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年末，《羊城晚报》上出现了这样一则征文启事：“90年代第一天征文：用文字记录下你在90年代第一天里的喜怒哀乐，欢迎来稿。”署名是“《佛山文艺》编辑部”。

《佛山文艺》杂志的前任主编和几名老编辑不久便看到了这则在当时还不被公开承认的“广告”。他们无法理解文学期刊登报打广告的行为，愤怒之余，质问《佛山文艺》新任主编刘宁：“你搞这个（广告）什么意思？《人民文学》会搞这种东西吗？《上海文学》会搞吗？《作品》会搞吗？”

当时刚满27岁的刘宁听后眼前一亮：“他们不会这样搞，不代表我们不能这样搞呀！”

这则90年代第一条由文学期刊发布的广告，就这样在争执声中被刘宁肯定了下来。

事实上，从“90年代第一天”起，这本生于佛山的文学期刊便抑制不住向全国扩张的野心：从主动进入市场，到开展活动介入社会，再到破天荒登载城市打工族书写的“打工文学”，在“躲避崇高”呼声渐起的90年代，《佛山文艺》始终保持着与底层社会平行的办刊与叙事风格。与众多延续80年代理想主义的纯文学期刊相比，《佛山文艺》俨然奇葩一朵。

举起杂志，向时代开刀。

“一则广告引发的风波”结束后，《佛山文艺》编辑部在1990年头一个月就收到3000多封来自全国各地的投稿，稿件内容天马行空，描述着每个作者在90年代第一天的所见所闻。刘宁觉得效果特别好，于是拍板决定：由杂志社和电视台联合举办一场“90年代第一天”征文颁奖晚会。

晚会在1990年2月10日举行，地点是佛山体育馆。当天现场来了位特别嘉宾：广东省委前书记任仲夷。活动结束后，刘宁问任仲夷如何评价杂志社的这次活动，任仲夷以“好”字回应。刘宁说：“您给题个字吧。”于是，任仲夷提笔在纸上写下“90年代第一天”这七个字。

通过举办活动主动介入社会、走进基层，《佛山文艺》在90年代为文学期刊带了个头。而此前对于登载广告做法的质疑，在任仲夷挥笔提下七个字后便烟消云散。开明领导人的默许和鼓励，为《佛山文艺》在90年代初大刀阔斧的改革注入了强心剂。此时的刘宁，已经做好“举起杂志，向时代开刀”的准备。

创刊于1972年的《佛山文艺》，曾长期被“佛山”二字困扰。“佛山虽是小城市，但一定要办大刊物。《佛山文艺》不能只给佛山人看，《佛山文艺》要在全国发声。怎么发声？唯有占领市场。”刘宁说。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推动改革继续前进。市场经济的推进，对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间固有的文学体制形成强烈冲击。政府拨款逐步减少，财政的“断奶”，让一些纯文学期刊相继倒闭关门。

始于90年代初的文学期刊改制，是对此前“计划期刊”的一次纠正与革新。80年代初，由各级作家协会和文联主办的纯文学期刊，基本依靠政府拨款维持运转。由于刊物长期政治挂帅，政治任务高压面前往往无人正视市场，造成了其高贵、高傲和高冷的“三高”特征。同时，文学期刊被锁定在行政级别的“金字塔”下，按照“国家级、省市级、地市级”严格划分，导致行政级别低的地区性刊物往往很难突破地域限制，将真正出色的内容广泛传播出去。

当时刘宁已经看清刊物旧体制的弊端：“财政拨款一到位，人人都自耕门前三分地，没有有效的激励措施，不按工效发工资。”这不光是文学刊物的弊端，也是整个计划经济的弊端。

1992年，《佛山文艺》做了个惊人且大胆的决定：拒绝财政局定向拨款，要到市场里试身手。这是这本刊物向90年代挥出的第一刀，用刘宁的话来说，“这一刀锋芒无比，也应声契合了时代的齿轮”。

“期刊市场化”，这个在90年代初想都不敢想的新词，刘宁在80年代便已提出。1983年，他从暨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佛山文艺杂志社做编辑，同期写了篇关于文学期刊市场的论文，并提出“期刊也具有商品属性”。“当时这句话没人提过，很多人说这句话太越界、太出格了。”

让杂志到自由市场里去摸爬滚打，这在刘宁看来再正常不过。“90年代初，社会上都在颂扬万元户。大部分人嘴上虽不说，但心里都火急火燎的。我们既然在办一份刊物，就不光要对读者负责，也要对编辑部的每个员工负责，给大家多发点奖金才是务实之举。我当时希望终结的，就是当时文化人‘手捏一百块，流汗花不出’的生存状态。”

“同是天下打工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刘宁至今忘不了任仲夷对《佛山文艺》的支持。“我们一本文学期刊破天荒地办了场活动，还得到了省委老领导的肯定，这在当时（对杂志支持的）力度真是空前。实际上在90年代之前，文学刊物是阳春白雪的，是高高在上的，是需要一般百姓仰头注视的。”刘宁说。

