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租住的楼下，住着一位无家可归的女士。深秋的时候，她住在街心花园。有一天晚上我在楼下等开门，她走过来说：“先生，可以给几块钱买一杯咖啡吗？”

已经很晚了，为什么还要喝咖啡？这是我的第一反应，我摇摇头拒绝了。她继续朝前走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她可能就是住在街头的女士，需要帮助。

纽约的冬天非常难熬，会下雨、下雪，有时候还有大西洋吹来的冷风。传说，纽约政府会资助流浪汉，给他们买一张到加州的机票，那里气候更宜人。

那位女士搬到了麦当劳的门口，那里搭了维修房屋的安全棚，可以避雨。她的身体状况欠佳，有时候路过能听到她的叫苦声。

有四次我路过的时候，都碰到了医院的救护车停在那里，医生为她量血压，还和她聊着什么。

有两次救护车把她拉走了，过两天又送回来，她依然住在路边。

我猜她一定没有保险，也付不起医药费，而医院对她进行救治，完全是出于一种法定的权利：穷人也应该得到看病的机会。

我最近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自己也进了一次医院。我在中央公园跑步，被一位黑人小伙骑自行车撞倒。警察和医生很快赶到，要送我去医院急救。

我想起传说中的天价救护车费用，不太情愿。他们保证说“救护车是公园的，你不用出钱”，我才一路忐忑地去了急诊中心。

在美国看病，费用是很大的问题。一位年轻的朋友患了阑尾炎，住院三天，一共花了好几万美元，保险报销之后，他个人还要付三千美元。他说，真是感谢公司买了不错的保险，但是这个数字仍然吓他一跳。

向一位公卫专家请教了美国的医保问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在纽约和加州，低收入者看病是完全免费的，因为这些人没钱买保险。

而对广大“中产”来说，医疗是很大的负担，不管是哪一种保险组合，都需要个人负担一些。

这样的制度设计是否公平？一个人辛辛苦苦打拼，缴纳保险费用，一场大病到来仍然可能破产（尤其对那些底部的“中产”来说），但是破产之后迎来了“幸福”，“躺平”了可以得到社会救济。而广大的纳税人，构成了这个“社会”。

但是很多人仍然愿意努力，去过可以纳税、缴纳保险的生活，这就是社会信用的基础。纽约地铁没有安检，也没有人守着闸机，车站也没有摄像头，但是我注意到只有极少数人会翻越闸机，绝大部分人都会老老实实地刷卡。

我理解，在这里，所谓的“中产”就是一种“责任状态”：努力工作，老实纳税，构建自己的信用体系。信用分越高的人，得到的回报也越高，买保险更便宜，甚至贷款的利息也会更低。

说到底，这就是个人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而这种责任通常是“内在的”，不需要监督。当你骄傲地说出自己的姓名，那意味着一种信用和承诺，而周围的“社会”也会信任你。

这样理解，“破产”也就不仅仅是收入意义上的，而是一种信用和人格的丧失。

一个人破产，变成无家可归者，他依然拥有属于自己的权利，可以免费看病，也可以获得最低的收入保障。

他失去的，其实是“责任”和奉献，而这则关乎一个人的尊严。

尽管作为访问学者，我只是一个过客。但是认识到“责任”的魅力之后，我突然很渴望早日看到我去医院看病的账单，我想早一点支付属于自己的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