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斯特在《斯旺的道路》的“序幕”中写道：“历史隐藏在智力所能企及的范围以外的地方，隐藏在我们无所猜度的物质客体之中。”一只西里伯斯（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的旧称）的白鹦，一条撒马尔罕（中亚古城，汉唐时期被称为“康居”“康国”）的小狗，一本摩揭陀（中印度的古国）的奇书，一剂占城（占族人于今越南中部地区建立的古国，旧称林邑）的烈性药，等等——每一种东西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引发唐朝人的想象力，从而改变唐朝的生活模式。

7世纪是唐朝征服和移民的世纪。最初，李渊父子推翻了隋朝政权，摧毁了那些与他们情况差不多的、野心勃勃逐鹿中原的对手；此后，又使位于现在蒙古草原的东突厥政权和位于现在东北地区与朝鲜境内的高丽、百济王国屈膝称臣，并且最终征服了西突厥政权和西域地区，即相当于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古代城邦诸国的君主，使唐朝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唐朝在以上边疆地区设立的军旗，使得唐朝本土以外的人和物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唐朝这片乐土成为可能。7世纪也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

在唐代，长安和洛阳这两座城市是胡风极为盛行的地方。

唐朝人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了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各式各样的家庭用具上，都出现了伊朗、印度以及突厥人的画像和装饰式样。虽然说只有8世纪才是胡服、胡食、胡乐特别流行的时期，但实际上整个唐代都没有从崇尚外来物品的社会风气中解脱出来。当时有些人物对这种新的观念感到痛心疾首。诗人元稹就是其中之一，他在8世纪末年写道：“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咸、洛是指长安和洛阳两座都城。在唐代，这两座城市是胡风极为盛行的地方。

唐朝两京的风尚尤其注重效仿突厥人和东伊朗人的服饰。在唐代，当男人及女人出行时，特别是在骑马的时候，都戴着“胡帽”。7世纪上半叶，贵族妇女喜欢一种带着包头巾的外衣，这种将帽子与面纱连接在一起的衣饰当时称作“羃”。其实这是一种类似披风的衣服，它将面部和身体的大部分遮盖了起来，这样既有助于傲慢的贵妇隐匿身份，又能够避免粗人闲汉好奇的窥视。但是到了7世纪中叶之后，端庄淑静的风气日渐衰退，而长面纱也在这时被“帷帽”取代了。帷帽是一种带有垂布的宽边帽，这种帽子的垂布只是下垂到肩部，甚至可以将脸露出来。帷帽最初是用来在灰尘扑面的长途旅程中保护头部的，它是一种男女都可以戴的帽子。

帷帽的流行，尤其是妇女戴帷帽，当时在社会上曾经引起了强烈的物议，咸亨二年（671），唐朝发布了一道诏令，试图禁断那些“深失礼容”的女骑手，要她们在出行时体面地坐进带顶的马车。但是，对于这种诏令根本就无人理会。到了8世纪上半叶，妇女们头戴胡帽，甚至靓妆露面，穿着男人们骑马时用的衣服靴衫在街市上到处策马驰骋。在服饰方面，中唐时期流行的还有另外一些外来风尚。如丈夫戴豹皮帽、妇女穿伊朗风格的窄袖紧身服，并配以百褶裙和一种绕着颈部披下来的长披巾，甚至连妇女的头发式样和化妆也流行“非汉族”的样式。而8世纪的宫女则时兴“回鹘髻”。9世纪时，正当凉州（这里以易于向外来风尚妥协而知名）这样的城镇中的居民随意地选择外来服装和生活方式时，处在吐蕃统治下的敦煌人民却在保持祖国纯正风俗的精神鼓励下保留了汉装。

追求突厥人生活习俗的热情，竟然使一些贵族能够忍受那种很不舒服的帐篷生活，他们甚至在城市里也搭起了帐篷。诗人白居易就曾经在自己的庭院里搭了两顶天蓝色的帐篷，他在毡帐中款待宾客，并且还不无得意地向他们解释帐篷如何能够对人提供保护，免受冬季寒风之苦。

杨贵妃是怎么吃到新鲜荔枝的？

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唐朝要利用驿马将荔枝运送到长安，就不得不从岭南驰越唐朝的全境，玄宗朝杨贵妃喜欢吃荔枝，而且她也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新鲜的荔枝。虽然这种水果“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可是杨贵妃得到的竟然是“色味不变”的新鲜荔枝。这怎么可能呢？

首先我们知道，鲜美的“马奶葡萄”当时可以新鲜完整地穿越戈壁沙漠边缘，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转输到长安。如果要问当时为何就具有了如此高超的保鲜技艺，我们在唐朝的文献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但是在其他的记载中可以发现一些有益的线索。例如在9世纪时，花剌子模（中亚古国）出口的西瓜是用雪包裹起来，放进铅制的容器之中来保鲜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西域的葡萄必定也是放置在从天山采集的冰雪之中，然后再运送到长安来的。

14世纪的诗人洪希文曾经见过一幅画，这幅作品表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在暑日里安憩的情形。他写了一首诗描述画中的场面，这首诗题为《明皇太真避暑按乐图》：已剖冰盆金粟瓜，旋调雪水试冰茶。宫娃未解君恩暖，尚引青罂汲井花。

