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您穿越回清代，幸而成为一名学子，历经县试、府试、院试、乡试、殿试，过五关斩六将，终于鱼跃龙门、金榜题名。就算没有跻身前列点为翰林，也是名列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三甲进士多半外放知县，加上省籍回避和冲繁疲难的考量，您多数会被外放到一无所知、无亲无故的某省某县。

在那穷乡僻壤里，有人脉盘根错节、个个堪称地头蛇的书吏和衙役，还有从未经手不知如何应付的钱粮、诉讼、仪礼、治安等大小政事，区区一人，该如何应付？

这个时候，您需要临时工，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整套临时工班子，带去那遥远的某省某县，随你一同开始官宦生涯。

雇佣一些临时工带到县府，替自己监视胥吏、办理杂务，成了每一位县太爷的不二选择。

秦汉以来，帝王与中央政府之间形成了“宫中府中”的二元政治体系，几千年浸淫下来，最基层的县级政权也未能免俗。六房书吏、四班衙役就是县衙的六部尚书、五军都督。有了外廷，县太爷本人自然也需要一班“宫中”人马差使伺候。

朝廷的“宫中人”由内务府度支，不用户部花钱，在县里，这种人就需要县太爷自己掏腰包雇佣，通常称之为“长随”。

有清一代，县衙的书吏、衙役都在本地任用甚至世袭，不但收入微薄且无晋升管道，固有的宗族、婚姻关系加上地方上人情往来，借助公务徇私舞弊、贪污索贿在所难免，糊弄不谙实务的上级官员更是天经地义。

身为士子出身的知县大人，如果仅仅依靠他们办事，必然陷入五迷三道、不知所以的境况，一旦东窗事发难免波及自身，轻则丢官去职，重则下狱掉脑袋。

于是，雇佣一些临时工带到县府，替自己监视胥吏、办理杂务，确保大小事务不生差错，成了每一位县太爷的不二选择。

“长随”原是明代从六品的宦官职务，在清代含义有变，但职能上仍有相似之处。

虽然受雇于人，但长随并不是县太爷家中的奴婢，只是在官场中临时雇佣的仆人，所谓“长随非在官之人，而所司皆在官之事”。在县衙之中甚至一县之内，到处都有需要长随的地方。

“门丁”是长随中最重要的一种。看官可能觉得，不就是一看大门的，用衙役即可，何必自己掏钱雇人？

如果这样想便大错特错了，门丁不是看门大爷，而是直接对县太爷负责的前台和督查，凡县衙人员出入、公文往来，都要经过他来办理。百姓前来求见，需要他查问通报；士绅前来拜访，也要他执帖传话。

收取公文的是他，把县太爷的批示发给书吏、衙役并监督执行的也是他。门丁不是自己人，县太爷连往来公文都把握不了，还怎么抚民治事？有些知县上任时，把自己家中多年的仆人带来做门丁，图的就是一个放心。

除此之外，县太爷还得带上随身小秘书“签押”，为您掌管公文签批收转、登记往来文件、核验内容正误。

负责官印保管的叫“用印”，以压名、骑缝等花样，避免书吏对签发的公文涂改作伪。

法庭助手名“值堂”，替县太爷做好审判准备、处理审讯细务。

税务助理唤作“钱粮”，监督赋税征收、上缴的各个环节，以免胥吏横生事端。

“司仓”、“管监”、“管号”则分别是县太爷在县仓、监狱、驿站的常驻代表，替老爷监督小吏办事，确保一切情况尽在掌握。

长随是县太爷的耳目和爪牙，不仅替老爷监督县衙内外的一应事务，甚至还会延伸到省里。

清代许多知县都在巡抚和总督的驻地派有长随，称为“坐省家人”，他们打探消息、联络事宜，也就是私人驻省办主任。从中央到省府都曾一再要求各县不得派长随驻省，可古今同理，根本管不住。

