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刘再复曾说，从文化上讲，二十世纪最好的时期有两个：一个是“五四”时期，第二个就是八十年代。之所以说它们好，大抵是它们都一定程度实现了个性的觉醒。回头看去，刚从“文革”阴影里“逃”出的八十年代文学，确曾努力朝着“五四”精神的原点回归，并呈现了更新的姿态。

更多的人容易认同，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学激情全面解放，理想普遍上扬的黄金时代。新的文艺思潮涌现，“我”的觉醒，先锋实验探索不断，“没有一个群体在思想上自甘寂寞”。这一时期的文学，流派化趋势明显，并大兴命名运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王朔年、今天派、朦胧诗……引得评论家感叹：幸好有八十年代文学出现，使得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大陆文学不至于那么平庸。

然而，八十年代的启蒙又非凭空而来，文学和诗歌的旺盛，实属长期压抑后的井喷。正因如此，八十年代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代人的“文学初恋”和“理想情结”。也许，这种解冻后的回暖、升温，不该叫文艺复兴。借用朱大可的评价：这是一场文艺复苏。

个人意识和国家主义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我”，发出了声音。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学的“人”开始被看见，一批小说对“人”和“现代性”的诉求萌芽。林斤澜的《十年十癔》、方之的《内奸》等作品，被认为是转折时期反思文学发力最猛的。当然，还有大量作品刚从“文革”阴影中显影而出，仍带有国家意志的大叙事的意识惯性。

这一时期，论著《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在文学界引起不小轰动，作者是随后写出《绝对信号》的高行健。此书曾引发了一场“现代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大论辩。确实，现代主义在八十年代身份暧昧，刘索拉写完《你别无选择》，出国一圈回来感叹：我们的现代主义还在四十年代，可我存在于八十年代，中间40年去哪儿了？有评论家认为，高行健这本书，影响了王蒙的意识流写作。“妙极了”，王蒙曾经这样盛赞。1980年，王蒙先后发表《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等多部中短篇小说，成为推动中国当代文学朝向现代派的开山之作。在这场文学实验里，个人意识和国家主义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我”，发出了声音。

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出版，标志着改革文学的缘起。随即，柯云路的处女作《三千万》刊发于《人民文学》。此后几年，社会改革题材成为刺激作家文学创作的一个灵感源。柯云路的《新星》、高晓生的《陈奂生上城》、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炜的《古船》、路遥的《人生》、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等陆续问世。1984年柯云路的《新星》成为当时的“新星”，引发了后来的广播剧、电视剧改编热潮，并创下八十年代收视率神话——据说，远高出同期热播的《上海滩》、《霍元甲》。后来《新星》在香港出版时，被称为“当代官场现形记”。

不能忽略的还有张贤亮。八十年代初期，《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接连几部小说，撞开严肃文学的禁区——第一次有作家坦荡直接地描写性。阅读饥渴的文学青年，从四面八方给作家去信，“一麻袋一麻袋地收”。据说，那时候信封上只需写“甘肃张贤亮”，便能寄到。也正因此，张贤亮曾自称：将来写中国文学史，谈到八十年代，我是一个绝对不能够回避的人物，是启蒙作家之一。

渐渐的，文学回到了文学该有的位置：阅读的、审美的功能复归，而非背负太多意识形态。

整个八十年代，有一个年份不得用黑体标粗——1985年。

八十年代也并非没有焦虑。用阿城的话说：新知识进来了，弥漫着一种冲击原来知识结构的焦虑。八十年代中期，文化寻根热潮出现。当时有人戏说，“中国作家的国际友人”马尔克斯和那本第一时间“非法入境”的《百年孤独》，“传染”了活跃文坛的一批作家的写作。在整个轰轰烈烈戏仿（暗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氛围下， 韩少功的《文学的根》成为先声夺人的寻根宣言。他随即发表小说《爸爸爸》，成为“脱敏创作”的第一人。而阿城1984年刊发于《上海文学》并震动文坛的《棋王》，也被视为寻根文学最深层的样本。

不可否认，八十年代很多文学实验之作，来自西方文学的灵感刺激。布鲁姆所谓“影响的焦虑”，并未在西方作家们身上施咒，反倒在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里，“化”入一境。八十年代中期，莫言推出了《红高粱》，“我奶奶”成为文学史上实现个体人性释放的历史性角色。他的《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透射出强烈的个人化写作意识的同时，也能嗅出福克纳、马尔克斯的气息。残雪更具实验性的文学写作，也令她几乎成为一个错生在中国的女卡夫卡。

抛开焦虑与否，整个八十年代，有一个年份不得用黑体标粗——1985年。伴随整个文化艺术上的“’85新潮”，“文学’85”也成为一个清晰的编年坐标。这一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先后发表于《人民文学》第3期、第7期。这两部“横空出世”的中篇小说被视为“现代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代表作，两人也被视作新现代派作家。此外，阿城的《孩子王》、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王安忆的《小鲍庄》、陈村《少男少女，一共七个》、史铁生《命若琴弦》等，均发表于1985年。这批在艺术手法上与传统逆向而行的先锋写作，令“文学’85”被赋予特别的划时代的价值。因刊发这些作品，1985年的《人民文学》在其历史上也无疑是个异端。

真正的“异端”还要等到王朔的出现。八十年代末，整个文化地图似乎被两个字填满：王朔。《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浮出海面》、《千万别把我当人》……他似乎改写了整个八十年代的文学气质，为当代文学重建了一套话语体系。“王朔现象”、“王朔年”，“王朔主义”，几乎撼动人们对大叙事的所有共同记忆。迄今为止，阿城对王朔的评价最为到位：“颠覆”，彻底的颠覆。王朔是解构，他把正统文体砸变形了。他又造成了一种文体，一种识别皇帝新衣的文体，心领神会的文体。尽管也有人说，阿城某种意义上是王朔的先行者。

八十年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诗人真正的理想国。

有文学评论家曾戏称，八十年代，一度感到左边是红光满面的先锋作家，右边是面黄饥瘦的先锋诗人。尽管这是在说体制使然，或评论的缺席，但八十年代的绝大多数诗人，都会说一句：我不相信。于他们而言，八十年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诗人真正的理想国。

最凸显的象征，是北岛和“今天派”。他们在朦胧诗（新诗）上的贡献，几乎成为八十年代现代诗歌运动的最大成就。北岛、芒克们确实消瘦，诗人们的先锋性，如鉴镜般映出每个灵魂的红光满面。1979年，经由民间十年的潜伏期，以《今天》的正式创刊成为一个历史节点，诗歌开始以加速度的方式进行颠覆、变革、创新。相较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先锋小说，北岛认为，它们在精神血缘上和《今天》一脉相承。评论家唐晓渡回忆，美国文学史家考利有句话，八十年代常被用来指称中国的先锋诗歌：“诗人被创新的狗追得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可见一时风气。

八十年代中期，北岛的《回答》已换来全民追问，杨炼写出了史诗般的《诺日朗》，严力喊出了《还给我》，顾城在用黑色的眼睛为一代人寻找光明，海子还未看尽春暖花开，他在1984年至1989年春天，以少年意气爆发性地写下近300首抒情诗，第三代诗歌也在狂飙突进……那是一个比电影《死亡诗社》更富激情和浪漫情怀的时代。

1988年，唐晓渡、杨炼、芒克成立了“幸存者诗歌俱乐部”。多多、江河、林莽、海子、西川、骆一禾、黑大春……当时跟“创新狗”较真的诗人，都成为诗歌理想国的先锋力量。也许，于更多回望八十年代的人而言，幸好有诗歌的黄金时代，让他们在精神上成为永远的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