挥我前往一处，很快便接上我，躲过拥堵。上了车，我给“魏老师”发微信同步行程，他在一家并不算热门的烧烤店等候已久，却还是回复，“慢慢来，不急”。

我习惯和司机交谈，所聊话题无非是城市好吃好玩的去处，淄博司机说得无比详尽，末尾笑着跟上一句“我也搞不懂怎么就火了”。整个过程，我很放松。热情而朴实的人，谁会反感呢？

我发现，类似特质在魏思孝身上同样存在。我进烧烤店时，他起身相迎，与我寒暄过后，在炭炉上烤起肉串。他让我专心吃饭，不必动手，我也就学着他的样子，小葱蘸蒜蓉辣酱，再将其与烤肉一同裹入饼内。

以往，这里并不是一个吸引人的旅行目的地，就在这半年，魏思孝明显觉得从外地来的朋友多了。他说：“其实过去知道我老家是淄博的，烧烤也常作为一个话题，这有利于摆脱饭局的沉闷。”饭桌上，我本想问他对家乡走红有何看法，但考虑到这并非工作，贸然问出，大概会让对方觉得我像个“潮巴”，也就作罢。

半年后，借着采访机会，我抛出此问题。他说：“我没什么太多的思考。”但他还是条理清晰地给出两点：“一、走红的方式很符合自媒体多样化的当下。二、我也很自豪，觉得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应对得当，展现了我们的好客。”

那餐饭毕，魏思孝带我到海岱楼兜上一圈。从游人堆里钻出后，我们沿齐盛湖散步。其间，我问他最近看了什么，他说《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是接孩子放学时在车里看的。他分享了印象最深的一篇。恰巧我也读完不久，顺带抛出对该系列丛书的几句见解。当然，我并没讲出个子午卯酉。

身为专职作家，跳不过的问题自然是写作。那段时间里，我在众多文学期刊上看到了他的短篇新作，我很好奇，除此之外，他还写了些什么。他说，这次写了城市，讲一对男女的故事，叫《沈颖与陈子凯》。其余的，我没再细问，他也没有多说。依我的理解，作家无须过多解读书作，作品自己会说话。

《沈颖与陈子凯》
魏思孝著
大方∣中信出版集团 2023-9

城乡之间，“重要的是人的处境”

女子婚外情10年，28岁的情夫想分手，她雇佣杀手，企图弄残情夫。这是2017年的一起案件。大概是同年秋天，魏思孝在社会新闻中了解此事。比起吸睛的“买凶杀人”和带着戏剧化元素的“日常悬疑”，他更关注的，是这对男女何以至此，以及他们在情感中分别经历了什么。

该案件为魏思孝提供了简单的人物关系。他需要做的，是重新塑造这一男一女。就男性角色而言，魏思孝驾轻就熟。在其设定下，故事的男主人公“陈子凯”由乡村进城，漂泊之时，常感到无所适从。魏思孝说：“二十来岁那会儿，我就是这样的年轻人，身边也多是这样的。对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不论我如何去写，信手拈来，不会露怯，表达总是准确的。”

而书写女性，不仅对魏思孝，对任何男性作家均是挑战。以己度人、先入为主，常有男性凝视之嫌；参考网络上的流行标签进行虚构，又不免陷入窠臼。无论进退，结果都可想而知。我向魏思孝提出这个疑问。

他深知性别局限：“我对女性并不十分了解，自我内心不够细腻。于是，我以一些手法，去规避一些具体的写作内容，比如沈颖的日常生活。”如此操作，“沈颖”的面目逐渐清晰：出身城市，受过良好教育，在婚姻中屡受挫折，但她愿施与爱，也同样渴望被爱。

“沈颖是女人，是母亲。陈子凯是男人，是儿子。共性就是，他们都缺爱——男女之爱。”也许正是如此，书中出现了不少细致入微的性描写桥段。魏思孝解释，这是契合人物本身的。在写的时候，他思考的只有一点，就是尽量准确地写人，“其中肯定也磨损和丢失一些东西，这部分，也是我触及不到，或自己的缺陷吧”。

