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雷有个大主意——去阿富汗拍一条纪录片。韩梅梅也有个好愿望——给自己的金毛设计一个全自动狗窝。而韩刚的念想则很简单——将废弃的自行车轱辘做成艺术品绕城一周。
每个人都曾有个大计划，并花不少时间在脑内不停地补充得以实施的各种细节，然后在缺少认可、资金与帮助的现实中，让此计划默默终结。
不过，这都是众筹出现之前的事儿了。
2009年4月，美国首家众筹网站Kickstarter上线。它的宗旨并非吸引传统投资渠道，而是面向公众，募集一些小额资金供人实现愿望。
与传统的风险投资、天使投资人不同的是，出资者无法干预项目发起者如何使用这笔资金，更无法确认发起者会将全部筹款用于项目的承诺。是否选择掏钱支持，全凭出资者自我判断。
没有中间机构的保障，全凭网帖承诺，凭什么就相信大伙真的愿意掏钱？
事实证明，愿意掏钱的人不少。
根据2013年的调查，在2012年的美国，众筹平台总共筹得了27亿美元，这其中的12%属于电影与表演艺术，8%属于音乐相关项目。2013年，光Kickstarter一家网站就筹得了4.8亿美元。
迄今为止，从Kickstarter众筹平台诞生的成果包括：能够用蓝牙与智能手机相连接，接收文本消息和手机来电提醒的世界首款Pebble E-Paper智能手表；首款售价仅为3299美元，能够满足实验室、设计师要求的高分辨Form 1 3D打印机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与美国生活广播栏目合作产出的Planet Money T恤；将经典的游戏角色、代表性场景从视频中“请出来”，篆刻在木板上，并用以制作最终成型纸上的游戏英雄浮世绘卷；重启在2012年停止印刷的喜剧漫画The Order of the Stick出版计划；翻新后拥有数字化投影仪和宽屏的伊利诺伊州巴灵顿Catlow老剧院；世界上首个能为大众所用的 ARKYD太空望远镜；由美国青年舞蹈大赛组织拍摄的《最佳芭蕾舞》纪录片；以及打破Kickstarter个人融资纪录的、由女演员克里斯滕·贝尔发起的《美眉探校》电影计划。
众筹实现了人们这样一种愿望：我为我欣赏的人、我相信的计划掏钱。

在诸多火起来的众筹平台上，人们似乎忘了这样一个现实：大部分创业者都失败了，大部分筹款打了水漂。传统创业投资者，比如富有的天使投资人、风险投资公司，都明白一个道理：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Shikhar Ghosh调查显示，在美国，四分之三接受过风投的公司，都让投资人的银子打了水漂。
但是，参加众筹的人们真的在乎这些失败率吗？
《连线》杂志主编凯文·凯利曾在2008年写过一篇题为《一千真粉丝》的文章，文中想象了这样一类艺术家：他们不通过大众养活，而只靠一群铁粉过活——这些粉丝能够忠诚到购买艺术家产出的所有作品。“我只是在想，对于那些处于乞丐和明星的中间地带的艺术家来说，应该有一片属于他们的地盘。我并不知道他们需要的确切数字，但我假想，一个处于中间地带的专职艺术家，可能会拥有一千个真爱粉。如果有一种技术手段，能让他们直接对艺术家进行财务支持，那么也许大批处于中间地带的艺术家就能够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
一年之后，众筹网站Kickstarter 就实现了凯文·凯利的构想。不久之后，有四位众筹艺术家的作品进驻MOMA。2013年，众筹电影Innocente赢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2014年，圣丹斯电影节上出现了25部众筹影片，19部来自Kickstarter 众筹网，5部来自Indiegogo众筹网。
当然，众筹业也有它的“大手笔”——美国音乐人Amanda Palmer在与厂牌闹翻后，为她的新专辑筹得了120万美元。电视节目Veronica Mars被砍之后，粉丝成功众筹出了此节目的电影版。
众筹实现了人们这样一种愿望：我为我欣赏的人、我相信的计划掏钱。而不论结果如何，我都有能力让我所欣赏的人获得体面生活，我所相信的计划得到更多认可。
在美国，Kickstarter为不少艺术家筹得发声的机会——尽管有些机会算不上大。比如一支叫做“那些猫”（Those Cats）的乐队，就曾经在Kickstarter上为他们的首张专辑众筹到了3500美元。虽然这些钱不够让乐队鼓手斯科特辞去他的厨师正职，但好歹，做专辑的钱有了。
尽管那些善掏腰包的出资人看似毫无理由，但其实，这其中自有规律。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众筹现象的研究者、助教Ethan Mollick这样告诉《纽约时报》：“在许多众筹项目里，最早的一批出资人都是一些技术的早期研发者。他们特别乐于见到一个很好的点子变成一项实际的产品，而他们还能以早期出资人的身份，从中得到产品作为回报。”
尽管众筹平台特别不愿意将“预定经济”跟自己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但从本质上来说，它们就是一回事儿。但你也不能说二者完全一样，毕竟，众筹是一项属于未来的生意——如同Kickstarter的联合创始人Yancey Strickler所说：“我们绝不允许用Kickstarter来展示已经成型的产品。我们需要让出资者明白，你是参与到一场即将到来的生活之中。而你认识它的创始人，并且在它的开头到结尾，都有你的参与。”

