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两种科学：一是真正的科学，一是你家亲戚在微信群里转发的“科学”。

1923年，张君劢和丁文江拉开“科学与玄学论战”帷幕，科学派、玄学派和唯物史观派三大派的思想论争激烈非常，梁启超、胡适、吴稚晖、张东荪也卷入混战。只是，这帮以严肃态度试图阐明科、玄二者之别的前辈应该不会想到，在近一个世纪后，大家都爱上了玩玄学（还是被曲解后的玄学），科学与理性精神成了摆设，哲学也有了别的意思。

1642年，伽利略去世；1643年，牛顿出生。两位伟人一前一后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基础，建立了以数理性逻辑和实验为核心的新认知体系。但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不是先贤划时代的创举，而是“你看！一个前脚刚走，一个后脚出生，牛顿岂非伽利略的转世灵童”。

有太多人不懂科学，便觉得不如搞些玄学——科学太累，哲学太繁，发轫于魏晋的正统玄学太形而上，还不如被当代文化改良后的玄学，无论转锦鲤还是爆装备，轻松易得。

古典自然哲学和科学的争执，源自人类对终极答案的执着。科学本来是挑战宗教权威的先锋，是尝试替代哲学解释这个世界运行规律的手段，并重新构建人们对世界的日常看法。科学家用数理性思维探索世界、传播理性精神，以此抗衡哲学家们原有的勾勒世界的方式。只是大众往往不太愿意深入学习哲学与科学，却对玄学充满兴趣。

他们并不希望那么费劲地用严谨的方式寻求终极答案，还不如自己捏一些概念、造一些噱头、给一些理由，把话圆过去就行了。胡思乱想和自行定义总是比较简单，通过仅有的经验进行常规推理也总是比较简单，但通过仪器实验、数理论证得出严谨的结论（类似众所周知的伽利略证伪亚里士多德的案例），就太难了。

举个例子。世界上有两种科学：一是真正的科学，一是你家亲戚在微信群里转发的“科学”。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如是说：“人一旦确信了某个观点，就不会轻易动摇。如果你告诉对方，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就不搭理你了。如果你把事实和数据罗列出来，对方就会质疑你的信息来源是否可靠。当你诉诸逻辑时，对方就搞不懂你在说什么了。”

这就好比，你很难跟你妈解释清楚，你为什么会极力反对她买量子保健品。你告诉你妈，包治百病、延年益寿之类的言辞都是销售张口就来的胡言，但她偏不信，反而嫌你无法跟上一日千里的当代科技，并发出“你这些观点到底是哪来的，你懂什么啊，怎么能说这些产品是骗人的呢”的感慨，转身在亲戚群里转了一篇《中国科学家走在量子革命前沿，在一项目上猛追美国》的公号文章，看着没出息的你，摇了摇头——此所谓“一个科学，两种表述”。

又比如，媒体上有两种谈论科学的方式：一种是《你知道吗》《比克曼的科学世界》《NHK大科学实验》之类的严肃科普节目；另一种则思接千古八荒，从百慕大到神农架，从外星文明到平行空间，动辄同黑洞、引力波、永动机、能量守恒定律较劲，分分钟吊打牛顿、爱因斯坦——说到底，它们和日本的《放送禁止》、战斗民族的《通灵者之战》，甚至台湾地区的《鬼话连篇》、香港地区的《怪谈》没什么区别，像极了那些初中同学拿来吓你，让你半夜不敢睡觉的鬼故事，要的就是一份刺激，以及“我看破一切但就是不告诉你”的虚幻优越感。

简言之，以好奇的名义猎奇，以科学的名义播撒玄学，用全力以赴的态度追求关注谋求利益——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又比如，世界上有两种耳机：你耳朵上那副，只能听个响；评测圈KOL嘴巴里叼的那副，能听到宇宙的气象、微观世界的异动和水电火电的温度差。除了森海大奥和香格里拉这种耳朵没聋都能听出是极品的设备，普通市售耳机的好坏很难用科学手段证明。

比如你说这副耳机好，阻抗、灵敏度、频率响应、总谐波失真等各项数据曲线都很漂亮，反而很难让人信服；但如果你文学素养出众，把评测文写成武侠小说，把枯燥的数据转化为飞天遁地的意象，诸如“这副耳机，味道重于素质，中低频浓郁汹涌，解析不错，一个钢琴的和弦下来就能让人得到非常敦实的结像，犹如幼时看老版《水浒传》里武松醉打蒋门神的桥段：洒脱凶猛、写意酣畅、一拳一脚结结实实，顾盼生辉，睥睨燃情，偶尔高飞低走，却也是为了那最后一串鸳鸯脚的风情做点缀”，是不是突然就让你想买回去体验一下这股豪壮的快意？

不会的，你买到的就是一副价格决定素质、表现中规中矩的耳机而已。它的参数决定了它的上限，而它的风格实际上来自歌曲本身。但是当你信了这个邪、付了这个钱，也只是成为玄学受众而已。相机同理。世界上有两种相机：你手里端着的那台只能摁个快门，其他的交给天意；老法师手里的那台，能拍出世人的亲疏悲喜、时代的翻涌沧桑、思想的急速变迁。他信故他在，你不信就是境界未到。

科学是一种信仰，玄学也是。你选择用什么理论解释万物规律，就是选择了怎样的生活态度。把什么东西搞成玄学，都会附加更多乐趣和槽点；但如果世界上只有玄学而没有科学，那一切好坏美丑都将失去凭依，全靠脑子和嘴胡编。当然了，你开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