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艘轮船甲板上，一个汉子脚趿拖鞋，赤裸脊背，卧扶栏杆，侧目两岸。江水在面前划过，群山从两岸退去。

这是晋永权所著《出三峡记》的封面背景图。图片中的轮船被冠以“移民轮”，赤裸上身的汉子，属于那群因三峡工程而被迫背井离乡的三峡移民中的一员。

上世纪90年代起，总库容393亿立方米的三峡大坝在湖北宜昌三斗坪开建，这也注定了湖北、重庆21个区县的120万人口不得不挥别故园的稻菽和江水，前往未知的新家园。改变了自然生态和社会形态的三峡大坝背后，始终有一群与故土无处告别的特殊群体，他们被贴上“三峡移民”的标签，他们的存在，为飞速发展的90年代标下一个离别的注脚。

与三峡文物的保护比起来，湖北、重庆境内的百万三峡移民的安置问题显然才是重中之重。

摄影师颜长江60年代末出生在湖北省秭归县。年少时，他最爱眺望离家三十里处的长江峡口的巫山之美与飞瀑之壮。1992年，他因采访途径三峡时，拍下了期待已久的三峡山水风景照，他感觉自己的职业生涯因此被改变。“三峡给我的印象，总是那种人间烟火繁盛、一派纯朴自然的感觉。”

三峡的命运在这一年同样被改变。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关于三峡建坝的设想，最早源自孙中山。他认为有必要在长江上建坝以期“改善航运，利用水源”。20世纪30年代，长江中下游发生两次特大水灾，近30万人因此丧生。1954年，长江流域爆发了20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洪灾。毛泽东之后拍板上马三峡工程，但工程建设随后因“文革”的到来而搁浅。

改革开放后，三峡工程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中。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当时提出的蓄水水位范围在150—200米之间，但150米根本无法解决重庆航道问题，200米又有淹没重庆朝天门的危险，于是最后定在175米这个位置。也就是这个175米，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将193公里的长江三峡的前世深埋于长江水下。

“防洪、发电、航运”被视为三峡工程的三大功能。在这三大功能中，“防洪”被视作项目的最核心效益。全国人大代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刘雅鸣认为，三峡工程的200多亿立方米防洪库容，每年拦蓄洪水。同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三峡工程每年发电900多亿千瓦时。另外，工程还能对鄱阳湖、洞庭湖在非汛期进行补水，保证了中下游库区的用水。“任何工程都是有利有弊，目前看来，三峡工程的利大于弊，但因此而产生的弊也显而易见。”

自90年代起，关于这个总投资近2500亿元的大项目的讨论和争议就一直不断。除去巨大的社会和环境成本，用大坝拦截如此大片水域可能带来的地质风险也不可预知。而那些即将被175米水位线淹没的珍贵文物就此沉底。

三峡文物保护由此在国家层面得到重视。1994年3月，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文物研究所共同组建“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全面负责三峡淹没和迁建区文物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资料显示，共有1137处三峡文物得到了妥善保护，包括772处地下文物和365处地面文物；原地保护项目63处，搬迁保护项目132处，留取资料169处，仿古新建1处，其中既有白鹤梁水文题刻、石宝寨等原地保护项目，也有张桓侯庙、无名阙、大昌古镇等搬迁保护项目。

不过，与三峡文物的保护比起来，湖北、重庆境内的百万三峡移民的安置问题显然才是重中之重。

“那些书里所写再大的悲，都无法与三峡移民远离故土的疼痛相提并论。”

1992年起，伴随三峡工程建设在国家层面的正式确立，生活在长江水边的人们开始了搬离。

居于175米水位线下的人们，起初与万州、涪陵、巫山和奉节这些城市一样，身体后挪并就地后靠。与发生平面位移而移居别处的外迁相比，他们显然更愿意接受就势垫高而居的安置方案，好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在同一空间纵轴上守住对故土和江水的最后情谊。

1999年5月，国务院对原先的三峡农村移民政策进行调整，从过去强调“以土为本、就地后靠”为主，调整为“鼓励和引导更多农村移民外迁安置”。这使得原本就地小规模的搬离，逐步上升为一场史无前例的、因国家项目而离开故土的大规模迁徙。

2002年，当摄影师颜长江再次来到三峡时，水坝工程的建设已经进行得有条不紊。在他的老家湖北省秭归县，诞生了第一个三峡移民——60岁的韩永振。1992年三峡还没开工建设时，韩永振一家七口便被定为搬迁的第一户人家。按当地的俗话，“睡好了不翻（翻身），住好了不搬（搬家）”，挖土机拆除了他家4间大瓦房的宅基地，也在长江流域开始了一段关于别离的雄浑史诗。