在接连走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朦胧诗派后，80年代末期，先锋文学开始抢占大陆文学期刊阵地，以《收获》《花城》等刊物为大本营，构筑以“叙事圈套”为内核的文字迷宫，并开始了一场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文字实验。

“其他刊物很高大上地挂在天上时，我们反而在底层贴地飞行。”刘宁认为，《佛山文艺》始终在最靠近地表的高度竭力飞行，并以此作为对某种心照不宣的规律和模式的抗争。

刘宁于1989年出任《佛山文艺》主编，他下决心改变这本刊物以往沉闷俗套的面貌。首先是广撒英雄帖，招揽年轻才俊。“我当时给的承诺是，工资比一般单位高两倍；在杂志社干满8年，包你能分到房、娶到老婆。”刘宁笑着回忆。

起初编辑部有9人，全部来自外地。透过小小的编辑部，刘宁开始发现一个现象：珠三角的城市里充斥着各地方言。“外来珠三角打工的群体真是不可小觑的力量，我觉得这群打工的人特别可爱。”

所谓“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改革开放让广东的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也催生“背井离乡、进城打工”的时代现象——“孔雀东南飞”。但当时的珠三角，来自四川、湖北、江西和河南的人彼此互不信任，他们常常用乡音小心地探听对方是否与自己有共同的地域属性。

刘宁于是把《佛山文艺》的办刊方针定为“同一片蓝天下，同是天下打工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希望这本刊物变成外来务工者的精神家园。他开设“打工OK”栏目，以吸纳更多的打工者写稿、投稿，“在时代大舞台上，给你麦你就接着，想唱什么就唱，就像在卡拉OK里那样唱”；他还开辟“风味街”版块，号召所有在珠三角打工的外地人用文字展示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和奇闻异事；他给一些基层打工者开出高价稿费，“要建立的一个概念是，打工不是丢人的事情，外地来的打工者也可以发文章、赚稿费”。

“如果哪天《佛山文艺》办不下去了，那么停下的只是一本杂志，留下的却是一派情怀。”

在刘宁的倡导下，《佛山文艺》成为打工者诉说情感和自由发声的多元舆论场。1993年，佛山文艺杂志社创办一本新刊，名字就叫《外来工》（后更名为《打工族》）。

与其他文学期刊固守“纯文学”旗号、誓做“沉默的大多数”相比，《佛山文学》更像是为打工族请命的初生牛犊，“做那揭竿而起的叛逆之事，做那抚慰乡愁的知心大叔”。

佛山本地打工者陈立斌说起过他对《佛山文艺》的印象。90年代初，他和工友们从建筑工地走回平板房宿舍，冲完凉后总是和工友们玩抓阄，谁抓着了便负责去报刊亭买《佛山文艺》和《外来工》。“杂志每次出街之前都得排队，有很多买杂志的人竟是为了看看自己前段时间投的小说或者诗歌有没有在这期登载。”

不过当时仍有人骂《佛山文艺》没底线，为了发行量而自降身价：“不就是一本地摊文学吗？”

刘宁对此不以为然。“90年代，一些纯文学期刊看不起时尚杂志，看不起那些地摊读物。但我觉得它们身上却不无可学之处。杂志就是要杂，不能老就是否属于纯文学说事儿。纯文学有太多的刊物在做了，而当时那个市场，有多元需求，比如打工者的需求，比如外来群体的需求。有了需求我们就要去供给。这个供给必须要有分工，必须选择自己的特点求生路。”

当80年代的反思文学、朦胧诗和先锋小说在90年代渐渐走下舞台，更多的纯文学期刊仍然坚守曾经的编辑方针。在刘宁看来，《佛山文艺》不可能达到像《收获》《花城》那样的纯文学高度，那么，也许换个角度起飞，对于扩大杂志影响力的确是不错的选择。

他还记得20年前自己去北京开一个全国文学期刊会，当时会务方面安排他和《人民文学》总编坐在一起。对方是刘宁多年的文学偶像，主办的又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严肃文学刊物，这让刘宁“一下子觉得紧张，也惭愧”。出乎他意料的是，对方主动和他打招呼：“说句实话，我们的刊物像中国，你们的刊物像新加坡，我们需要向你们学习。”

“我们只是给90年代一个特殊的群体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没想到反响如此之好。”刘宁说。采访中，他并不讳言《佛山文艺》如今的式微。“这本杂志碰上了90年代，那个时代里有见证城市化加速度的都市打工族，这本杂志唤醒了这个群体对自己、城市和故乡的感触，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刘宁说，“哪怕有一天《佛山文艺》做不下去了，那么停下的只是一本杂志，留下的却是一派情怀，一种对90年代，以及那个时代里所有来城市打工群体的悲悯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