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群半个世纪前生活在上海的人。

一个是红唇、红指甲、烫发，穿小碎花旗袍，挽貂皮围巾的上海女子；一个是身着戏装的东方女子；一个是身着丝绸唐装、手掐佛珠的中年男子；一个是身着百褶裙的上海小女孩；一个是头顶燕尾帽、身穿露肩白长裙的西洋女子；一个是身着白礼服、手拉大提琴的西洋男子……在一张张油画般素净的半身照里，他们栩栩如生。

2011年10月24日下午，@以色列在中国（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官方微博）发布一条消息：【老照片】今天开始，我们会陆续放上一些老照片，所有照片都是一名上世纪20年代上海南京路上的一个犹太摄影师沈石蒂（Sam Sanzetti）所拍摄的，因为年代久远，照片上的人物的名字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如果你看到照片上有你认识的人，或许就是你的祖父、祖母，请让我们知道。

2011年11月11日下午，上海威斯汀大饭店Agate白玛瑙厅，4位当事人带着他们的丈夫、妻子或母亲，优雅而体面地坐在老照片前。他们的脸庞距老相片不到一米，却瞬间穿越了半个世纪。

上海街头，已经有嗅觉灵敏的盗版商将老照片刻成光碟，在地摊上公开贩卖。

一次摄影展引发的老照片寻人

“有时有人问外交是做什么的？领事馆的作用是什么？我想，将两国人民之间的距离拉近，这就是我们天天在做的事情。”

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罗松泊主持媒体见面会，他指了指画架上的老照片：“中国有句俗语：眼见为实。犹太人也有句俗语：眼见好过耳闻。这些照片就是中国人民和犹太人友谊根深蒂固的最好见证。我们将要为这些照片办个展览，并将它们归还给上海。”

最右边的老照片里，是一位穿着衬衣、毛线背心，长得像周立波的小男孩，罗松泊说：“他叫林明（Raymond Lum），目前定居在美国旧金山。他回忆拍照那天是他的生日，身上穿的毛衣是祖母送他的生日礼物，没过几天他就把毛衣弄丢了，结果被祖母狠狠骂了一顿。”因路途遥远，林明当天未能到场。

老相片里穿着芭蕾舞裙的年轻女孩，是17岁时的洪落霞，57年前，这个热爱芭蕾舞的高二女生做了一件新舞服，路过沈石蒂照相馆时，她兴高采烈地进去拍照，沈石蒂躲在黑黑的幕布后面，让她摆了许多Pose，一周后，她出现在了相馆橱窗里，一时成为校园美谈。

另一张母子照，母亲是游美瑛（生于1926年），儿子是孙逊（生于1953年），拍照时孙逊年仅1岁，长得像个洋娃娃。孙逊的祖父孙仲立，是安徽寿县孙氏家族的后人，他的父亲两年前去世。母子两人一直住在上海。

58年前，24岁的数学老师曹莉贞和25岁的纺织厂技术员陈立善订婚，他们跑进沈石蒂相馆照订婚照，结果，会做生意的沈老板又让他们各拍了几张单人照，当年，身着粉色旗袍、指夹手帕的曹莉贞半身照在沈老板在橱窗里挂了好些天。

罗松泊说，沈石蒂通晓俄语、英语，他拍照的对象包括上海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职业的人，包括政府官员、贵族、外交官、工人、舞女、演员等等。

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手头的200多张老照片，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

2010年，潘光在上海城市展览馆的一次“走进以色列”图片展中认识了一位以色列摄影家艾瑞斯（Iris）女士，艾瑞斯说，她知道有一个以色列人手头有很多上海老照片。2011年3月，潘光被邀请到以色列讲中东局势，在艾瑞斯的撮合下，他见到了德克斯勒·摩西（Deksler Moshe）——沈石蒂在以色列的继子。潘光回忆：“摩西头发都脱了，看上去有60多岁，一句英文也不会说，交流起来很困难。”摩西的手上收藏着继父2万多张虫蛀、霉斑、泛黄的上海老照片，潘光在其中发现了宋美龄、宋子文以及明星周璇和胡蝶，几人商量着趁2012年中国和以色列建交20周年，做个“沈石蒂上海老照片摄影展”。潘光匆匆选了200多张扫描，刻成光碟带回中国。

在为摄影展报批时，潘光遇到了一个问题，文化主管部门说，办摄影展，每张照片下面必须要有说明词。潘光于是找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帮忙，后者顺手在微博上发起一场“老照片寻人活动”，截至目前，只寻到6人，潘光说他有一个变通的法子，那就是将展览更名为“沈石蒂上海老照片艺术展”，这样便不再受困于说明词。

沈石蒂是谁？

早在2009年11月，沈石蒂的继子摩西就已将沈石蒂生前的部分摄影作品捐赠给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犹太难民上海情”展览厅，图文并茂地展示了十余名曾在上海避难的犹太人的故事，其中沈石蒂被称为“上海最佳摄影师”，解说牌上这样写道：

