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乐队是一支来自中国东北的摇滚乐队，他们很享受音乐野蛮生长的氛围。

20世纪80年代，人类在北太平洋捕捉到一个频率52Hz的神秘声音，后来经美国科学家证实来自一头须鲸，由于它的发声频率远高于同类的听觉上限，因此它独自游吟了20余载，而从未有过一个知音。“我独自寻觅，在这哀伤的海洋，渴望着明天就能找到我的族人，令人心碎的五十二赫兹。”

2012年，来自中国东北的萨满乐队，把这个哀伤的故事写进了专辑Whalesong里。长春不靠海，但是此后十来年，他们从北到南一路唱“鲸歌”。万物语者——这是乐队主唱王利夫给“萨满”的定义。

2006年萨满乐队创立之初，没有人把这支摇滚乐队和东北地区的民俗联系在一起，但无论是对通古斯地区原住民的宗教文化雏形“萨满”，还是对如今被称为“东北金属之王”的萨满乐队，王利夫始终把自己看作万物的“转述者”，他对音乐、文化、万物怀有敬畏之心。

此后，萨满乐队成为了摇滚圈一众金属乐迷的精神图腾。摇滚乐的种类繁多，在中国却少有地域之分，不过正如人们习惯将武汉看作“朋克之都”一样，东北地区也被视作“重型”基地。

在王利夫看来，东北之所以会给人这样的印象，除了跟这里四处都是工业城市有关，确实也因为从东北走出了许多优秀的像“黑麒”“冻月”“时间机器”等的金属乐队，只不过在“流行文化”太盛的当下，金属摇滚显得underground（小众音乐）了些。

“金属音乐在东北到底多受欢迎，我无法断定，但庆幸的是，曾几何时，只要一说东北摇滚，大家默认就是重型金属。”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王利夫坦言，“至少对于音乐创作而言，我很享受这种野蛮生长的氛围。”

走到今天，多少有些幸存者愧疚

说起萨满乐队的“发家史”，王利夫总把一切归结为是他们“运气好”和“赶上了好时候”。2005年，从小在黑龙江长大的王利夫，考上了长春工业大学，怀揣着对新世界的满腔热情，他遇到了同样对音乐感兴趣的高亚鑫和任智超，三个人一拍即合，组成了自己的小乐队。

没过多久，乐队就接到了第一个商演——给学校旁边新开业的网吧表演节目，第一笔演出费是充值200元点卡。“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舞台上铺着大红地毯，背景是《魔兽世界》的游戏海报，海报上面就印着萨满祭司。”王利夫说。

后来他和高亚鑫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突然一拍脑门，想着要不给乐队起个正儿八经的名字。“就叫‘萨满’吧。”“多好的名字啊，不用就被别人用了。”就这样，在“萨满”的召唤之下，二琴吉他手翟晓宇、贝斯手齐骥、鼓手纪成林也陆续加了进来。实际上，乐队创立之初，长春市的各大高校社团流行着一股组乐队的风气。

彼时，有数不清的乐队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且随聚随散。据王利夫说，散伙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大学毕业后，人生面临着更多的选择，而并不饱和的演出机会很难维持一支乐队走上职业化的道路，在互联网井喷式发展的年代，乐队甚至和草根画上了约等号。

萨满乐队一直唱到现在，阵容都没有变过，这倒成为了他们值得骄傲的事情之一。据王利夫回忆，曾经作为校园乐队，尽管没什么名气，但是大家都凭着一股赤诚，无心插柳地在舞台上奉献自己的那几分钟，只是满腔的热情也避免不了要面对即将毕业的坎儿。

直到2012年，一张“迷笛音乐节”的演出邀请函，阴差阳错地落在了他们头上。“当时真的高兴坏了，因为知道我们还能继续表演下去，那可是迷笛。”王利夫把那一次机会，看作一剂续命药丸。后来谁也没想到，“萨满”这个既代表了东北民俗文化符号，又承载着几个年轻人青春岁月的名字，成为了十几年后东北摇滚乐的骄傲。

“我一直都说自己是地下音乐的幸存者，有一个词叫作survivor's guilt，有时候面对那些方方面面可能比‘萨满’还要强，但是却没太做起来的乐队，我一直觉得愧疚。”王利夫说，以前身边那些一起玩“重型”的兄弟乐队，慢慢地都渐行渐远了，大家都在为了生活奔波。“有时候站在舞台上，看到前面的观众总是少了几副熟悉的面孔，其实真的特别失落。”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老王是个大好人”，这是乐迷们对王利夫的一致评价，坊间还时不时传出他送乐迷回家、帮乐迷结账、带没钱买票的乐迷到舞台上看演出的“花边新闻”。夸人的话王利夫听得不少，但他是个很“不吃捧”的人，让人觉得格外客气。

