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诞辰百年，武侠真的绝版了吗？

金庸诞辰百年，时代飞驰向前，种种新的元素、词汇、流行文化滋长，那个前现代的“江湖武侠梦”似乎正从当代生活徐徐退场。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我们仍然与金庸笔下的江湖儿女共享许多类似的追求和困惑，经历着似曾相识的恩怨情仇。从某种角度而言，金庸小说已经成为独属于中文世界的“答案之书”，一个个关于爱情、名利、仇恨、家国的古典寓言，同样映照当代生活。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在武侠的余晖中重审武侠的意义，在“后金庸”的时代重估金庸的价值。

作者 | 谭山山
题图 | 《神雕侠侣》

5年前的10月30日，金庸逝世。之后的缅怀文章中，作者们不约而同地引用了金庸对于“人生应如何度过？”这一问题的答案：“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如果说“大闹一场”是指以一己之力影响这个世界，那金庸可谓当之无愧——他的老友倪匡说过，“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至于“悄然离去”，当指金庸希望像他仰慕的范蠡、张良或者他笔下的大侠一样，“事了拂衣去”——只是，无论在纵横大半生的传媒业“江湖”，还是晚年所处的文化界“江湖”，他都备受瞩目，无法“悄然离去”。

金庸。（图/视觉中国）

金庸本人早已成为与斯坦·李并称的“东西 IP 第一人”。有论者指出，“金庸宇宙”与“漫威宇宙”一样，就是当年的“虚拟现实”（VR），读者或观者可以暂时从现实世界逃离，代入故事中的角色，在另一个虚拟世界——也就是“江湖”——快意恩仇。漫威英雄在汉化时往往被取名为“蜘蛛侠”“蝙蝠侠”，正是因为他们呼应了国人所推崇的秉持公正、惩恶扬善的“侠”文化。

2024年3月，我们迎来金庸百年冥诞。早在 2023 年，为“金庸百年”特别策划的电影、电视、图书、游戏及展览等项目已全面启动，其中有徐克执导的电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腾讯版电视剧《金庸武侠世界》、学者杨照所著的新书，等等。

侠义精神与现代意识的相遇

金庸小说在内地的首次正式亮相，可以追溯到 1983年在深圳展览馆（今深圳美术馆）举办的首届“深圳书市”。12种由香港明河社出版的金庸小说，出现在该届书市的境外图书区。

内地正式出版金庸小说，则要等到198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获得金庸的授权，出版其原著小说《书剑恩仇录》。这版《书剑恩仇录》，是1994 年“三联版”《金庸作品集》面世之前唯一的正版金庸作品。

同样在1985年，香港TVB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也称“83版射雕”）被引进内地，带起了一波“金庸小说热”——当时内地尚未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出版社争相出版金庸著作，据报道，仅《射雕英雄传》就有7个版本。

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翁美玲饰黄蓉。（图/《射雕英雄传》）

生于1975 年、著有《金庸识小录》的学者严晓星就在彼时接触到金庸小说。在一次受访时，他回忆起，实习老师上作文课，就是用《书剑恩仇录》来讲解文章怎样设置悬念、怎样一波三折。严晓星说，不仅像他这样的青少年读金庸小说，他们的父辈也在读，金庸小说“用报纸包几层，很珍贵的，大家都在看”。

倪匡是金庸小说的重度阅读者，每一部都会反复地看，他自称看金庸小说的“段数”已到了“金段”。倪匡认为，武侠小说是中国特有的小说形式，“武侠小说中的侠，是根据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而来的，这种侠义精神，有历史记载的，可以上溯到荆轲、剧孟等古代人物。传统的侠义精神，充满了浪漫的激情，轻生命，重然诺，锄强，扶弱。这种传统的侠义精神，使武侠小说中各种侠士有生命，以活生生的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

在著作《金庸小说论稿》中，学者严家炎和倪匡一样，将“侠文化”上溯到先秦时期。他将侠义行动视为一种社会润滑剂，“如果说法家的最大特点是力主法治，儒家的最大特点是实行德治，那么，源于墨家的游侠则在法治和德治难以奏效的范围内弥合伤痛，为社会敷上一贴贴止痛疗伤膏，作为它们的一种补充，同样起着保持生态平衡的作用”。

在严家炎看来，以梁羽生、金庸、古龙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家，“运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五四’新文学的经验，在保持武侠小说传统型的同时，通过自己的艺术笔墨，体现出现代人应有的时代意识，成功地实现了武侠小说从思想到艺术的多方面革新，使作品呈现出许多崭新的质素”。

从1955 年到 1972 年，金庸白天写武侠小说，晚上写社评。他的社评和小说构成了互补关系，前者干预社会，后者娱乐大众。“金庸小说的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际（如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此种关注国家兴亡的思路，既有政论家的人生感慨，也有‘乱世天教重侠游’（柳亚子诗）的现实考虑，还包含章太炎、周作人所说的纲常松弛时思考的自由度。”学者陈平原评述道。

“反英雄”和“后金庸”时代

读金庸小说，曾经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作家六神磊磊说过：“什么是中年？中年就是不再觉得自己是主角了。年轻时读武侠小说，总会把自己代入主角，代入令狐冲、代入乔峰、代入杨过，很纠结地想‘小龙女和郭襄，我到底该选哪一个’，然后恶狠狠地想‘我全都要’。等很多年后，才会忽然惊觉，在某个不起眼的小配角身上发现自己的人生，原来自己活成的是他的样子。再看书的时候，就会慢慢情不自禁地把自己代入配角，代入柯镇恶、代入张阿生、代入茅十八、代入福威镖局的某个趟子手、代入被阿紫欺侮的店小二，为他们的悲喜而悲喜。”