在爱欲之外，书中还潜藏着其他母题。上海书展期间，复旦大学人文学者梁永安谈及《沈颖与陈子凯》时就说：“（书中）确实包含着一种神秘，有一些女性自己对欲望、对人生的感触，还有自己的爱恨。里面既有想要掌控的部分，又有那种越想掌控越失控的感觉。这背后有一种东西使人物的命运和生存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变。”

这种巨变的萌发之处，也许正是来自城乡背景所塑造出的心理。我对《沈颖与陈子凯》入住酒店的片段印象很深——两人初识，沈颖付账，与陈子凯在高档装修的楼宇内谈情说爱的同时，又能从高处看到城市的大致轮廓。

而换作陈子凯做东，共处的环境就显得寒酸许多。当中有个生动的细节，床头柜摆放的矿泉水是“冰露”——那是一种符号，代表着普通甚至破落的居住条件。这让我想起他的前作《王能好》，其中写到了“优洁士”干洗剂——一种在二三线城市的商场里才会有人兜售的东西。寥寥几笔，精准地勾勒出了人物的生存状态乃至心境。

这也是魏思孝分外看重的地方。“我一直比较排斥过于戏剧化的东西，在我看来那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处境。”对一男一女的身份与成长背景的设定，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这点。魏思孝的考量是：“一来确实这样有冲突；二来也符合小说要表达的模糊的城乡观念。”

人在城中，熟悉的可能只是方寸之间

9月这次采访结束前夕，魏思孝载我去了淄博市张店区的一条步行街。那是他曾居住过的地方，现今已难再看到往日模样。2007年，他大专毕业，来到这里。他说：“我对家乡最为熟悉，我没有兴致，也没有能力去别的地方落脚。”当时，他与朋友合租，生活节俭，精神还算丰盈。他在电脑中敲下故事，可投出去的稿子，大多杳无音信。

那会儿，他对张店的认知是“大城市”，“尽管当时西边还没开发，市区远没有如今的大，可也足以令我这个农家子弟觉得哀叹。我仍记得，深秋的一个黄昏，天快黑透，我坐在公交车上，看着车水马龙、下班的人们，以及灯火通明的住宅楼，心想，我何时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呢”。

10多年后，城市与他均有所变化。淄博因烧烤蹿红，操着外地口音的人与外埠号牌的车一齐涌入，牧羊村烧烤店、八大局菜市场成了人们的共同去处。在开吃之前，人们习惯性地面向镜头，展示锅饼、牛奶棒、烧烤与笑颜。

作为市民，魏思孝的直观感受是“市区更为拥堵了，附近的齐盛湖作为景点之一，人也多了起来”。而在另一边，闹市之外，一条快速路也在今年通了车。魏思孝回村更方便了。采访当日午后，他载我上了这条路。

在路上，我问及他身居这座城的体会。他很坦诚：“其实我在城市居住，也只是这么住着而已，熟悉的也就是方寸之间。这样的繁华入眼，却让我内心更为狭窄。而乡村的萧条，我身居其中，却内心更为开阔，屋低、天高，能看到更多的风貌。”

魏思孝说：“去得最多的是孩子学校的门口，其余的，出个小区门都比较费劲。隔一段时间，去朋友的书院喝茶，无所顾忌地聊天，对我来说，是难得的精神上的放松。”除此之外，电影、音乐、球赛，也是他调剂生活的部分。

他的豆瓣主页上，相隔不久就会出现一部标记了“看过”的影片；我们初次见面时，他一边喝着羊汤，一边举着手机，看某场NBA季后赛的最后几分钟，比赛打完，他来上一句：“这得发个朋友圈。”

而这次采访，但凡坐进车里，音乐就会响起。还未出城，音箱里播放的是Come and Get Your Love。他的印象中，这是电影《银河护卫队》里星爵的专属BGM。我在关公面前耍了把大刀，说这也是美国动画《福是全家福的福》的片头曲。

