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比希腊人、日本人甚至美国人都更富有闯荡和冒险精神——荷兰心理学家、文化维度理论发明者吉尔特·霍夫斯塔德的这个结论，大概令许多中国人大跌眼镜，虽然美誉当前，却也不敢冒领。

一直以来，在我们自己的文化认同里，中国是最安土重迁的民族，虽然走南闯北足迹遍布世界，但终极渴望还是衣锦还乡、落叶归根。

这种分裂感，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远方”的感情色彩里，远方时而苟且，时而诗意；时而是怪诞可怕的荒蛮之地，时而是海外仙山与人间乐土。

最苟且的远方，累累若丧家之犬。

有据可查的资料里，“远方”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周礼》中说“怀方氏掌来远方之民”，怀方氏是官职，专门负责招待来自远方的客人；《论语》则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已是脍炙人口。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处与远方搭配的是“来”而非“去”。农耕文明，儒家思想教导“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然而，人生就是不断陷入两难的撕扯，孔子还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依赖家乡并不是值得提倡的精神。孔子本人乐山乐水，不能远游也要找机会逛逛郊外，他特别欣赏弟子曾点那句“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

前央视主持人、光头王凯曾将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文并朗诵：“我的理想是在三四月份，穿着新衣服，约五六个志同道合的好友，带着孩子出去踏青，这时候河水已经转暖，我们在河里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吹吹风，最后一路高歌回家。”王凯说，这个故事带给他无限奢望，“原来最高贵的理想，是感受自己和这个世界交织所勃发出来的生命的美好”。

然而，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即使这位先贤心怀诗意，现实的困境却是乱离人不及太平犬。在向远方迈出脚步后，他就陷入不间断的挫折。那时人们为了应对长途跋涉，发明了透气、防滑的“远游履”，是古代名副其实的旅游鞋。传说中身高两米的孔子，就穿着一双长达一尺四寸的木屐，历时十余年周游列国，到处兜售政治理想也到处碰壁。游说蔡国时，他的一只鞋被小偷趁着月黑风高不告而取；游说郑国时，他被当地人形容“累累若丧家之狗”——这句话在多年后有了另一个版本，《大话西游》的夕阳武士看着孙悟空走向远方的背影说：“他好像一条狗啊！”

孔子之后，为求官远行的宦游成为士大夫生活方式。两汉时，宦游“卷进了千千万万个读书人，牵动了千千万万个家庭，涉及面广，辐射面大。并且在长期的宦游中，大批功名未就的游子逐渐将眼光由追逐名利转到享受人生，使原属于功利性质的宦游浸透了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色调，是汉代中下层知识分子一种旷日持久、风格悲凉的旅游”（章必功语）。

科举兴起后更成为古代文人群体的“春运”。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有人漏夜赶科场，有人辞官归故里。以政治诉求为出发点的远方，虽然“春风得意马蹄疾”也是一种期许，但在这样焦虑的旅程里，看风景的心只怕有限。

最诗意的远方，缥缈如空中楼台。

自有中文始，苟且与诗意便纠缠不休，既此消彼长又相伴相生。越是地理知识匮乏或政治高压、精神苦闷的时代，远方的形象反而越浪漫主义。苟且中激发的诗意，就像在尘埃里开出花朵。

以“中国为天下之中央”的先民，爱以数字命名地理概念——九州和五服。这种混沌的想象，起初渗透了对远方的蔑视和憎恶：五服的最后一服是“三百里蛮，二百里流”的“荒服”，《说文解字》对“荒”的解释是野竹丛生的远方，而“蛮”是毒蛇的后裔。荒野之地，怪诞可怖，意味着与正统、中心地区相对的另一方世界，但也正因为天高地远，荒蛮的远方渐渐成为反叛主流者的自由想象空间。

在先秦的诗性地理概念里，远方的四个方位——东、南、西、北具有不同的价值内涵：北方是万物凋零的苦寒之地，西方象征生命的凋亡，南方是庄子的理想国，东方则是访仙者的乌托邦。

春秋时期，平均每年有两场战役打响，战国更是顾名思义诸国混战，死亡阴影笼罩芸芸众生，对死亡的恐惧转而成为对长生的渴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仙游高峰就出现在这段时期。

这是最虚无缥缈的远方，是《韩非子》中有不死之药的不死之乡，是《楚辞》里食仙草饮玉露、与天地比寿与日月争光的昆仑神山，是文人代代相传的蓬莱和瀛洲。远方生机勃勃，令人心驰神往。

杨朱为误入歧途而泣，阮籍为穷途末路大哭，政治压迫着人的朝代，无路可走的文人依然只能把精神世界寄托在远方，仙游成为一个文学主题。

真正践行了远方的漫游盛行于唐朝，诗人们既走向长安，也走向名山大川，走向荒凉边塞。“漫游的原因，一般而论，是由于科场失意，功名受挫，如高适、杜甫、许浑等。也有少数人由于看不起科举，不愿走皓首穷经、应试得官的老路，如李白。”（章必功语）

