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要不退休，就会什么年龄的人都会遇到，包括年轻人。从公司的新员工，到我自己的小孩，我有时会受他们的影响，更新词汇库——我读人文科学，对词汇敏感，容易吸收——更新词汇库，就像软件更新，老机器一样可以当新机器用。

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工作上有沟通，工作之外就玩，吃喝唱歌旅行，但没玩过“说秘密”这样的游戏——他们的秘密我一看就知道。

现在的年轻人成熟更快。一个是自然的成熟，营养好，身体发育早，信息时代知道的信息也多。再一个是社会化程度加快。“青春期”其实是一个社会概念，从小孩变成大人，过去可能要三五年，等到20岁才算成人；但现在，互联网的虚拟社会让这段时间加速了，可能一年时间他们就了解了成人世界的规则。我有些朋友的小孩，在家里可清纯了，你到网上去看，早他妈江湖大哥一样，该干啥干啥了。

我是1959年生人，1978年年初在西安上大学。我20岁的时候在上大学二年级，正好是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12月召开了三中全会，1979年正好思想解放。当时北京涌现出了很多东西，比如解冻文学、伤痕文学、朦胧诗和北岛的《今天》、星星画展……这些对我们影响其实挺大的。

一个人想事情的心智，往往跟境遇有关。我当时最大的变化来自社会。那时候突然发现：原来那些端庄的、包装给你看的宣传，其实是假的，这会让你非常震撼。好在我扛住了，勉强不崩溃——一般人都会这样，且怀疑，且寻找，不会一下子就崩溃，但的确有个逐渐崩溃的过程。

后来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更多历史真相曝光，包括后来否定“文革”，等等，我才明白：原来这不是社会发展进程中顺利的部分，而是曲折的部分，历史在这里停顿了一下，拐了个弯。比如，你会发现，原来所谓“文化革命”，其实包含着荒诞和无耻、野蛮和愚昧，这些都是在过程中慢慢检讨，然后发现，可能有体制原因，也有人的因素，也有人对社会发展的历史无知、探索和试验的成分。

我18岁以前受的教育里，这些东西被包装得完美无缺；20岁时，这些东西开始像墙一样剥离，继而坍塌，我看到的世界和18岁以前不一样了。

这个逐渐崩溃的过程持续到我硕士毕业，那是1984年。这段过程中，我有机会到北京读中央党校，发我一个证件，能看到省部级内参和反动期刊——以前看的历史都是打扮过的小女孩，由此我看到了另外一面。于是开始怀疑这些东西，要探讨一个我认为的真实的历史什么样，进入了思考和再造历史观和价值观的阶段——这特别重要。

我觉得，一个人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有密切联系。历史观其实就是从过去看现在、看未来，是一个重要的参照。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在有限的生命里，大部分时间都在重复前一代人做的事情。如果你熟悉历史，就会看到：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创造的，以及，哪些是重复的；另外也可以看到，哪些路是应该走的，以及，哪些是应该避免的。历史会给你很多智慧的启迪，告诉你，哪里有风险，哪里可以这么走，哪里不能走。懂历史的人会让人感觉到深刻，无非是就像照相机，景深大，看得清楚。

我在书里写，不跟政府官员发生密切关系，这也是历史教我的。我们刚做生意的时候，研究胡雪岩，发现他的靠山就是火山——这就是历史给你的智慧。我也看过很多跟民族资本、民族企业的历史等有关的东西，从中了解它们在历史上的定位，前辈们都是怎么做的。这些都是前人用失败、牺牲、挫折带给我的人生经验，你看，我有了这么多历史经验，那我当然知道自己怎么做可以不出事。

至于现代社会还要不要“拼关系”，我认为，现实社会，人和人都是通过利益关系、精神关系、亲缘关系等各种各样的关系组成了社会——社会本来就是各种关系的集合体。所以，绝对地说“不靠关系”是不对的，关键是，你要善于运用正当的关系，发展合理的亲密关系，而规避掉一些危险的关系，防范可能带来麻烦的关系。比如，我们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么，你可以和“朱”发生关系，而避免和“墨”发生关系。

“政商关系”也是。不是不能和官员交朋友——当然可以和好官员交朋友，至于一些贪官，上来就要钱，那就不理他了。好官员还是很多的。我的同学很多是官员，没问题啊，就正常交往。所以，你要清楚这些关系该如何合理安排。尽量回避掉，即使是同学，也不跟他们做生意，就可以淡然地处理事情。

人的关系，一定要分清楚。要发展对人生有正面意义的积极关系，回避那些和你价值观不一致，甚至可能带你到危险境地的关系。这也和价值观有关。比如，有的事儿如果非要钱才能办，那这事儿就危险了。当年我和王功权一起去贵州收购一个企业，当地官员用面包车把我们接到郊区，在车上说，只要我们给香港打几百万，这事儿就可以谈。我们觉得这事儿不靠谱，太危险了，回去就拒绝了——这好比，来了人口贩子甜言蜜语拐卖你，你自己也得会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