长随同样会徇私枉法，以权谋利，但因随上官流转，不敢也不能为害过烈。

长随既是流水的官与铁打的吏几千年斗争的产物，更是具有中华特色的官僚主义体系的先进成果。但长随为什么还是临时工？

长随只有身属雇佣，要靠主人吃饭，才会对委任给他的差事负起责任，谨慎供事，如若不然，早就和监督对象的书吏、衙役沆瀣一气了。

另外经济也是重要原因，全国知县薪俸和养廉银相近，但因家境、任职环境和个人品行不同，每人经济实力有异，有人雇佣二三十个，有人只雇佣七八个，如果整齐划一、列为编制，难免有各种不便。

长随不可或缺，却为社会所鄙夷，视为与仆役皂隶同列的贱民，不仅本人没有资格做官，连累子孙三代之内也不许参加科举。清代各级政府对基层官员雇佣长随没有限制，唯一的要求便是及时上报长随的身份、籍贯，用以造册登记，不使逾越的情况发生。

于是，长随经常不向主子汇报真实姓名，清代官员汪辉祖便说“长随与契买家奴不同，忽去忽来，事无常主”，甚至“里居、姓氏俱不可凭，忠诚足信，百无一二”。

纪晓岚曾为此提供了一个实例，说他父亲见过这么一位，在陈家做长随时自称山东朱文，在梁家做长随时自称河南李定，尤其恐怖的是，此人死后留有小册子一本，以蝇头小字详细记下所服侍的17位官员各种往来，以备挟制上官。

长随的身份没有前途，“钱途”便成为他们的重要人生目标。一般来说，县太爷雇一名长随，一年不过花费数两银子，但长随在其差使之内却可以上下其手牟取私利。

仅以诉讼一事，长随便可在呈递诉状、传唤被告、证人到堂、撤诉甘结、监狱探视等环节收取陋规钱，甚至代写诉状的状师也要向长随行贿。这便形成了一个怪圈，被雇来监督他人贪污索贿的长随，自己一样贪污索贿。纪晓岚曾说长随祭祀的神仙为“钟三郎”，就是中山狼的谐音。

不过，长随毕竟是外来人士，且会随上官流转，不敢也不能为害过烈，比起书吏、衙役们要让人省心得多，县太爷要用其长，就不能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师爷是协助县太爷处理公务的高级临时工。

刚刚当上县太爷，虽然饱读诗书十数年，但对于做县太爷必备的种种基本技能，恐怕也不甚了了。比如断案，科举不考这个，不懂很正常。问题在于，坐堂问案是县太爷每天都要面对的事情，不通律例该如何应付？

自学成才？怕是来不及了，《大清律例》有47卷30门436条，附例1042条，不花上一年半载什么也记不住。即便死记硬背，世间情事千千万，以往判例万万千，身处书斋五谷不分的县太爷哪儿有本事准确套用刑名？一旦生搬硬套错了，可是会被上官斥责、罚俸，甚至影响仕途的。

靠长随？不可能，若是一年几两银子便能雇来精通律例的司法专家，大清早就成为法治社会了。靠书吏？他们不定与原告被告哪一方沾亲带故，一旦居中作梗内外粉饰，案子断错了县太爷还是要跟着倒霉。

这种时候，县太爷多么希望能像狄仁杰一样有个靠谱的帮手，可以问一句“元芳，你怎么看”，最好元芳直接写完判词，说“大人，事情就是如此这般，请画押吧”。这倒不全是幻想，在清代，确实可以雇到这样的高级临时工——师爷。

师爷是口头的称呼，正式的叫法是“幕宾”、“幕友”。从这些词中可以看出，虽然同属临时工，但他们并非县太爷的仆人，更像宾客、朋友、高级顾问。

作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临时工，师爷们自然有其非同一般的价值，首先体现在职业能力上。以刑名师爷为例，他们不但精通《大清律例》、《大清会典》，还知晓种种从没听说过的典章制度，了解司法审判的每一个程序。

他们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别有深刻认识，即使律例上没有的情况，也能靠独家积累、师徒相传的先例成案写出判决，即使不能让当事双方心服口服，也可以使上司无刺可挑。