实际上，金庸笔下的人物，也是不断变化的。在《神雕侠侣》之前，从陈家洛、袁承志、胡斐到郭靖，都是正派人物，走的是“正邪不两立”的传统路子；到了《神雕侠侣》，杨过成为一代大侠，接受了郭靖“侠之大者”的训言，但他依然是那个有意做社会叛逆者的杨过，人物形象变得丰富、复杂起来。

1995年版《神雕侠侣》，古天乐饰杨过。（图/《神雕侠侣》）

《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之死让作者和读者一样万念俱灰——萧峰，堪称英雄中的英雄，在命运的捉弄下也免不了一死；到了《鹿鼎记》，金庸则写出了韦小宝这个“反英雄”。

有论者指出，有两类“阿 Q”：一类是鲁迅的阿 Q，卑微地活着，卑微地死去；另一类是韦小宝，他是生活中的成功者，在他身上可以看见古往今来多少名流绅士、达官贵人的影子。作为武侠生涯的封笔之作，金庸在《鹿鼎记》中塑造韦小宝这样的角色，一定有特别的用意：与一众英雄大侠挥手告别，江湖梦远之后，用一个具有人性中普遍暗面的典型人物，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武侠小说。

一部《鹿鼎记》，说是武侠小说，其实已经没有“侠”，所以金庸表示，“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至此，他只能封笔。“一来我不希望自己写过的风格、人物再重复，过去我写了相当多，要突破比较困难；再者武侠小说出自浪漫想象，年纪大了，心境自然也不同。”

1998年版《鹿鼎记》，陈小春饰韦小宝。（图/《鹿鼎记》）

金庸封笔后，学者吴秀明提出了“后金庸”概念——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整个大众文化趋势愈来愈朝着视觉化、时尚化的方向发展和人们阅读习惯、审美趣味的变化，武侠小说包括其他大众文学开始调整叙事策略。前一阶段所崇尚的精神审美要素削弱，逐渐向纯娱乐和艺术快感倾斜，故事情节也大同小异，日益明显地体现出‘文化工业’的复制性特点和后现代的平面化、娱乐化原则”。

你的“金庸成分”是多少？

承接吴秀明的观点，如今这个原子化时代，应该被称为“后后金庸”或者“后后武侠”时代。当代年轻人倾向于“躲进‘（信息）茧房’成一统”，把握日常的、所见即所得的“小确幸”。

有学者说，进入当代，武侠精神有了微妙的转折。“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依然是侠义精神的核心，但新一代创作者更加关注“个体”的命运——在成为“侠”之前，先成为“人”。

这是一个“侠隐”的时代。这就像徐浩峰笔下的人物，从外表上看，凡人一个，毫无侠士风范。《师父》中单挑八家武馆的耿良辰，以开租书摊维生——主打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北派五大家”的白羽、郑证因等人的书也有，其全部家当就是一架独轮车、五个小马扎，再加上七十本书。路阳作品《绣春刀》里的沈炼，也是一个小人物，但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他身上的任侠精神就会迸发。

“20世纪80年代的武侠热，是中国人寻找自信的反映，写作者和读者都在追求一种极大的浪漫情怀和骄傲感。”徐浩峰说。

吴秀明指出，在金庸的武侠叙事背后，有一个核心的支撑，即“人学”。新一代创作者沿着金庸“反武侠”路线继续行进，从“大写的人”转向“小写的人”。

“他们笔下的侠士不仅武功平平，而且往往还充满了道德瑕疵，肩膀上再也不愿承担家国天下之责任，而纷纷寻求归隐后的草长莺飞。有的甚至比韦小宝还世俗，更关心个体出路和自身生命安全，往往极尽洒脱却又不得善终。”吴秀明写道。

总体而言，这拨新武侠创作者的作品，其影响力还不能与金庸匹敌。DT 财经与塔门在 2021年10月联合发布的《当代年轻人“金庸成分”报告》显示，金庸作品受到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喜爱：看过金庸小说及相关影视剧的人群中，80 前、80 后、85 后、90 后的占比几近 100%，95 后、00 后人群的占比则分别为超过九成、接近八成。

2024年1月31日，香港文化博物馆金庸馆。观众在一幅描绘武侠世界的画作前经过。（图/阿灿）

不同人群接触金庸作品的方式也不同：有95.2%的80前通过读原著小说进入“金庸宇宙”；从80后（77.9%）到90后（92.3%），人们通过影视剧了解金庸作品的比例不断上升；与此同时，选择游戏的比例也不断上升，85后最高（20.7%）。

按六神磊磊的划分，金庸作品中有两类人物：前者体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如郭靖、萧峰；后者体现“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如东方不败、周芷若、阿紫。《当代年轻人“金庸成分”报告》发现，年轻人对后者的共情越来越深，如东方不败进入最受欢迎的 top 10 男性角色之列；周芷若不仅位列最受欢迎 top 10 女性角色，且在 00 后人群心目中排第 5 位；另外，相较于郭靖，年轻人更喜欢随性而活、自由自在的令狐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