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那面长50米、高30米的艺术书墙“Artron Wall”，深圳文博会雅昌艺术中心的“大阅读”艺术大书特展，也在文博会即将落下帷幕时，吸引了众人目光。

在一楼的展厅内，陈列着的全球各地出版印刷的大型书籍。这些面积和重量相当于普通图书三四倍的大书，被万捷称作“艺术品”：“你不觉得很有想上前翻看的冲动吗？”在他看来，这些装帧严谨、内容精美的大书，是真正值得印刷的“艺术品”。

大数据库颠覆了以往单一印刷的陈旧观念，再次证明了雅昌的艺术传播力。

上世纪90年代创办雅昌印刷公司时，万捷对公司的最初定位是主做艺术印刷。“起步阶段很难，我们基本上什么都做，什么都吃。但还是想从某个角度切入，做一些真正的艺术印刷。”

于是，万捷由拍卖行切入，迅速包揽下博物馆、艺术家的书册印刷业务。2000年是一个节点。这一年的互联网掀起一波线上商业模式狂潮。“我那时在想，如果用互联网的方式和途径把产品说明书弄出来，这和以往的传统印刷不同了，这就很厉害了。”

彼时的他已经意识到传播渠道对产品的重要性。2000年，他创立雅昌艺术网，成为国内少有的艺术在线互动社区。“当时是想给艺术家提供拍卖服务，并且为艺术品经营做一个增值服务。”

数据库在雅昌艺术网的运作中占据核心位置。如今谈及印刷与物联网、数据库在雅昌内部的定位，万捷表示，过去印刷对于雅昌来说是夯实基础 ，而在如今的互联网信息社会里，印刷仍是全产业链的重要一环。

“通过为人民艺术服务而汇集艺术资源，形成中国艺术品数据库，并提供给拍卖行业与一二级市场，为艺术品收藏领域提供一个大工具和更为便捷的途径。这就是雅昌目前的定位。”万捷说。

其实进入新世纪，他就开始意识到大数据的重要性。大数据的群体细分原则，让他意识到对用户群体“私人定制”的重要性。传统艺术肯定有固定分众，当代艺术则以年轻人及年轻收藏家为主，他们的互动性和朝气更强，和社会的互动性与关联也更紧密。

万捷利用艺术数据库的优势传播艺术理念，让用户不光认同雅昌的印刷实力，更认同雅昌的艺术传播力。“打个比方，我把300幅画全部数据化进行备份，在过去，印刷只能容纳100册的容量。而如今，通过数据库，在互联网里通过各式应用、数字展览、App等直接拿来做，现在的数据可以随时做一本动态的书，容量比原来要更大，限制也更少。”

万捷眼中的大数据，颠覆了以往单一印刷的陈旧观念，大数据不仅仅是数据，还是一幅幅扩张开来的艺术品，扩容增量的前景不可限量。

“我敢说，了解齐白石的人和对其画作一无所知的人，在审美情趣方面肯定有天壤之别。”

万捷对国内目前的艺术教育多有不满。这种不满，体现在他对当代中国人在各个领域急功近利的不屑上。“直到现在，我们的艺术教育更多的都在培养艺术专业人才。考美院，很单纯的想法，要求也很固定，比较容易突击去做好。至于大众如何去鉴赏艺术，又达到何种欣赏水平，没人会去管你。”

万捷希望雅昌能够承担起艺术普及教育的重担。他的构想是将雅昌铸造成一个以培育艺术普及教育为终极目标的艺术文化企业。“你不去传播，不去输出理念，很多人就不再知道，也无心去了解艺术。知道不一定会喜欢，但不知道肯定不会喜欢。我敢说，了解齐白石的人和对其画作一无所知的人，在审美情趣方面肯定有天壤之别。”

为此他提出“为人民艺术服务”的口号。他希望改变“喊口号”这种嘴上的号召方式，以实际姿态做到真正去服务艺术家、艺术机构和艺术爱好者。

“艺术教育与艺术服务，其实是艺术最终结的东西，都是以教育为目的，去共享，去分享。”万捷说。

在万捷看来，送你一本装帧精良的《红楼梦》全本，比发个邮件给你《红楼梦》全本电子版来得更为诗情画意。

曼联球迷万捷于2006年在伦敦完成了一次对艺术品的自我思想升华。

当年，作为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他受英国印刷界同行之邀参加查尔斯基金会主办的公益活动，公益拍卖的作品便是曼联足球俱乐部的纪念册。

“我一看，哇，不得了，这书册就是一个艺术品。”他开始发现图书外形的“大之美”：比普通书册大四倍的曼联纪念册，铜版纸张镌刻下俱乐部一百多年的成长史，也铺陈出兰开夏郡与约克郡劳工阶层在工业时代后期的大众群像。“很有厚重感，我感到大的图书也可以变为一种趋势。”

同时，万捷也意识到这本兼具大书与艺术品气质的纪念册，是用户体验方面的先行者。“曼联拥有全球最多的拥趸，庞大的粉丝群有消费与缅怀其历史的需求，那么纪念册无疑可以全部满足他们。”

万捷认为好书当然就是艺术品。“用艺术抵抗遗忘，用文字记录时间。”他以尼泊尔地震为例，“很多古迹被震没了，相当可惜。如果有文字记录，600年前甚至更早的砖块瓦砾也都能完整显现。”万捷推崇用艺术品，尤其是制作精良的书册，来追溯历史研究过去。

在万捷看来，送你一本装帧精良的《红楼梦》全本，比发个邮件给你《红楼梦》全本电子版来得更为诗情画意。“纸质书有它的色彩性、装饰性、奢侈品性，这些统称为艺术品性。传递这些书籍并展出，其实是另一个维度的艺术传播。”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明了印刷术的国家来说，书本印刷其实自古以来就不是特别高级。你看那些古代的书，都是文字居多，鲜有配图。形式大都较简单，都是线装书，对图像要求不高。”所以在文博会期间的那块巨型书墙上，万捷对那本西方传教士1655年（清初）时写明末时期中国国情的古书特别钟情。“放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历史，是时代痕迹，是中西文化大交融，是艺术在纷飞。默默地，大家也都潜移默化地就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