别以为这是小事，奏折师爷出身的晚清名臣左宗棠，在为湖南巡抚张亮基总理文案的时候，因办不好刑名案件屡遭刑部驳斥诘问，左大人时常垂头丧气、信心尽丧。直到他经人指点，再请上官另聘一位刑名师爷后，左大人才脱离苦海。

刑名师爷的专业性如此之高，甚至形成了著名品牌“绍兴师爷”，不但师徒传承，还发展成家族事业，绍兴府会稽县的陶家39人都曾游幕，蔚为壮观。

刑名师爷之外，还有专攻审核钱粮赋税、能找出藏在账本里的非法支出或亏空项目的“钱谷师爷”，核算收支出纳现金的“账房师爷”，起草奏折信函的“奏折师爷”、“书启师爷”，校阅试卷点选文章的“圈卷师爷”等，只有请不起，没有想不到。

同为士人出身的师爷，身价高，地位高，成为清朝临时工系统中的特殊分子。

身价是师爷作为高级临时工的显著标志。他们既然是县太爷的宾客朋友，那就不能像长随一样一年几两银子打发了。按照清代中前期的行情，普通奏折师爷的年薪从40两白银起跳，衙门中最重要的刑名师爷、钱谷师爷，年薪更达200两以上。

到嘉庆年间，出现了年薪过千两甚至达到2000两的刑名师爷，可以和知县一年的俸禄加养廉银比肩。简直是师爷拿了县太爷的收入做事，而县太爷得另外贪腐。

薪水之外，礼仪上的尊崇也是师爷身价的表现。县衙内的书吏、衙役、长随见之，要打千、下跪，师爷只用作揖即可。逢年过节凡有饮宴，还要请师爷坐在上座以示尊敬。连支付给师爷的薪水，都不能用寻常名称，而是循孔老夫子的例子，称之为“束脩（修音）”。

师爷既然如此精专清贵，为何还是属于临时工？这和他们的来历有关。在这个以士农工商为基础的社会里，师爷和县太爷一样，都是士子阶层。

他们当中，有的已经是秀才、举人，仍在孜孜以求博取功名，游幕不过是为了自食其力，并在糊口之余积攒经验。每逢科举之时，便要告假还乡一搏。也有屡试不第，已经弃绝仕途之想的，把师爷作为毕生的事业来经营。

更有进士出身，只是因为丁忧、解职等原因不能任官，不得已暂且拜师习幕以待将来的。也就是说，今天的师爷，很可能是明天的县太爷；曾经的师爷可能和县太爷同朝为官。前面提到过的汪辉祖，便是21岁入幕，46岁考取进士后又做了县官。

师爷与官员都是士子出身，有共同的道德认同和自我期许，不管真也好假也罢，多数师爷尤其是名师爷都以清廉尽职自居。连雍正皇帝也在谕旨中说幕宾“彼爱惜功名，自不敢任意苟且”，还要求将幕宾中“效力有年,果称厥职”报告吏部，以“议叙授之职位,以示砥砺”。师爷做好了，兴许还能谋得公务员正式编制。

清代名幕龚未斋自称“到馆之后，足不出户庭，身不离几席，慎往来所以远侮慢，戒应酬所以绝营求，而自早至三更，不使有片刻之暇，以期无负于己者无负于人”。

汪辉祖则说自己当师爷时，“所主者凡十四人，性情才略，不必尽同，言无不磊落光明，推诚相与，终始契合”。近人对此更是多有论述，搞出了不少关于“师爷文化”的大部头，甚至有以“刑名师爷的法治精神”为题的论文。

师爷身为知识分子，自然掌握着话语权，经常通过编选文集、著书立说，让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一席之地。汪辉祖的《佐治药言》、龚未斋的《雪鸿轩尺牍》成为著名的师爷工作指南。不但为后辈游幕者留下经验，也为自己打造光辉磊落的职业形象。长随换十几个主子被视为“中山狼”，而龚未斋游幕四十余年，服务过的官员不下二十个，汪辉祖“所主者凡十四人”，却都以名幕诤友传世，话语权的威力可见一斑。

