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空姐脱下高跟鞋，我举双脚赞成

这一次小小的改革，或许是让她们摆脱被审视和被性化的关键一步。

在《脱口秀大会》第四季上，颜怡颜悦曾引发过一个著名讨论：颜值和高跟鞋，是女性职场必备么？

她们提道，“好像所有女孩在工作之前都要变美，就连小时候动漫里的女主角百变小樱和美少女战士，在打人之前都要变美。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美少女变身都要变出高跟鞋来，就好像高跟鞋能让女人变强……感觉如果第一个登月的宇航员是一个女人，她都得穿高跟鞋登月。”

颜怡颜悦对高跟鞋的拷问。（图/《脱口秀大会》）

这段脱口秀在网上引起了广泛共鸣。女性在职场上苦高跟鞋久矣，在许多重要场合，高跟鞋都被视作标配，它在被认为彰显女性魅力的同时，却也建构着女性的身体。

其中最典型的是空姐。

这一从诞生伊始便标榜高端服务的职业，似乎天然地与高跟鞋适配：面试约等于参加选美，没有人敢穿着平底鞋来参赛。自20世纪30年代空姐职业出现，她们的职场时光几乎完全与高跟鞋捆绑在一起，即使一直恨，也只能一直穿。

但是，既然西装和领带可以不是男性职场必备，那高跟鞋又为什么是女性职场必备呢？特别是对于空乘这种事实上要承担大量体力劳动的行业，高跟鞋的不便被进一步放大。

空姐终于可以脱下这恼人的高跟鞋。（图/图虫创意）

这种固有观念，在近几年终于逐渐松动。8月5日，湖南航空企业文化官方账号“湖南航空之家”发布消息称，自8月1日起，湖南航空全面推行乘务员穿平底鞋执行航班，因为高跟鞋虽然使乘务员看起来更挺拔优雅，但长时间工作会给空姐带来不适，尤其是在需要长时间站立或行走的情况下。

这或许是国内民航圈首次官方公开倡导全程穿平底鞋，即乘务员在进退场、上下客梯、走廊桥、提供客舱服务的时候，都可以“解放双脚”。

事实上，在湖南航空官宣之前，国内多家航司也曾尝试在高跟鞋问题上给乘务员减负。比如吉祥航空自2023年7月10日起，允许客舱乘务组在确保着装统一的前提下，在进场阶段自行选择穿高跟鞋或平底鞋。

这一个小小的换装举动，或许就是空姐行业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它意味着，空姐终于可以进一步卸下被性化的标签了。

空姐，被审视了一个世纪

从一开始，空姐这个头衔就承担了太多隐形负累。它意味着被观赏、被需求，要随时保持标准微笑，嘘寒问暖，并且长期处于被审视的目光之下。

在很多影视作品中，但凡有空姐出场，随后往往要上演一段男性凝视的戏码，她们总是扮演集合了众多男性幻想的扁平角色。而在各大购物平台上，空姐的服装则更是被暗戳戳指代为“情趣制服”。

这一种刻板印象，跟空姐形象长期被符号化相关。

1930年，美国护士Ellen Church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空姐。因为当时的客机还是稀罕物，容易颠簸，人们普遍认同“有女性在飞机上会帮助公众摆脱对飞行的恐惧”。

尽管Ellen Church也持有波音的飞行执照，但当时女性不被允许进入驾驶舱，她便同意了留在客舱工作。很快，另外七位护士加入了她，她们一同组成美国最早的空姐队伍，让乘客相信自己在飞行途中出现任何意外，生命都有基本保障。

最早的空姐服更接近女兵装。（图/Instagram）

在那个阶段，空姐的角色被定位为抚慰人心的“看护员”，所以她们穿的是深绿色的护士斗篷。这套斗篷很宽松，上身是保暖的羊毛套装外加一条披肩，裙子长至膝盖，因为当时的机舱是透风的。口袋也要足够大，因为要装得进一把扳手和一把螺丝刀，方便把乘客的柳条椅固定在机舱的地板上。

但这套女军医式的空姐服没有持续很久。到了20世纪中期，大型民航客机成为男性上流阶层的出行首选，航司之间对客户的争夺战正式拉开帷幕。在这个过程中，空姐是最先被打出的那张牌，制服的腰身和裙摆都逐渐收窄，变成了收腰西服和直筒裙。

（图/《泛美航空》）

到了70年代，航司之间陷入恶性竞争，美国西南航空直接打出“性感才是最卖座的”的理念，澳大利亚航空甚至设计了一款特别的香水给空姐来提升整体效果。空姐的制服完全抛弃了朴素之风，糖果色小礼服游荡在各大机场和机舱，裙子被改得越来越短。一些航司还直接用长靴配热裤，把空姐打扮得风情万种。

微笑也是规训的一部分，目的是让客人流连忘返。美国社会学家阿莉·Ｒ.霍赫希尔德在其1983年出版的《被管理的心：人类情感的商品化》一书中指出，在对美国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员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这些服务业劳动者除了脑力和体力劳动之外，还需要付出“情感劳动”，即面对消费者时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以展示出微笑、殷勤与和善。