90年代末，涪陵作协主席李世权曾亲眼目睹一个家庭的外迁经历。“一家五六口人，年轻的都打算走了（被移往广东），家里80多岁的老头子拗着就不走。当然，他也走不动了：他得了重病。后来他说：好在我得了病啊，不然离开住了一辈子的地方，谁受得了啊？”

“我读了一辈子书。那些书里所写再大的悲，都无法与三峡移民远离故土的疼痛相提并论。”李世权说。

三峡工程在全部竣工后，水库淹没区涉及湖北省、重庆市21个区县的277个乡镇、1680个村、6301组，淹没城市2座、县城11座、集镇 114个，需要搬迁安置移民120多万人。从1993年到2005年，三峡工程累计搬迁安置移民105.33万人。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这句话被晋永权记录在《出三峡记》中，恰如所有外迁的三峡移民的真实写照。

1999年，摄影记者晋永权来到三峡。他拍拆迁，拍别离，拍纠结，拍无奈。七年后他出了本《出三峡记》，用图片和文字记录下因为三峡工程而外迁的移民。他说，“叙述是为抗拒遗忘”。

2003年，画家刘小东来到三峡。他画老人，画小孩，画棒棒，画民工。后来他把这些集结成册取名《三峡大移民》。他说，“这里的商店、楼房、城市，慢慢被水淹没”。

2003年，导演贾樟柯来了。他先是跟拍刘小东并打算做一部叫《东》的纪录片。后来贾樟柯把对三峡和移民的思考及感悟合起来套拍了一部叫《三峡好人》的电影。他借电影中摩的佬之口说，“一个两千年的城市，说拆就拆了”。

2005年，纪录片导演高嵩来了。晋永权拍三峡移民，他就跟拍晋永权，不过到最后他不自觉地将镜头对准那些搬离故土的人。“很多移民到了安置点后不肯下船，新住地和他们原住地完全不一样，他们拒绝被迫进入一段新生活。”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三峡办主任汪啸风曾在2007年对外表示：“三峡工程120万库区移民目前基本做到搬得出、稳得住，并初步展现了逐步能致富的前景。这是中国人民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创造的一个奇迹。”

但奇迹背后藏掖着三峡移民们对远离故土的无奈。高嵩曾回访不少迁至外省的三峡移民。“中国人自古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极强。中国人骨子里对土地的感情也极深。在那些外迁的三峡移民身上，我看到了适应力极强的中国人远离故土时的那种无奈。”

这种无奈使得不少人在外迁后自发回到故土。“有些人回来以后没户口，小孩上学反而困难了，但还是要回来，还是必须回来。”高嵩说。

归属感缺失，农村宗族链条被割断，这是三峡工程对移民最大的影响。

纪实作家卢跃刚曾在《出三峡记》序言中写道：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水库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自1949年至1999年，全国共修建大、中、小型水利工程86000多座，包括在建的长江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工程在内，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含竣工蓄水前自然增长人口)总计约1750万人。”

而在高嵩看来，包括三峡在内的水库项目给中国社会，尤其中国农村社会带来的最根本影响，便是农村宗族链条被基本割断，以往通过土地牢牢维系住的归属感开始缺失。

高嵩举了个例子：三峡移民政策按照水位线移民，但是一般山区的村庄很少像东部地区那样家家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这样就会发生如下情况：某个处在135米线以下的家庭，就属于一期移民，要移到某省某县；但他同村的父母的房子在145米线，属于二期移民，要移到华南某省某县；他的叔叔家在156米线，就会跟随三期移民到另一个省。

根据水位线高低分批安置移民的方案，曾导致不少惨烈事件发生。“很多老人知道自己一离开便再不能回，于是在移民日期的前一周开始不吃不喝，然后要求儿女将自己葬在175米线以上（三峡蓄水的最高水位线）。很多移民村移民镇，在一段时期集中出现两件事，一个是大规模的乡村宴会，另一个就是葬礼。”高嵩说。于是，在三峡的许多山坡上，会看到立起的一座座“175米”石碑，石碑周围能看到许多拒绝离开三峡的老人的新坟。

“2005年去三峡拍纪录片时，令我最震撼的是一个背着门、拿着锅的年轻人。他是三峡移民，要去附近的市场把家里仅剩的门和锅卖掉。最后他卖了不到5块钱。对一般家庭来说，门象征安全，锅代表生计。当你把安全抛弃，把生计弄丢，最后换回的不是新生活，而仅仅是不到5块钱。”高嵩说。

“大水来临时/下面的一切都成了从前/从前的一切都成了留言/我在这里/没有了起点。”

这是《出三峡记》书中收录的一首关于三峡移民的诗。不过卢跃刚显然更愿意合上书回看一下那个封面：光脊的三峡移民手扶栏杆，故乡远去。“我看不清他的表情。我猜他在想什么。我真想知道他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