现实中，师爷自然不可能像自己标榜的一般清高方正，各种为非作歹的行为也屡见不鲜，清代小说《盛世危言》便说“刑名、钱谷幕友中，劣多佳少，往往亦把持公事，串通差吏，挟制居停，作威作福之处，不可胜言”。

师爷之间彼此援引、上下级官员的幕宾之间相互勾结，也是公开的秘密。如新官上任的县太爷，往往有上官身边的幕友给推荐师爷，如果不用，对不起，左宗棠大人的苦闷，便是十足的样板。

县太爷的“私人”小武装——团练，也是临时工。

有长随听命跑腿，办理杂务，有师爷出谋划策，专业咨询，是不是就能安心做官了？放在大清朝全盛时期或许可以，到了道光、咸丰年，外有洋人入侵，内有民间暴动，县太爷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清代的军队，一个县往往只驻着一个把总几十个兵，还不听县太爷的使唤。地方一旦有事，仅靠县衙的四班衙役、一众捕快恐怕应付不了。这时候，就需要武装临时工来摆平局面，在清代，称之为团练。

团练源于保甲制度，通常由一个“保”（一般以1000户为基准）或者多个“保”中抽调壮丁、筹措经费、购买武器组建而成，称之为“局”、“团”。局、团的首领，称之为局总、团总，由保内士绅、大户担任，平时负责组织训练，战时担任指挥之职。

在平时，可以用之清剿土匪、镇压骚乱，抗灾救灾，城镇中还可以用于宵禁、救火。天平天国之乱爆发，大江南北一片纷乱，团练更是县太爷唯一能指望的武装。

咸丰十年（1860年），四川匪首张五麻子起事，侵犯巴县乡镇，县令张秉堃即动员本县团练18个团6000余人“分九团防河，以九团堵隘”，协助官军的清剿行动。

光绪四年（1878年），广东匪首欧就起率众200余人攻入佛冈厅城（“厅”是清代县级单位的一种），全靠团练与城内官绅合作予以荡平。

更加显著的例子发生在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攻占安徽六安县城后，各乡士绅动员团练“简精锐、整器械、密暗号、严侦探”，联合起来反攻县城，几经失败终于成功。咸丰帝以“不费公家一兵一饷，力克坚城，为军兴以来所未有”，还给有功士绅授以官职。

各地地方志上，为抵抗太平军而战死的团练首领、地方士绅，远比官员要多得多。没有了团练，只怕县太爷的脑袋很不稳当。

团练由士绅掌控，县太爷可以发挥同为儒家门徒的优势，以春秋大义进行思想动员，驱使其为自己效力。曾国藩以团练大臣编练湘军的时候，便多选书生士子担任管带、统领，以其知晓纲常礼教，且“忠义血性”，比娇怠堕落的八旗绿营好用得多。

但团练既非县官直属，难免会和其他临时工一样，有不听控制的时候。咸丰十一年（1861年），山东齐河县廪生郭少棠因反对知县提高银钱比价而组织抗粮，被缉拿到济南府待审，结果他所在的团练“公普团”竟然起而围城，群呼“宁舍孩儿娘，不舍郭少棠”的口号，逼迫济南知府放人。

毕竟，团练是以乡土为基础组成的临时性武装，与县太爷之间并非如长随、师爷一般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想法。知县运用得当，纵然能使处理地方事务如虎添翼，但如果关系闹僵，可能会玩火自焚，在所有的临时工中，堪称最危险的一种。

大清王朝覆没以来，长随、师爷、团练已经随着社会变革，不复存在于地方行政体系之中。但这种临时聘请以补常规编制之不足，以为官方办事提供方便的用人方式却薪火相传，种种陋规旧习潜规则和索贿、扰民的行径也或多或少依然存在，甚至出现了“犯错的是临时工”这种回应社会关切的新模式，恐怕古人也望尘莫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