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何多苓正需要一个工作室,当时建筑师刘家琨正开始设计艺术家工作室系列,包括罗中立工作室、丹鸿工作室、王亥工作室等,何多苓工作室算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
后来,何多苓迷上了建筑,有机会为自己设计工作室时,他非常兴奋,享受住在自己的建筑作品中创作绘画作品。
当建筑师充分考虑艺术家本人的气质时,建筑更像为艺术家本人创作的肖像画。
“因为刘家琨是我的老朋友,我看到他帮罗中立他们设计的工作室,觉得设计得很好,就请他来帮我设计。”何多苓说。
对于何多苓的工作室,建筑师刘家琨自述称:“何多苓工作室与取材较为原始直接的罗中立工作室在形式母题和抽象程度上相去甚远,但在核心内容上却有一定的连续性,如内部迷宫、螺旋路线、砖混题材以及其潜伏设计——未来的个人小型美术馆等,但何多苓工作室有所发展,从而产生出完全不同的构思意念。”
这座建筑的草图极为粗略,“像一只方形笼子里惊蛇回头的动势,却得到审美激进的业主夫妇的立即认可”(刘家琨语)。何多苓工作室的基本构成是一个金石印章般外形简单内部繁复的正方体。正方形层层相套,剥离在最外围的是一道具有防卫象征的厚墙,中间是口字型环绕的一圈房间,最后像打开层层包装看见的是一张白纸,核心部位是一方天井。“与民居中的天井不同,这个天井的基本目的并不是为了功能性的采光。天井四壁封闭,特意拔高,对外成为物质性的主体,对内则强化了空无,这个天井是为空间的存在性和东方精神而设置的,在这个‘天之井’中,人们对难得留意的天空、对壁端的阳光、对飞廊的投影变得敏感起来。”
20多年过去了,现在这个工作室,已经成废墟了。何多苓说:“因为那个地方周围的环境改变很大,也没有成气候,所以我一直没有去那里工作。即便它现在已经是废墟,我还是想和其他人商谈让它恢复,它毕竟是刘家琨的成名作之一。我觉得收藏这么一件建筑作品还是挺好的。”
何多苓跟这座工作室的精神渊源一直没断。近日,他在北京的山艺术·北京林正艺术空间举办了一场个展“居之渊渊——何多苓与他的工作室”,以绘画与建筑的对话来阐释他与工作室空间的互动。正如这场展览所呈现的,艺术家何多苓与他的工作室从不单独存在。当建筑师充分考虑艺术家本人的气质,并在设计上与这位使用者进行深层次的思想碰撞时,建筑也变得不再是单纯的建筑,而是一个艺术品——更像为艺术家本人创作的肖像画,不过是以建筑的形式展现,何多苓工作室便深深印证了这一点。
策展人对何多苓工作室的解读是这样的:“刚正不阿,却更柔肠千转;抱朴含真,实也韬光养晦。它放你在画中游走,穿梭于光明与阴翳,它的外壁像是画框,将敏感异常的斑斑驳驳悉数保护起来,像要私藏一段悠长缓慢的时光,让流动的微妙都定格成画;它亦谦卑地不愿成为围城,而是机锋一转将自己打破,让这私藏之美丝丝缕缕地溢出,也与自由和阳光互通有无。走进它,住在它的深邃内,就像看到何多苓与他的艺术,融化在浑然天成的东方情愫中,任诗意与哲思蔓延又蔓延。存在之于空无,物质之于精神,引领之于自求。是内敛的东方诗人,是安之若素的哲人,更是浪漫敏锐的艺术家。建筑如此,人亦如是。”
何多苓画中的庭院,不单是为了表现一座建筑,而且要表现中国田野的一种抽象精神。
自从请刘家琨设计这个房子开始,何多苓就对建筑很感兴趣,后来变成热爱,一直自己研究建筑的问题,有机会也参与建筑设计。他说:“到了2000年前后,我有机会自己设计工作室。我特别喜欢现代主义建筑,特别是极简主义建筑,所以我就按照这种理念来设计自己的工作室。”
在建筑设计上,何多苓遵循的理念是“凡是需要的才可以存在,不需要的就绝对不能存在”。这跟刘家琨当年的设计会有区别,何多苓说:“建筑师更多地考虑到一些观念性的东西,刘家琨是围绕他的观念来完成这个建筑的。”何多苓则根据地形、地貌,根据这个地方的朝向以及工作室的需要,来设计新的工作室。
何多苓也尝试在画中表现他的工作室,“庭院方案”系列就是他刚开始对建筑很感兴趣时画的,想在绘画中表现一些跟建筑有关的事物。何多苓说:“我当时对中国的庭院很感兴趣。但我不只是直接表现那个庭院,而且要表现中国田野的一种抽象精神。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个小的模型,一个庭院里面只需要一个人,需要带窗户的房子,需要一个小水池,旁边有几个石头、一棵小树。我觉得这些是庭院里面需要的一些基本的元素。然后我就把它分成几个部分画。后来,我没有再画过这样的画了,画建筑也很累,画起来比较麻烦。我喜欢建筑,主要是喜欢盖房子。我对建筑本身感兴趣,而不是把它画出来。”