对于恶意的评价，王利夫一般都会直接“怼”回去，如果是善意的批评，他就会挂在心上。比如，萨满乐队的专辑经常被人说过于流行化和程式化，这也是很多时候困扰他的问题，因为在音乐创作中，打破既定的结构思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相对于摇滚乐的独立性，所谓的流行化似乎是一种陋习，但是王利夫从来没有过门户之见，即划分流行和摇滚的区别。因为在他看来，“反流行”也是一种流行，“反套路”也会形成自己的套路，除非另立标杆。

实际上，萨满乐队的作品不同于很多摇滚乐队，他们在音乐中融入了凯尔特、维京、国乐等民族元素，同时还结合了国际化的编曲，使得他们的歌听上去就像是战争、神话和英雄史诗。此外，王利夫那低沉如狮吼般的声音也很有辨识度，《狮心》从歌名到呈现都像是量身定制。

他擅长把英雄史诗写进歌里，而这些灵感不是源于生活，更多是来自文学和电影，比如在他喜欢的电影导演梅尔·吉布森拍摄的《勇敢的心》里，威廉·华莱士为自由抗争的气节，就被他用苏格兰风笛的音乐形式，写进了摇滚演唱歌单。

“我这两年才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每一次集中创作的内容，一定是我这两三年的阅读经历。”王利夫说，对知识的渴求出自本能，有时候就是“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一直以来，王利夫创作的音乐，总是迫切地想要达到一种“疗愈”的效果，因为在他看来，摇滚乐除了表达愤怒和反抗，还有一部分功能是给人力量。

无论是喜欢听摇滚乐，还是喜欢演唱摇滚乐，都应该“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懂摇滚乐的人都懂，听摇滚乐一定要去现场听，因为庞大的乐器撞击声，能够将人的任何负面情绪包裹，同时在那个肉体与肉体碰撞的空间里，看似充满了愤怒和敌意，实则我们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善意。

据王利夫回忆，萨满乐队正式成立后的第一场演出，由于台下的人很多，他们紧张得不行，导致演出的前半部分变得一塌糊涂，但是印象里有两位大哥一直高举着“金属手势”从头甩到尾，中间还特别解风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以示鼓励。

直到今天，王利夫依然怀念那两位大哥，甚至此后在长春的每次演出，他都会先往台下看看这哥俩来没来。他们并不知道，正是那个小小的、善意的举动，给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乐队多大的支持。

萨满乐队通过摇滚乐表达愤怒和反抗，同时给人力量。

如果能为东北写一首歌

为那些曾经做出了经天纬地壮举的人写歌，一直是王利夫创作金属摇滚的主题。然而，他除了创作摇滚乐，也热衷于在各种音乐形式上做新的尝试，大到为科幻艺术装置配乐，小到为读诗朗诵编曲，甚至还会用红白游戏机的声音复刻歌曲，用来取悦自己。

近些年来，摇滚圈看似经过了一轮风风火火的舆论高潮，上过了综艺，演出门票也卖得越来越贵，但是摇滚乐究竟该迈向何处却无人问路。在王利夫看来，其实摇滚乐不仅要面对观众的预设，同时还要面对摇滚乐创作既定的框架，有一点“小冒泡”叫惊喜，但是又不能有太强的违和感。

所以说，不顺从这个框架叫“不地道”，顺从了又叫“程式化”，其实有种戴着镣铐起舞的感觉。“总说摇滚代表自由，摇滚乐不一定是自由的。”王利夫说，摇滚乐就像一个装修漂亮的房子，看上去特别大，但是走进去发现挑高只有一米二。如今，已经厌倦了预设和框架的王利夫，找到了音乐制作人刘子超，一起策划了两场摇滚乐和交响乐的同台演出。

据他们介绍，尽管这样的演出形式，国内有不少摇滚乐的前辈都做过，但是金属摇滚却是头一回，萨满乐队也担当得起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王利夫告诉记者，与他们首次合作的，是吉林省交响乐团。实际上，这个想法他在10年前就已经有了，只不过当时的组织能力和产出内容的能力，都远没能达到驾驭一个70人满编交响乐团的能量。

“我们怀着巨大的热情，投入在这件事情当中，无论它最后呈现的效果如何，这都是一件必须去完成的事情，因为说得矫情点，这是曾经的梦想。”王利夫说，他之所以会对这场演出如此执着，并且首演一定要放在长春，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跟长春是萨满乐队的起点有关系，因为无论乐队的歌唱到哪，萨满乐队始终都是一支来自东北的金属乐队，能为家乡做点事情，将东北的精气神传播出去，甚至将影像散出国界，这是王利夫目前最大的心愿。

在他的心目中，对故乡的感情，和对摇滚乐的感情一样，都像是谈恋爱，时间久了，总会反问自己是否会甘心离开。尽管今天的东北已经被“喊麦”和“摇花手”遮蔽了太多，尽管记忆里“嘹亮的广播”和“金色的厂门”已经在东北的现代生活里退场，但是作为“精神故乡”的东北，却始终不会消逝。

而用摇滚乐来回馈故乡，对王利夫来说，或许就是眼下最恰当的方式。“有时候我自己也暗戳戳地想，如果有一天，我能为东北写一首歌，名字就叫‘萨满’呢……”王利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