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未来丛书”是一套窄窄的小册子，软装，白皮，每本一两百页，总共出版了74种。在各个图书馆的架子上，它占着很小的一块位置，今天已少有人抽阅。三十多年的时间，足以使纸张发脆，而纸上的文字，迎接的也是越来越陌生的目光。然而在三十年前，它们还是那么新鲜的火，是一代中国知识青年最响亮的心跳。

人们说八十年代发生了中国的第二次启蒙，而对很多人来说，他们的启蒙，就是“走向未来”。1984年3月，“走向未来丛书”第一批推出，几个小时就被抢购一空。丛书内容涵盖领域极广，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文化，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透过这套书的种种因缘，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当年知识界的氛围，也会帮助我们理解八十年代精神的不少重要面向。

知识青年也要经略国家，他们参与国家叙事的愿望是真诚的。

“我们的时代是不同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的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在艰苦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

这段话出自“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者献辞》。不可否认，这段献辞“讲话体”的痕迹很重，以现在的眼光看，显得很老套。然而多翻阅一些八十年代出版的书就会发现，书里的序言、后记，使用的几乎都是这种口吻。为了保证书的顺利出版，向国家目标和思想路线靠拢成了大家的惯用策略。尤其在引进新思想的著作中，这样的序言更显重要，不然，选题就别想通过了。

用批判的方式说自己想说的话，以融入国家叙事的方式表达异见，是八十年代知识界和出版界的共同选择。通过一本《批判哲学的批判》，李泽厚就成功地把康德装进马克思的瓶子里推了出来，还打破了官方对马克思的“专有解释权”。所以，以现在的眼光苛责八十年代，是既无温情，又缺敬意的。

“走向未来丛书”的献辞可以作为八十年代一个独特的话语样本。它在口吻上迂回，诉求却是直截了当的，直奔“改革”而去。既然官方说了要“改革”，那就人人有份儿，知识青年也要经略国家，他们参与国家叙事的愿望是真诚的。

但如此鲜明的立场不可能不碰壁。最初，湖南人民出版社打算出版这套丛书，与“走向世界丛书”形成一经一纬的大场面。但是面对“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这种冲劲儿，湖南人民出版社还是有些害怕，就这样，“走向未来丛书”才转到了四川人民出版社。

我们愿意合作，但你首先得给我合作的权利，并接受我的不顺从。

然而，困难才刚刚开始。由于编委会没有终审权，所以选题很难通过。几位主编的政治活动能力开始发挥作用，他们找到的对策是，把编委会挂靠在官方机构名下，把责任从出版社转移出来，当然，审稿权也转移出来了。

寻找挂靠单位并不容易，这中间有着怎样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猜想，官方对这样一套丛书，绝不是全然反对的。一位主编曾毫不讳言地说过：“第二次启蒙就是八十年代民间半民间的启蒙运动，它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民间半民间”这个词很耐人寻味，第一个“民间”是说，这次的启蒙发生在民间；“半民间”则意味着，其中存在“非民间”因素。“它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则意味着，这套丛书的态度是“劝进”，而非“谏阻”。“在艰苦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中国的知识青年要出来支招。不是不合作，而是主动要求合作，但你首先得给我合作的权利，并接受我的不顺从。北岛的《履历》中有这么一句，“我不得不和历史作战，并用刀子与偶像们结成亲眷”，或者可以解释“走向未来丛书”与官方的撕扯。

“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中，不乏具有官方身份的成员，现任副总理王岐山也赫然在列，当时他还是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一名研究员。参与过丛书翻译工作的陈志武回忆说：“编委和他们圈子里的朋友中间，有不少都是在中南海工作的。”所以，在陈志武看来，丛书面世以后能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与此也不无关系。

丛书的作者和译者，则以年轻学者为主体。当时，围绕着各种讨论会和自编的刊物，形成了一些思想活跃的青年知识圈，而这些彼此重叠的小知识圈交织起来，又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诉求的话语场。翻译了丛书中的《社会研究方法》的李银河告诉记者，自己参与其中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大家“都是朋友，经常在一起”。在“走向未来丛书”出版之前，李银河就和几个朋友编过一本《青年文稿》，内容跟“走向未来丛书”是一类的。她说：“当时是思想解放运动，大家都在引进各种各样的新思潮。”而“走向未来丛书”的班底就从这些青年知识精英中来。

丛书大部分作品是某一领域的破题之作，从中受惠者，何止千万。

八十年代思想界，有人分成三个山头，也有一分为五的。谈到“走向未来丛书”的参与成员，学者陈子明是这样总结的：第四个“派别”（或群体）是“青年精英派”，就其灵魂人物而言，在思想倾向上是“新方法论派”。

“走向未来丛书”有自己的性格倒是不容否认，“新方法论派”的说法也有根据。丛书中《在历史的表象背后》一书中有赫赫有名的“三论”：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而最直接的证据，大概是序言前引的那句：“一切理论探索，归根结底都是方法的探索。”而这本书的内容，就是用“三论”分析中国历史的“超稳定系统”。

这本书对“方法”的强调还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勇气：“随着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特别是各学科的相互渗透，已经形成了从整体上研究复杂问题的科学方法和工具，那就是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而这种斩钉截铁的表述，在八十年代的论著里随处可见，把“理论大跃进”的帆吹得满满的。

引介“方法”的著作，“走向未来丛书”中有很多种，比如《经济控制论》、《社会研究方法》、《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与变化》、《GEB——一条永恒的金带》、《计量历史学》。这些内容对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尽管难免有唯科学主义之嫌，但难掩其启蒙之功。

为改革道路上的中国提供“方法”，自然无法概括“走向未来丛书”作为启蒙先声的全部意义。这套书在“人的觉醒”和“反思传统”这两个精神主题上，也走在了前面。

八十年代，人性的回归和个体的重塑都是十分关键的议题，由此引发的人道主义大讨论，也与个体独立和自由诉求直接相关。所以，一时间“人学”泛滥。而“走向未来丛书”中“人”字辈的书不比方法类的书少，像《人的发现》、《人的现代化》、《人的创世纪》、《人心中的历史》这样的书名，就能对读者构成最直接的刺激。在《人的哲学》的结束语中则有这样情感充沛的句子：“今天，是时候了，我们必须从笼罩着人类近半个世纪的相对主义虚无的梦中清醒过来。”不用看作者写了什么，仅仅是这种表达方式已经非常地人道主义。

“反思传统”在中国第一次启蒙（“五四”运动）中已经进行了一次，民族性问题和传统文化的问题已经被翻过一遍了。八十年代的第二次启蒙中的“反思”，却连“五四”时期的反思也一起反思了，不但反思了中国古代传统，还有近现代的革命传统。由于有了新的“方法论”武器，“走向未来丛书”即使是在面对古代传统时也有着自己的批判机制。比如谢选骏的《空寂的神殿》，就从神话的角度无情地解构了中国人的民族荣光。

尽管这套书有自己的“毛病”，概念泛滥、有些论断下得师心自用，但大部分作品都是某一领域的破题之作，从中受惠者，何止千万。而在出版操作层面，“走向未来丛书”也承担了探索的任务，后来的丛书只需如法炮制，轻松了许多。与当时的几种丛书相比，“走向未来丛书”的时代特征最为明显，早早上场，也匆匆退出了历史舞台。九十年代以后，编委会的人，也风流云散，各自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