这个新的工作室有一个小花园,何多苓除了创作之外,就在那儿喝茶或者跟朋友聊天。“在春天的时候,我会在花园里写生,画那些花,这对我来说也是一大享受。所以这个画室我很满意,已经用了快十年了,我觉得可能会一直用下去。”
近几年何多苓不断创作出取材于他的花园的“杂花写生”系列作品。何多苓看过一本书叫《植物的私生活》。这本书写到,对花没感觉的人,要么是那种没感觉的男孩,要么就是特别缺心眼的人。可以说,没有人不喜欢花,花不需要人去歌颂,它自身便有一种无可否认的美。
何多苓的花园里的植物,具有各种不可预测性,这让何多苓充满惊喜。外面飘来的种子竟然长成了大树,何多苓觉得这些植物有无限的发展空间,所以任由它们自由生长,很少修剪它们。
成都是一个适合画家沉下心来,寻找属于自己风格的地方。
何多苓能在工作室获得一种如此从容的状态,跟他所处的城市成都也有很大的关系。何多苓觉得,成都是个二线城市,相对而言生活节奏不像北京、上海那么快。成都这块地方也比较小,交通方便。
成都的物价和生活水平比起一线大城市也相对较低,因此,较多青年画家能在这里生存。何多苓觉得:“成都可能是除了北京、上海之外最多年轻画家的地方。虽然成都处于西南地区,不过它的交通方便,加上现在获取信息也很方便,都是通过网络来解决,所以在这一点上跟北京、上海没有太多区别。而且,成都没有那么多的画展,这更有利于艺术家沉下心来创作自己的作品,寻找一些属于自己的风格。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成都有一个好处,它不是大的绘画市场,大家在这里的功利目的不是那么明显,就可以在自己的那个角落里静心工作。我个人觉得,要画画就待在成都,北京、上海对我来说都不太适合。”
很多在成都成长的画家都经历艺术群落的变迁,从玉林沙子堰到老蓝顶,再到新蓝顶一路走来。
何多苓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从美国回来以后,一直在寻找一个比较大的工作室。后来知道沙子堰那边有一种房子,先给你一个大空间,可以自己划分的,所以我就买下了那个房子。后来很多艺术家都在那儿,就形成一个最初的艺术中心。但后来很多人搬走了,有些人也去了北京。”
何多苓也从沙子堰搬到了老蓝顶艺术区。“老蓝顶是那种农村企业的厂房,那个厂房面积是够大的,但是周围环境很差。它周围有一些农村工厂,污染比较重。那个房子不好,冬冷夏热,然后还容易发水灾之类的。但那儿形成了一个聚落,各个年龄段的艺术家都有,全盛时期还有好几十个人在那儿,所以就开始有一个成都艺术聚落的艺术气氛了。在那儿工作两年之后,新蓝顶这边就有上海的公司准备做开发,他们找到我说可以自己设计工作室,马上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于是当场就答应了,进入了这个项目。”
何多苓现在觉得当初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还是很冒险的,因为那里的地是租的,不知道能使用多久。“可能我是出于对建筑的热爱,就接受了这个项目。但后来发现这一把‘赌’得很好。因为新蓝顶这里环境好,而且现在完全成气候了,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对何多苓来说,这是第一次住在自己的作品里边,他觉得这种感觉很爽。“这边环境很好很安静,附近是成都的一个小旅游区。在我这个花园里,居然看不到高层建筑,我觉得大城市的近郊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环境。工作室里的画室也很大、很光亮,我还可以在外面写生。所以这个地方我可能会长久地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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