众筹与打赏，就像是一档名为“众志成城，美梦成真”的真人秀。

不管《纽约时报》和《时代》是怎样用“人民的NEA、2010年最佳发明”这样的字眼来赞扬Kickstarter，众筹概念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都离不开一个被所有人说烂掉的词汇：梦想成真。
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拍着胸脯说，我从来没有过梦想。也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拍着胸脯说，嘿，我真的实现了我那些最妙的点子、最美好的愿望。蓬勃发展的造梦产业早已证明，人们不仅从未停止对梦想的渴望，更喜欢看着别人实现愿望。而众筹，就像是一档名为“众志成城，美梦成真”的真人秀。
朋友圈里有一位昵称小胖的家伙，生平最大的愿望是减肥。他也没少所有普通人都拥有的通病：缺乏毅力。所以他在朋友圈里发了条告示：“从今天开始去健身房跑步，暂定一周三次。但苦于缺乏毅力，想请求大家支持。十块起，只要你给，我就跑。我保证，每一天的公里数都要多于前一次。跑完之后，我会发送带有日期的报纸、我本人与跑步机公里数的合影照片。”本着看热闹的心态，很多朋友都掏了钱。当然，在一部分人预祝小胖减肥成功的同时，一部分人是在等着看小胖失败。
结果是，半年的时间，小胖坚持了下来。每一个出钱的人，都得到一张小胖瘦下来的全身照片。而朋友圈里的所有见证者，几乎都在几个月里突然治好了懒癌和宅病，像得了传染病似的爱上了跑步。
掏钱你能买来什么？除了买包包和肾六，现在，还能买到一次有关梦想的真人秀。

众筹与打赏打破了“低薪循环”。人们愿意接受一个公平的筹款数字，去支持一个兢兢业业付出劳动的人，让他获得应得的报酬。

毫无疑问，众筹为很多艺术家筹集到了艺术项目的资金。而打赏，则让更多的写作者有了尊严。
网络文学是打赏机制的孵化地，并因此遭到很多严肃作家与评论家的诟病，好像按照传统看法，写作就不应该直接与钱联系在一起——因为钱会让思想变质。
然而，从吴晓波、六神磊磊的打赏案例看来，钱不仅没有让他们的写作变质，反而让写作者获得了应有的价值，有更大的自由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在打赏制度出现之前，除了少量畅销书作家，大部分写作者都只能被动接受出版方提供的“市价”——比如波德莱尔一辈子写诗只挣了三万五法郎；爱伦·坡没从自己的出版物里赚得一分钱，仅从巴尔的摩《星期六游客报》征文比赛里获得过50美元奖金；约翰·济慈不仅没能从他的诗集里赚到多少钱，反而没少受当时一帮评论家的挖苦……这些在过世后才被大肆传颂的天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十分遵从自己的内心，并没有用自己的才华讨好当时的出版风向。而他们得到的结果是——穷困潦倒，默默无闻。
在这个更为自由的网络时代，嫁接到微博与微信上的文章打赏制度，越过了出版行业的门槛，将作者与读者无缝连接——从文章中获益的读者会以真金白银的方式直接给予作者报酬。尽管这确实会带来“功利化”写作的影响，但我们不能否认，它也确实让各种各样的写作都有了存活的可能——毕竟，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明亮如星的同类，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为你表达。而我们需要做的，只是通过越来越完善的工具，找到他们，理解他们，支持他们，让他们拥有继续发声的能力。
在一篇题为《以爱之名》的文章中，作者Miya Tokumitsu说了点儿大实话：“‘做你所爱，爱你所做’这句‘箴言’，基本上是用来让众多拿着底薪干苦活累活的美国人自我安慰的。它还让那些无偿加班、低薪工作甚至无薪工作成了新一代精神标杆。所以，当无偿实习生出现在时尚、传媒、艺术等社会认可度高的行业里，我们谁都不必感到惊讶。”
众筹与打赏打破了这种以爱为名的低薪循环。人们愿意接受一个公平的筹款数字，去支持一个兢兢业业付出劳动的人，让他获得应得的报酬。
无论众筹还是打赏，人们都在支持那些有决心“给自己干活”的人。他们不需要迎合市场、揣摩大众，只需要按照自己脑袋里生出的那个百分之一百的原创主意，来到能够获得资金的平台上看看，究竟有没有人愿意听我说话、跟我志同道合——众筹与打赏，又是一个“找同类”的游戏。而那些来自同类的支持，让这些为自己干活的人多了一份勤劳与动力，少了许多抱怨、偷懒与虚度。
世界上不会存在两个完全一样的人。而消费社会却在用尽全力将一切批量生产。比起像个无头苍蝇般在卖场里乱转，买回一堆毫无性格、批量生产的玩意儿，相信但凡有那么点儿审美与独立性的人类，都会愿意绕过只想着市场的行业操纵者，直接决定自己能用钱换来哪些新玩意与好东西——与众人合力，定制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小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