有大量证据表明，唐朝在夏天时真的是使用冰来冷却食物的，而且这种做法还可以追溯到周朝。在唐代，瓜的确是被存放在冰里来保鲜的，当时主要是将瓜保存在冰室或者冰窖之中（这种做法古已有之），其次是保存在冰壶或冰瓮里。在夏季，瓜是长安城里很常见的一种消暑解渴的水果，盛冰的壶有时甚至是玉做成的。唐朝诗人经常提到瓜和玉壶。甚至在唐代以前，“清如玉壶冰”（鲍照诗）的比喻，就已经成了表示真正的士人坦荡、纯真的气质的一种套语。

至于冰室和冰窖，皇宫里的冰室是无与伦比的。皇宫的冰室由上林署令负责主管——上林署令是管理朝廷苑囿、庭园和果园的一个官职。每年冬天，唐朝政府都要在冰室里贮藏上千块三尺见方、一尺半厚的冰块，这些冰块是在寒冷的山谷里切凿而成，然后由地方官送到京城里来。

既然有了如此切实有效的方法来保证宫廷里在夏天享用清凉可口的新鲜美味，我们就可以断定，也有同样合适的方法来保证那些来自唐朝边远地区的水果、花卉和树苗的安全运输。隋炀帝曾经使用蜡将四川运来的柑橘的茎干密封起来，11世纪时，为了将洛阳最名贵的牡丹一路安全运送到宋朝的都城开封，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正如欧阳修记载的运送牡丹的方法：先将牡丹放进小竹篮里，竹篮上面盖上几层绿色的蔬菜叶，这样就能避免颠簸和摇晃，然后再将花的茎部用蜡封起来，几天之内花都不会枯萎。唐朝人必定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而且据我们所知，在9世纪初期，唐朝人就已经利用纸来包裹柑橘进行运输了。

外来植物也正是通过与上述办法类似的方式运送到长安来的，管理这些植物也属于上林署令的职责范围，“凡植果树、蔬菜以供朝会、祭祀，其尚食进御及诸司常料亦有差”（见《唐六典》）。来自康国的金桃和银桃也都如此，史书中明确记载，“康国献金桃、银桃，诏令植之于苑囿”（见《册府元龟》）。

唐朝权贵的家里，都散发着一种热带木材的芳香气味。

8世纪初期，在建筑和装饰皇室成员以及豪门权贵的宅第、宫殿和一些重要的佛教寺院方面，追求奢华的风气达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当时对于优质木材的需求量必定非常巨大，其数量之巨，竟然到了将长有这些树木的山林全部砍伐殆尽的地步。这种过分的需求不仅加剧了唐朝本土森林资源的消耗量，而且也将外来木材尤其是彩色和芳香木材的输入推向了新的高峰。

在当时的贵族阶层中，拥有各种外来木材制作的家具，已经成了一种时尚，所以唐朝权贵的家里都散发着一种热带木材的芳香气味。李贺对一位唐朝皇室公主出行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奚骑黄铜连锁甲，罗旗香干金画叶。”为了维持这种挥霍奢侈的场面，同时也为了满足国家庄重的礼仪大典的需求，宫廷工匠需要大量的印度群岛的稀有木材，结果这种木材通过唐朝安南羁縻地区和广州的大海港源源不断地进入了唐朝境内。在外来木材中，主要有在唐朝被称作“紫檀”的sanderswood，被称作“榈木”的flowered rosewood以及被称为“白檀”或“香檀”的sandalwood。

安达曼群岛的紫檀木是一种精良的木材，而印度的檀香木不仅可以用于建筑的用途，它的无味的木材还可以提供一种有色的粉末，以作为种姓的标记。实际上，印度檀香木之作为颜料与它作为木料的用途相比，几乎是同样出名的。印度檀香木产出的染料在中世纪欧洲被用来给酱油着色，而马来亚檀香木产出的染料末，在唐朝则被用来浆染衣物。

紫檀还是制作弦乐器尤其是制作琵琶的最优质的材料，紫檀琵琶在唐朝的诗歌中随处可见，例如孟浩然就描写过一把用金粉装饰的紫檀琵琶。在日本奈良正仓院，至今仍然可以见到各种装饰精美的紫檀琵琶，例如这里的收藏品中有一把用紫檀制作，由珍珠母嵌花、利用龟甲以及琥珀装饰成的唐朝的五弦琵琶（这是仅存的一把）。还可以见到一把“阮咸”（日文“genka”），或称“秦琵琶”。这种乐器是以古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名字命名的。这把阮咸也是用紫檀制作而成的，而且在装饰工艺上同样使用了与以上五弦琵琶相同的三种珍贵材料，镶嵌了鹦鹉和其他图案。

美观的紫檀木在当时也被用来制作大量其他小型器具，幸运的是现在留存下来不少类似的实物样品。唐太宗极度推崇王羲之的书法，据说他收集了三千纸“二王”父子的书迹，以一丈二尺为卷，连缀成为卷轴，“装背率多以紫檀轴首，白檀身，紫罗褾织成带”（见《法书要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