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妇孺同观电视剧《楚汉相争》。妇人最爱看霸王征战之余，与虞姬饮酒起舞，或对视欣赏，好不浪漫。在妇人眼中整部戏是战争大背景下的爱情戏。是啊，后人将最美的花朵和词牌以“虞美人”冠之，表达了成王败寇之外的另一种价值观。

项虞二人并非为演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戏给后人看的。在那个粗鄙的时代经营那么精致的爱情，更显出时代的粗鄙。相比之下，刘氏夫妇争得的天下是如此千疮百孔，充满尔虞我诈。

回首两千年，就个体而言，彼时百姓很可怜，统治者也好不到哪儿去，在心惊肉跳中过活，均无生活品质可言。而两千多年里，中华民族有过多少心惊肉跳的王朝轮替？

我想，不同的评价体系，伟大与否，是可以倒转的。有忙着争天下的，就应该允许有厌倦争天下的。

生命还有另一番风景

记得王小波暴亡时有人写下：中国越缺什么，上帝越拿走什么。多数时候，中国社会不容异类生存，视之为离经叛道。大一统的权力金字塔更不容异类生存，人生的宏大主题仿佛就是沿着这个权力金字塔往上爬、往上爬，然后是斗争、再斗争直至耗尽所有精力。

全然不知，生命还有另一番风景。生命就是跑题跑不停才有趣，生命就是追求自身的小格局、小趣味、小怪癖，生命就是不断“发现偏好，培养偏好，发展偏好”……时代的所谓宏大主题其实与你无关。你兀立生长，并长出一番新天地。

在中国历史上，异类们被逼跳出格局外成就自我。他们是竹林七贤，他们是陶渊明，他们是世外高人。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笑傲江湖的张无忌便成为文人理想。

人本来就是地球一肉虫，宇宙一微尘，不求造出多大动静，但求自己活得圆满。

驱逐异类导致的四个结果

《资治通鉴》中记录了一万五千余个人物，异类不多，恶人不少，多数将自己与“天下”绑定，或用“天下”绑定苍生，仿佛这样生命才有意义。以为自己生活在大时代，却不过是可怜的牺牲品。关键地，本来丰盈的生活被败坏了口味，除了权、钱，男人还剩下什么？离开权、钱、车、房，男人的魅力还剩下什么？男人不狠、地位不稳，女人也一样。男人斗于厅堂，女人斗于闺房。某人曾叹，“爱好和平？一部《红楼梦》里还出几十条人命呢！”

权力金字塔维护道统，驱逐异类，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长此以往会导致下面四个结果：

一是全面无趣。不以人为本，以本本为本，八股教条，强词夺理，上纲上线。权力金字塔中人呈分裂状，上半身正襟危坐，下半身蠢蠢欲动，庙堂上高谈阔论，酒肆里荤段子横飞。

二是了无创意。权力金字塔的冷暴力不仅将有趣诛灭于体制内，更将创新创意的种子扼杀在摇篮中。奇思妙想是一成不变体制的大敌，大家共愤而诛之。

三是奴性化。中国的官僚体制还不是西方的科层制，有分工、有原则、有坚持、有担当，而通常是唯上是从、不讲原则。这导致普遍的奴性化性格，唯求自保不思进取，体制内变革的可能性甚微。

四是集体退化。应聘哈尔滨清洁工的某女研究生说：“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生不是体制的人，死要做体制的鬼。体制，编制，吃皇粮的，千年未变，何等牢靠。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人员素质的集体退化。

这个金字塔结构缺少引入异类、以冲击僵化的机制。直至下一个轮回重新洗牌，重新启动。

木心一直并始终与时代保持离线状态

当然，我们赶上了千年未遇之变局。有人说这是个大时代，也有人说这是个二时代。有时就想，这个时代的辉煌，不过是把祖上的宝藏挖出来兑换成钱罢了，再把钱兑成一小部分人的消费和爽快罢了。这个时代对人类有何贡献？有没有伟大的诗人、伟大的文学、伟大的发明、伟大的创造？

普遍物化和堕落是这个世界的特点。西方世界也一样，没有了贝多芬，没有了狄更斯，没有了罗丹。当然，西方世界已然不发生事情了。而中国大事频生，并且让人心惊肉跳，却并未催生出伟大人物或伟大作品来。这么说，我们都辜负了这个时代。

一切都在快餐化，批量化。艺术文学尤甚。这时我们重读木心，文学的木心，人性的木心，灵魂的木心。相对大一统的中国文化，他更是异类，一个不想被改变的倔强奇点。有了他，生命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另一番精彩。

陈丹青推崇说:“木心先生自身的气质、禀赋，落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类拔萃。”他是“文学鲁宾逊”，他是“古希腊人”，但实在很难归类：他就是他。世人不出版他的大部头著作，木心还是木心，他一直并始终与时代保持离线状态。——这正是他的价值。

木心让我们回到原点思考。“西方文学根本不是什么主义，只有三个字：写人性。或者说是希腊人的格言：认识你自己。”灵魂永远是他的主题，灵魂是中国文化需要补课的主题。

木心对中华文化的价值是永远当一个异类。是异类让世界丰富多彩。木心是体制外的异类。异类多数孤独而死，只有少数代表新的进化，开一代风气之先。

当我们匆忙将木心包装成某种时尚时，他躲在一旁，窃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