Shlomo Liphitz-Sanzetti，中文名沈石蒂，1902年生，俄罗斯犹太人。1915年，随家人前往中国哈尔滨。1921年，他来到上海，开始学习摄影。后来，他在南京路73号开了“上海美术照相馆”，其雇佣人员一度多达31人。当时，沈石蒂被誉为是沪上最优秀的摄影师之一。1955年，他关闭了照相馆，在上海的一家英语学校教了两年的摄影学。1957年，他移民到以色列特拉维夫，从事广告摄影和纺织品设计工作。1987年6月29日，沈石蒂在特拉维夫逝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无限留恋并深情地回忆了他在上海的那段时光。

解说牌下有一张“沈石蒂夫妇”的合影，那位女子就是摩西的母亲，沈石蒂到以色列特拉维夫后的妻子。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方面称，沈石蒂在上海时亦有一段婚姻，妻子是中国女人；同样，女方婚前已经是牵着几岁小孩的母亲，只不过这次是个女儿。他们最终并未随沈石蒂去往以色列。

一本名为《摄影工作室》的英文杂志曾在1928年11月以《那些照片和拍它们的人》为题报道过沈石蒂，其中写道：

“中国人能够欣赏好的照片，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你能找到很多好摄影师。

“沈石蒂就是上海摄影师中的佼佼者，他年轻又有抱负，尽管26岁的他只有5年的专业摄影经历。在十几岁时，他就离家开始环游世界：他从俄罗斯到西伯利亚、满洲，再来到中国，6年前，他来到了上海。

“那时的沈石蒂已经是个业余摄影师了，从他还在学校念书时，他就爱拍照。在他的远东旅行中，他一路拍了不计其数的照片。在他到上海后，照片的一部分被一个当地摄影师偶然看到，后者立即发现了蕴藏在其中的价值并邀请沈石蒂到自己的工作室里来拍照。

“沈石蒂答应了。几个月后，他完全迷上了这份工作，以至于当一个美国商人建议为他在上海开一间专门的摄影工作室时，他毫不犹豫地欣然接受。

“这间工作室的成功来得如此之快，很快就成了上海最出名的摄影工作室之一。沈石蒂把工作室搬入了更大的地方——位于城中更好的地段。而从我们现在来看，标志着工作室成功的细节还在于使用了独家的Eastman Portrait Film胶片和Vitava相纸——这些配置在全球范围都被认为能创造极佳的影像效果。

“现在，沈石蒂在上海经历着一个崭新的人生时期：他的工作室已经有了4间分店。他依然有着环游世界的抱负，但这些都必须等他找到一个能帮忙保证工作室高质量与信誉的助手——他对自己的工作是如此自豪与骄傲。”

报道的右手页，配了一张男士侧脸肖像，报道称：“由于纸质的关系，我们的配图不能表现出沈石蒂原作中那些微妙的半色调，以完全展示原作的精妙。”

一个犹太人与一段上海传奇

潘光说，沈石蒂刚来上海时很穷，在南京路上一家美国人开的相馆门前摆摊擦皮鞋。美国老板允许他寄宿其店内，再雇他为职员。沈石蒂聪明好学，很快学会了摄影。在存够了钱后，自己在南京路上开了家相馆，收费比当时上海著名的王开照相馆还要贵。解放后，他将相馆搬到长乐路继续营业。1954年前后，因为遇上公私合营，他不得不将相馆转手给了中国人。

在沈石蒂留下的老照片中，有一张他相馆的外景，南京路73号二楼，名为“上海美术照相馆”，楼下是铃木兄弟摩托车店和宝星煜记首饰钟表店。路边的玻璃橱窗里挂了9张肖像，顶上有块招牌用英文写着“肖像及商业摄影专家”。沈石蒂身着西装，扶着窗沿坐在二楼窗前，他身后的另两扇窗，挤了至少6位外籍男女雇员。马路上，几辆人力车正飞快奔跑，头戴礼帽身着西装的男子、身穿长袍的男子和身穿旗袍的女子贴着路沿缓缓走过。

上世纪70年代，沈石蒂曾接受以色列知名报纸《新消息报》的采访，他喃喃自语：“我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光便是在上海，上海是独一无二的，五光十色的，我仿佛能看到她缤纷的色彩，闻到她的丰富的气味……”

在沈石蒂留下的几张他自己的老照片中，这个矮个子男人总是在乐观地微笑，他一会儿坐在自己的两座敞篷汽车里微笑；一会儿让人力黄包车夫坐在车上，扮车夫拉车微笑；一会儿在墙根和三个赤脚的中国孩子边玩人叠人游戏边微笑……他永远西装革履，在工作室工作时，透出一种专业与优雅的气质。

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历史系教授卢汉超在《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一书中曾这样描述热气腾腾的上海：

