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得体的漂亮话并不一定是良好教养的代名词，它很有可能只是平庸和缺乏勇气的产物。与这种无营养的漂亮话相比，毒舌作家简直让人心旷神怡。

对于一些野心勃勃的作家而言，“随大流”完全违背他们的天性，他们更喜欢嘲弄那些神经紧绷的文明人，以最残酷的方式，剥开人性中掩藏的真相。

王尔德——“做你自己吧，因为别人都有人做了。”

作为毒舌界的祖师爷，王尔德非常容易从他人的难为情中得到最纯真的快乐。

如果你在朋友圈上晒健康早餐，他一准会说“只有无聊的人才会把早餐吃出花样来”；如果你觉得新来的同事长相欠妥，他会用赞赏的语气告诉你“只有肤浅的人才不会以貌取人”；如果你是鸡汤文的忠实粉丝，他会耸耸肩说“做你自己吧，因为别人都有人做了”；当你正准备因为一个人难以撼动的原则感到自愧不如时，他在旁边喃喃自语，“我喜欢没原则的人甚于世界上的一切”。

王尔德可以让任何人对自己产生怀疑，或对那些古董级的真理嗤之以鼻。旁人的不认同对于王尔德没有任何困扰——他的目的就是让人困扰。

当然，如果真有人非要抡起袖子跟他辩驳一番的话，他会立刻攻击你的人格，抛出“恶莫大于肤浅”作为回应，暗示你这么做不过是因为智商不够，并且讽刺道：“争论是俗不可耐的，因为道德社会里每个人都持完全相同的观点。”

但面对美的时候，王尔德的毒舌技能瞬间下降为零。他对美有一种可怕的宠溺，也不在乎任何人指责他肤浅或道德沦丧，而是以一种狂欢式的、浪潮般的热情歌颂美。“美是天才的一种形式——说真的，高于天才，因为它不需要任何解释。”

对于那些拥有希腊雕塑般的身体和冷峻面容的可人儿，王尔德甘愿臣服于他们肉欲的光晕之中，还不忘适时发出感叹：“我想所有迷人的人都是被宠爱着的，这是他们魅力来源的秘密。” 他不在乎这些波西一样的美人儿是否拥有高尚的情操，因为“把人分成好的与坏的是荒谬的，人要么迷人，要么乏味”。

毛姆——“作家关心的是了解人性，而不是判断人性。”

1791年，法国大革命妇女领袖奥兰普·德古热发表了《女权宣言》，倡导男女平权，拉开了女性主义运动。但即便过了快一百年，毛姆仍未受到丝毫影响。

他在《月亮和六便士》中这样形容思特里克兰德夫人的感情：“这是一种对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产生的被动的感情，正像藤蔓可以攀附在随便哪株树上一样。因为这种感情可以叫一个女孩嫁给任何一个需要她的男人，相信日久天长便会对这个人产生爱情，所以世俗的见解便断定了它的力量。但是说到底，这种感情是什么呢？它只不过是对有保障的生活的满足、对拥有家资的骄傲、对有人需要自己沾沾自喜和对建立起自己的家庭洋洋得意而已；女人们禀性善良、喜爱虚荣，因此便认为这种感情极富精神价值。”

而在《面纱》中，一个疯狂陷入爱河的男性形象是这样的：“我对你根本没抱幻想。我知道你愚蠢、轻佻、头脑空虚，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的企图，你的理想，你势利、庸俗，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是个二流货色，然而我爱你。为了欣赏你所热衷的那些玩意我竭尽全力，为了向你展示我并非不是无知、庸俗、闲言碎语、愚蠢至极，我煞费苦心。我知道智慧将会令你大惊失色，所以处处谨小慎微，务必表现得和你交往的任何男人一样像个傻瓜。”

这两段文字千差万别，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愚蠢的总是女人。

毛姆是个天生的浪荡子，人人皆知他“性欲旺盛”，同相当一部分男性一样，毛姆对女人永无休止的爱来爱去感到腻烦：“我不需要爱情。我没有时间搞恋爱。这是人性的一个弱点。我是个男人，有时候我需要一个女性。但是一旦我的情欲得到了满足，我就准备做别的事了……女人除了谈情说爱不会干别的，所以她们把爱情看得非常重要，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

只要智力正常，没有哪个读者会忽略毛姆对女性的不屑一顾。但我们却很难怪罪于他——毕竟，谁好意思完全否认呢？

毛姆的不客气并不止针对女性，他对人性、生活也不抱希望。他早就表明自己“更倾向于指望人们作恶而不是为善”。毛姆的真实人生比他的小说主人公还要凄惨数倍。尽管出生在上流社会，但打击接二连三。他幼年便失去父母，一生都将母亲的照片放在床边。当他到了英国之后，又因为种种不适应导致严重的口吃，这一切只得把他打造成一个不受欢迎的边缘人，但也给了他审视周遭世界的绝佳契机：“我那时还不了解人性多么矛盾，我不知道真挚中含有多少做作，高尚中蕴藏着多少卑鄙，或者，即使在邪恶里也找得着美德。”

恰佩克——“一个园丁最不可或缺的植物，就是目前他花园里没有的。”

匪夷所思的是，毒舌作家的清单中几乎看不见捷克人卡雷尔·恰佩克的身影——与毛姆及王尔德比起来，他显然并不刻薄：他的毒舌更多的是一种令人愉悦的诙谐和轻松。

很多人把这个和可爱鼹鼠来自同一个东欧小国的作家抛之脑后，但如果仔细阅读《园丁的十二个月》，一准会爱上园艺这门倒霉的艺术。

“如果园丁是打从创世之初开始，通过物竞天择演化而成的话，那么他们今天可能会发展成某种无脊椎动物。毕竟，园丁要背部干吗？……园丁通常都是背部朝上；脚和手伸展开来，头则藏在两膝间的某处，就像是在分娩的母马……当你看见他时，他很少有超过一米高的。”

在恰佩克眼中，园丁滑稽又贪婪，他们极尽人生之一切可能，不过是为了有一个没有任何遗憾的园子。但园丁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天气，不是缺乏买种子的资金，更不是地头上已经没有任何可供种植的闲地，而是女人。即便园丁们苦苦哀求，他们也休想把心爱的植物摆在室内的窗户边，因为“蠢女人坚称——窗户是为了通风才安装的”。

尽管这些作家在洞察人性方面有令人赞叹的天赋，但从未有人将带有明显毒舌倾向的作家归结为“伟大的”“具有永恒意义”式的人物。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里承认，“作家关心的是了解人性，而不是判断人性”。让人遗憾的是，道德或多或少被忽略掉了，变得有些无足轻重。但无论如何，刻薄仍属于某种尚未被升华的原始情感——任何人，即使不接受任何文明和教育的洗礼照样能轻松拥有。从某种程度而言，毒舌比悲悯来得容易得多，但离伟大就比较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