（图/《泛美航空》）

很多招聘官在面试时也提高了要求，会要求应聘者年轻貌美且未婚。如果有空姐中途选择结婚和生育，就相当于被航空业永久除名了。

这导致空姐进一步变成“空中情人”的代名词，群体形象被添加了过多的性意味。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地的女性主义逐渐觉醒，越来越多女性对这种“性感营销”提出异议，空姐的制服才开始回归高雅之美，基本固定成小礼服和铅笔裙。

1970年，太平洋西南航空的广告。（图/网络）

不过，统一的妆容仍是基本要求。比如早期的亚洲航司，大多会要求空姐扎统一的发型，甚至口红色号也需要保持一致。

这些约定俗成的刻板之美，一直到近几年才开始解绑。不少国际航空公司开始给空姐提供裙子和裤子两种选择，对妆容也不再统一规范。比如乌克兰廉航SkyUp，直接换上了更舒适的裤装和运动鞋，丝巾还可以随意系在肩带上，不需要规规矩矩地绑在脖子上。

可见，空姐这个形象被审视了近一个世纪，她们的服饰流变，也是这一职业的文化流变。

裤装也可以很亮眼。(图/SkyUp官网)

高跟鞋，是一种性别霸凌吗？

相较之下，高跟鞋的争议比服饰要少得多。无论空姐的制服如何变化，高跟鞋的地位一直到21世纪初都相当稳定。它们就像被焊死在空姐身上，任何时刻都提醒着她们挺拔走路，展示自己优美的腿部线条。

但是，在整个执飞过程中，高跟鞋就是最毫无用处的“美丽刑具”。空姐的工作内容本身，一直跟高跟鞋相悖而行——既然飞机的安全须知上写着紧急情况下需要脱掉高跟鞋，那空姐作为逃生的关键指挥人员，穿高跟鞋的必要性是什么？

一直以来，空姐的形象光彩动人，但其实私下里常常要跑足科门诊。有研究表明，长期穿着高跟鞋不仅会引发足部疾病, 还可引发腰背疼痛、应力性骨折、骨关节炎等疾病。

高跟鞋的历史，也是女性疼痛史。（图/《情迷高跟鞋》）

而且，高跟鞋前端的尖角设计, 容易造成脚趾挤压, 产生拇外翻或小趾变形，完全是不符合力学和医学原理的“健康隐形杀手”。因此，空姐们常常要不停训练，不停复健，才能在机舱里任何时刻都像是如履平地。

这一种毫无必要的束缚，是怎样和职业女性深度捆绑的？事实上，正如长久以来的讨论所指出的那样，高跟鞋这种女性专属的性感符号，也是一种后期的文化建造。毕竟高跟鞋最初出现在人类社会时，并非女性特有之物，而是贵族男女都可以用作增高的时尚单品，前身是一种被称为“帕丹斯”的木屐——人们将它附着在昂贵且易碎的鞋子之下，可避开泥泞和不平坦地面。

17世纪末18世纪初，身高仅约1. 63米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钟爱穿着一双雕刻精美的描绘战争场景的高跟鞋，鞋跟达4英寸之高，旋即在上流社会引领了一股潮流。

绘于1701年的路易十四肖像画。（图/视觉中国）

但是，随着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规训，男性和女性的高跟鞋开始出现分化：男性的鞋跟逐渐变得更方更粗犷，造型变得肥大; 而女性的鞋跟则日趋纤细，显得更加紧致，慢慢就被定型为现代的女性高跟鞋。

自此之后，女性在职场上穿高跟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如同呼吸一样习以为常，而究其起源，似乎跟古代中国的缠足情结某种意义上类似。

庆幸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女性开始反思高跟鞋之困。2019年，日本女演员石川优实发起#KuToo运动，反对在工作中被强制穿高跟鞋——在日本，许多企业要求职业女性穿5至7厘米（或1.9至2.75英寸）的厚底鞋或高跟鞋。

（图/pexels）

她在网上发出这个倡议，很快就收到了近3万条转发和超过6万个点赞。在一次接受路透社访问时，她说道：“我们需要对此感到愤怒，但我们已经被教会与它一起生活多年。”

女孩们的努力，最终让日本很多企业修正了这个不成文的社会规则。

如今，国内的航司在陆续抛弃高跟鞋，也是一个美丽的信号，意味着空姐可以进一步夺回女性对身体的掌控权。

事实上，空姐一直是扮演着重要岗位角色的机组成员，远非一个端茶递水的“花瓶”。她们会在乘客登机之前，对飞机上的紧急设备进行检查，并对客舱进行安全搜查，确保万无一失。在危险发生时，空姐需要第一时间打开紧急出口，组织乘客紧急撤离。所以，解放高跟鞋，不仅有利于破除空姐身上的性别偏见、提升空乘工作体验，更有利于航空服务回归安全和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