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要吗？”

1999年，杰拉德·西格尔（Gerald Segal）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回答了这个问题。这篇论文影响极大，至今仍是国际关系学的经典文献。西格尔首先承认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这个国家已经今时不同往日。但是面对“中国崛起”的说法，西格尔并不以为然。他认为无论是经济、军事还是政治，中国在世界体系中能够起到的作用都不大，只是一个中等强国（middle power）。

当年中国的GDP在世界上排名第七，如今已经是全球两大经济体之一。2011年，中国驻美大使张业遂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出席第五届中美关系研讨会，他提到，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

90年代，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美关系来到了十字路口，中美的交流日渐深入，但用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David M. Lampton）的话说，90年代的中美关系是“同床异梦”。

一方面，美国作为全世界资本的中心，它是参与中国这场经济发展最深入的国家。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今商务部对外贸易司）统计，1992年美国在华投资项目只有3265个，到1999年年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已达28628个。另一方面，美国又批评中国是“血汗工厂”。美国几度尝试取消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多次提出反华议案。

因为80年代末风波，美国总统老布什宣布降低与中国的官方接触级别，但暗地里，他又向中国派出特使，特使在北京遇到了“波澜不惊”的邓小平。邓小平告诉他，美国的企业主将会迫使美国政府重新进入中国市场。结果正如邓小平所料，1992年2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有条件地延长中国最惠国地位”的法案，先是被否决，后来又被美国企业主杯葛。1993年5月，包括通用汽车公司等298家大公司联名致信克林顿，要求克林顿政府不要将人权或其他条件附加到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否则美国将失去中国市场”。

中美之间的经济来往不但没有因此停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在逐年增加：1991年为120亿美元，1992年为183亿美元，1993年为227亿美元……中国为了表示对缩小贸易不平衡差距的诚意，向美国派出了庞大的采购团，仅1993年上半年，中国便向波音购买了21架喷气式飞机（价值8亿美元），并签下协议，承诺今后几年将会购买或租用215架飞机（价值90亿美元）；同时还向美国汽车行业、石油行业和航空航天行业等公司签下了超过10亿美元的订单。当年的《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的订单估计将为美国增加15万个工作岗位。

中美之间的贸易来往越来越紧密，经济利益开始主导外交政策。“一个提升国际商业交往，重视科学、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时代开始了。”历史学家徐中约如此总结90年代中美外交史的开篇。

价值观上的分歧，总是使中美关系出现新的波折。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90年代的台海局势反而成为打破中美关系坚冰的契机，中美双方恢复了自80年代末以后已经中断的高层对话，还先后进行了元首互访。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华期间首次公开表达了美国政府的“三不原则”：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中美两国元首互访后，中美关系度过了近两年的“蜜月期”。大摩擦没有，小纠纷不断。1999年5月8日，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对塞黑进行长达78天的空袭行动，美国B-2轰炸机击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当场炸死中国记者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炸伤数十人，造成馆舍严重损坏。美方坚称是误炸，原因是使用了过时的地图。经过长达一年的胶着和舆论战，2000年4月，克林顿政府向李肇星大使通报了调查结果，最终向中国政府支付了赔偿金2800万美元。

现代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大国之间更是如此。中国自1986年正式申请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1995年关贸总协定被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后，中国便和美国展开漫长的“入世”谈判。美方分明知道中国加入世贸对美国经济的好处，但总是提出“人权”“劳改产品”等问题，致使双方无法达成协议。

1999年5月，受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影响，中美双方中止了入世谈判。9月，中美关系缓和，中美恢复谈判，并加快了进程。1999年11月，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WTO达成了双边协议，为之后中国与其他国家和组织的谈判铺平了道路。

全球市场的大门打开了，中美的“合作性竞争”关系将更为突出。两国关系的好坏，就取决于是 “合作”还是“竞争”占据上风。只要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两个大国仍将继续保持这种暧昧与复杂的关系。正如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所说，中美关系好不到哪去也坏不到哪去，它总是处于中间的某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