不走老路的李白，书写了中国文化史上诗意喷薄的行走。雄厚经济基础使他得以名副其实地逍遥游，虽然经世致用之心从未死去，但乐观天性也让他随时随地拿得起放得下。李白远方的诗意，除了文人的审美，还有一种侠客行的快意。

“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这些咏古或自述的诗句无需较真，正是对远方毫不拖泥带水的壮志豪情，“七分化作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了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现实主义的远方，苟且和诗意像一笔糊涂账。

中国历史上最现实主义的远方，一种出于政治和文化目的，比如张骞出西域、郑和下西洋；一种出于个人追求和宗教目的，比如玄奘西游、鉴真东渡；还有一种，是中国人对自然科学的早期探索，比如徐霞客。

不过，这几种方向不同的远方里，很难分解得清苟且和诗意。张骞一路忍饥挨饿，中途被匈奴扣押了十余年。和他命运相似的还有苏武，今天的贝加尔湖是音乐诗人李健歌曲中清澈又神秘之地，昔日却是苏武牧羊的绝望之所。然而张骞毕竟开拓了丝绸之路，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贡献者郑和，虽然彪炳史册，却也一直遭到劳民伤财、面子工程的质疑。

玄奘和鉴真的远方之行筚路蓝缕，因为路途艰险，玄奘多名侍从牺牲，鉴真则身患重病、双目失明——视力都没有了，谈何诗意？但又不可否认，从出发的那一刻起，他们心中的远方已经超脱了轻飘飘的诗意，上升到了信仰高度。

对现实主义者来说，苟且和诗意就像一笔糊涂账。实干家徐霞客是古代驴友的代表，是众所周知的地理学家。他历时三十多年的旅行，驱动力更多的是科学精神而非诗意。他详细考察并记载了中国多地的石灰岩地貌，在他去世一百多年后，欧洲人才开始类似研究。

事实上，在探险并整理成地理书籍方面，还有人比徐霞客开始得更早、足迹走得更远。1330年，一个叫汪大渊的19岁年轻人从泉州搭乘商船出发，历经海南岛、马六甲、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又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再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经澳大利亚到加里曼丹、菲律宾，最后返回泉州时，他已经26岁了。

比马可·波罗小57岁的汪大渊被西方学者称为“东方的马可·波罗”，但是名气与影响力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国人心目中，汪大渊的航海旅行几乎没有激起什么水花。

这种闭塞心态愈演愈烈。光绪二年（1876），湖南人郭嵩焘作为清朝第一任驻外公使启程前往英国。可上至朝野下至民间，从亲朋到路人都在唾骂他，有人嚷着要烧掉他的老宅，有人写了对联羞辱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晚清是“尧舜之世”，远方异国却是没进化的牛鬼蛇神，这种闭关锁国的心态，滋生了中国远方史上最令人痛彻心扉的苟且。

根据在英国的见闻，郭嵩焘完成了《使西纪程》一书，在远方回望故土，他才清醒地发现当时中国的悲哀。然而回国后，他的书无人问津，人倒是被当成“汉奸”和落水狗痛打，二品大员赋闲老家，抑郁而终。

虚无主义的远方，自视诗意者其实苟且，痛心苟且者反而诗意。

苟且和诗意就这样拉拉扯扯步入现代中国。在中国现代诗歌的历史上，有两个人先后成为“远方”写作的代言人。

第一位是诗人邵燕祥。他在上世纪50年代的《到远方去》中写道：“在我将去的铁路线上/还没有铁路的影子/在我将要去的矿井/还只是一片荒凉/但是没有的都将会有/美好的希望都不会落空/在遥远的荒山僻壤/将要涌起建设的喧声/那声音将要传到北京/跟这里的声音呼应……”

投身于5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建设熔炉，到河西走廊去，到戈壁荒滩去，以及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是特定时代为年轻人编织的远方。然而，经历了“文革”、80年代复出后，邵燕祥终于承认，曾经的远方幻灭了，曾经奉献的青春“竟变成了废墟/而我们就在废墟边/咀嚼着火红的年光的记忆”。

另一位是更多人耳熟能详的海子。他的代表作之一《以梦为马》写道：“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寥寥数语，道出了远方带给海子的纠结。

海子对物质的欲望其实很简单。挚友西川描述海子的生活：“在他的房间里，你找不到电视机、录音机甚至收音机。海子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之中写作，他既不会跳舞、游泳，又不会骑自行车。”海子的生活理想，所求也不过是喂马、劈柴、粮食和蔬菜。只是在那个连曾经唱赞歌的邵燕祥也感到幻灭的年代，理想主义者海子更不可能在尘世获得幸福。

于是远方成了他最终失败的救赎。1984年，海子写出“远方就是你一无所有的地方”；1988年的西藏之行，他又写道：“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奉行兰波“生活在别处”的海子，在寻找远方的路上越走越孤独。

中国文化里的远方路径，一种是出走，一种是返乡。出走已经无路可走，1989年年初，海子进行返乡之旅，却发现自己成了故乡的陌生人。这世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容纳他的诗意了，那一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呼啸的死亡列车，不知道会将这个“远方忠诚的儿子”带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