走在南京路上时，你会觉得好像在参加世界各族大聚会。路上走的有高高的大胡子俄国人、胖胖的德国佬。没准你一头撞上一个瘦小的日本军官，他显得趾高气扬，认为自己是优秀的大和民族的一员，征服整个欧洲都不在话下。老于世故的中国人坐在西式马车里，精瘦的美国人则乘人力黄包车。摩托车飞驰而过，差点撞上一乘密密实实的轿子，轿中坐的是中国官太太。一个法国人在上海狭窄的人行道上向人脱帽致敬，帽子正好打在一名穿着精美黄色丝绸外套的印度人脸上。耳中听到的是卷舌头的德语夹杂着伦敦俚语。穿巴黎新款时髦衣衫的人旁边站着近乎半裸的穷苦小工。一对水手踏着双人自行车飞驰而过，两名穿和服、趿拖鞋的日本仕女转身避让，显得有点恼怒。着一身灰袍的和尚手肘碰到了一名大胡子的罗马传教士。出于对祖国的热爱而不是商人的那种唯利是图的本性，一位俄国店主店里的商品标价一律用俄文书写，使人看得茫然。对面是一家日本人开的理发店，店主用生硬的英语写了些广告词，保证大家在此理发，价格低廉。

沈石蒂和犹太朋友们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认为，上海外侨中，犹太人和无国籍俄国人是一个特殊群体。

1933年，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后，开始大规模排斥杀害犹太人。1938年以后，纳粹在欧洲排犹愈演愈烈，迫使幸存的犹太人背井离乡。上海由于特殊的政治格局，成为犹太难民的庇护所。从1933年到1941年，上海先后接纳了3万多名来自德国及德占区的犹太难民。其中除约5000人经上海去往别处外，其余2.5万欧洲犹太人一直生活到二战结束。这一数字远超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上海犹太难民有4000人住在法租界，1500人住在公共租界，其余住在日本人控制的虹口一带，他们有自己的教堂、学校、医院、咖啡馆、商店，还自己出版杂志报纸，形成风格独特的犹太居民区。

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健在《犹太人与近代上海经济》中分析：在1840年至1949年的近代上海历史上，共有三次犹太移民高潮，即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中东塞法迪犹太人移民高潮，20世纪初叶至30年代末俄罗斯犹太人移民高潮，三四十年代德、奥等中欧国家的犹太难民移民高潮。

王健称，塞法迪犹太人是经济型移民，他们移民上海的动机是要利用上海独特的经济环境、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发财致富。塞法迪犹太人大多以“两土”(“烟土”鸦片贸易和“地土”房地产经营)起家，后逐渐扩展到外贸、公共事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制造业等领域，形成了沙逊家族、哈同洋行、安诺德兄弟、嘉道里家族等几大著名的犹商集团。他们资本雄厚，网络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代上海的经济命脉和发展荣衰产生了影响。而作为政治型移民的俄罗斯犹太人和难民型移民的中欧犹太人则限于其经济实力，大多从事中小商业、手工业等行业，对其居住区域的商业繁荣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17年“十月革命”后，大批俄罗斯贵族流亡上海，俄侨相对集中在法租界，他们多受过良好教育，来沪前本是彼得堡歌剧院的指挥、乐手、歌唱家、芭蕾舞演员或合唱演员，有的甚至是当时世界著名的艺术家。沈石蒂在其中只能算是小商人，同他的“上海美术照相馆”一样闻名上海滩的犹太名商店还有很多。

1935年，意籍犹太人路易·罗威(Louis Rovere)在法租界霞飞路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口开设了一家以法式西菜为主，配以意大利式西餐的罗威饭店(CHEZ ROVERE),这是上海滩最早的“法式西菜馆”。饭店推出法式传统汤菜“洋葱汤”来与淮海路上俄侨的“罗宋汤”一比高低，吸引了一大批顾客，生意十分兴旺。二战爆发前夕，罗威将店转让给一个徐姓的上海人经营。二战结束后，原址无法收回，于是饭店迁至亚培尔路莆石路(长乐路)口，改名“喜乐意”(CHEZ LOUIS)。这就是后来名声鹊起的“红房子”西菜馆的前身。

如今家喻户晓的“老大昌”，就是30年代由一个法籍犹太人和他人合资开设的。其生产的法式西点、蛋糕工艺精细，奶香浓郁，松软肥润，深受顾客欢迎。

俄罗斯犹太人格利高里·克兰巴诺夫(Gregori Klebanov)在上海静安寺路开设了著名的西比利亚皮货店。俄罗斯犹太人拉比诺维奇在霞飞路杜美路口上开了一家儿童用品商店，并以儿童剧中不肯长大的孩子“彼得潘”命名，非常吸引顾客。霞飞路上由奥地利犹太人开的菲亚克斯餐馆闻名遐迩，宋庆龄和宋美龄也曾光顾过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