“如果真是按照乡村的经历，很难解释我审美的确立。”和村里的同龄人不同，魏思孝喜欢文学，尤其偏好美国文学，爱听摇滚、放克音乐，对科恩兄弟以及杜琪峰的电影也情有独钟。但这些趣味，也并非成年之后的城市生活经历所塑造的。他说：“实质上，你是什么样子，当你遇到某个事物时，自然会迸发出你内心的渴求，我觉得很难一言蔽之。”

写作者要打捞遗迹

魏思孝的故乡是离淄博市区十几公里的刘辛村。这是他大部分小说中“辛留村”的原型，是他的“约克纳帕塔法”，他基本每周回去一趟。比起村貌的变更，村中“孩童长大、青年衰老、老人离世，这些自小熟悉的村民的面孔”，更牵动他的内心。

那些村民，或多或少都曾被他写入小说里。不久前，他回村干活，进家门时，他的母亲正和两个妇女在天井里剥玉米粒。“这两个妇女，一个是刘同庆（《都是人民群众》里的篇目人物）的母亲，一个是冯爱月（《都是人民群众》里的篇目人物）。过了五六年，她俩又出现在我今年写完的长篇里，在小说中有了新的生活轨迹。比如，丧偶、去南京带孩子、身体每况愈下却努力活着。”

魏思孝带我在村中闲逛，尔后又到附近的镇上，遇见新奇之处，便停下来拍照。在不相熟的村民面前，他也能聊上几句。“我带外地朋友过来玩玩。”“月饼是在后面那条街买的，我直接拿的，没问单块的价儿。”能感觉出，相比城市，这儿确实是他更能安放自我的地方。

在《沈颖与陈子凯》之前，他的标签是“乡土作家”。尤其在《王能好》入围了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后，人们对他笔下乡村的探讨更多了。有类似生活经验的人，觉得感同身受；而在此方面缺乏的人，则有了一个入口，去了解城市以外那些鲜为人知的物事。

可前作的鼓励，并没有消解他接下来写作上的焦虑。他更多的心态是，起码要比之前写得好。他说：“不是因为乡村的故事更多，显然，城市更为饱满以及庞杂，但可惜，我只是对乡村更为熟悉。而我显然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驾驭更为宏大的题材。但并不是宏大就是好的，当然，偏居一隅也有大文章可做，问题回到了自身的能力上。”为了拓展写作，换一种表达，这才有了聚焦男女情感的这部新作。

当晚，我们没再谈论作品，回到城中。转天一早，我打车到人民公园。临下车时，司机问我是否到这里玩。我说：“见个朋友，他在附近。”她回答：“难怪，这里面都是上岁数的人，年轻人很少来玩。”

这样的境况似乎也适用于魏思孝的文学——用文字留下一些老辈的印记。他说：“如何去处理将来的素材，我并没有足够清晰的判断，可能写作者是需要比时代慢上半拍，去打捞过去我们遗留下的痕迹，从而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

在我离开淄博前，魏思孝同我在人民公园逛了一小圈。这座公园位于市中心，柳泉路边，绿地很大，中心处还有个泳池。新小说里，这儿是那对背景迥然不同的男女有过约会的地方。我问他对这里还有什么印象。

他讲了一桩往事。

“我仍旧记得初二那年的秋天，冷到已经可以穿毛衣了，全家四口，一起来张店的那次旅行。这是我第一次去市区，也是第一次去人民公园，当时还收门票，里面有动物园，不过动物园也要单独买票，我当然没进去看那些动物。至于其他的记忆，长大成人，公园也免费了，里面有一些高大的树木，在下面躺在椅子上眯一会儿，感觉很惬意。”

他说到“惬意”时，我蓦地想起我们回程的路上，天空蔚蓝，云在当中游走，片状、团状、鳞状、羽状，都极为漂亮，等待信号灯的间隙，他打开天窗，举起手机，将它们定格。他一定没有说谎。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总646期
原标题：作家魏思孝：写作者需要比时代慢半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