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胡润第二次到中国上海时，他感觉到中国与七年前相比有明显变化。当看到许多盖起来的大楼时，他心里想的是：谁拥有这些大楼？谁在运作这些大楼？当看到人们的服饰变得更时尚时，他心中不禁想知道是谁在制造这些服饰。当时，有人告诉胡润，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家，只有富豪。在胡润心中，富豪和企业家的区别还是很大的。胡润说：“我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因为我已经看到一些年轻企业家在做事情，只是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企业家与富豪的区别是，一个企业家是在运营企业，而富豪的目的是挣钱。我想找到这些企业家，了解他们创造财富的故事。”

1999年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胡润要做一个中国富豪榜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他开始向身边朋友寻求帮助。当时，胡润跟孙中山的孙女说出他的想法时，对方的反应是：“那没什么好玩的。”尽管如此，胡润还是找了他的中文老师，以及两三个大学生，利用私人时间，在上海图书馆待了一个暑假。他们查阅了100多份报纸、杂志及上市公司的公告报表，最终排出了当时中国最成功的50个商人。胡润回到英国后，对报告进行了完善和润色，随后传真给英国的《经济学家》和《泰晤士报》，还找了美国的《福布斯》等媒体。

1999年11月，“1999中国50富豪榜”在《福布斯》发布，国际媒体反应非常强烈。“共产党国家有了资本家”——英国《金融时报》在报道中如此形容。《华尔街日报》、路透社等媒体也纷纷刊登榜单发布的情况，并评论说“中国人终于找到了致富光荣的感觉”，“邓小平提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非只是说说而已”。

对胡润而言，让他激动的不是富豪榜本身，而是这些富豪背后的故事。胡润说：“我对他们的财富数字不感兴趣，我真正感兴趣的是这些中国企业家的故事，他们的性格、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是如何创造财富的。我做这份榜单，是为了说明这些企业家在中国是靠头脑、靠努力、靠市场化的经营模式去赚钱的。” 因此，胡润在发布第一份榜单时，在每个上榜企业家的后面都附上了很细腻的故事。这些人的故事改变了很多外国人对中国企业家的看法。

比如企业家刘永好的创业故事，胡润至今还记在脑海中。胡润说：“我至今都十分崇拜刘永好，他是第一个敢跟我说他的创富故事的人，他跟我说他第一笔财富是怎么得来的，也认真核对我发给他的资料，然后说‘你这个数字没有错’。”在胡润看来，刘永好是第一代阳光化的中国企业家，也是在90年代抓住机遇、借改革东风迅速崛起，成为中国富豪的一个典型例子。

刘永好曾在四川德阳机器制造学校任教，在那个时候，是人人羡慕的“铁饭碗”。然而，80年代初，刘永好毅然丢掉“铁饭碗”，辞职下海创业。刘家开始在四川饲养鹌鹑和鸡，最终成为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者。1995年，刘永行搬至上海，同时开起了铝冶炼厂。1996年，刘永好发起成立民生银行，并任副董事长。1998年，刘永好组建的新希望集团在深交所上市A股。次年，他们就登上了胡润的第一份中国富豪榜榜单。2002年，刘氏家族已是中国少数财富超过80亿的家族之一。直到现在，刘永好家族仍是中外各大财富榜的常客。

与西方反应形成对比的是，胡润的第一份中国富豪榜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原因很简单，一来是因为并未在中国内地公布，二来是当时人们尚未理解这个榜单的含义。胡润回忆说：“当时我对自己的榜单也不是很有信心，因为我对中国的媒体一点也不了解，不知道在国内的媒体上发布榜单，会不会给我带来麻烦。当时给我发布榜单的记者也不确定我的榜单是否靠谱，而我也很紧张。”但最终，他在2000年把自己制作的榜单交给了《南方周末》进行发布。

“诚信”是胡润眼中90年代中国企业家最为突出的品质。胡润说：“现在是2016年，诚信虽然也重要，但远不如‘创新’‘速度’‘资源整合’这些来得重要。然而，在90年代，随便去请教一个企业家，他都会告诉你，如果企业要做大，必须要诚信。那个时代，诚信是排第一的。”

胡润每做出一份榜单，都会通知上榜的人核对和确认榜单的信息。第一次上榜的人都有一点诧异和紧张，他们也弄不明白胡润究竟是干什么的。胡润说：“我记得我第二年做的榜单，任正非上榜了，排名第三。于是我们联系了华为。当时华为非常反对我把任正非列入榜单。我当时不了解华为的背景，心中还是有点怕，但是我必须尊重自己的调查结果，因此尽管华为反对，我还是公布了榜单。”

不仅中国在改变，胡润自己也在改变。如今，胡润的中国富豪榜已经延伸到“胡润富豪花钱指数”“胡润留学生报告”“胡润全球华人慈善报告”“中国奢华旅游白皮书”……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发榜近20年，有人曾评价这是一份“杀猪榜”，与以前不同的是，如今许多企业家对上榜不再敏感，有些人认为上榜能够为他们带来更多利益，甚至会主动联系胡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