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杨潇。/受访者供图
80年前,300个年轻人“在路上”,“湘黔滇旅行团”穿越西南腹地前往大后方;80年后,青年作家杨潇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在一场非典型的公路旅行里,摆脱自我的孤独和忧虑,回到历史现场。
1600公里,从长沙到昆明,在行走中寻找答案——1938年,抗战第一年,留守还是西迁?读书还是参战?徒步还是搭船?面对动荡的时局、未知的前程、远方的家人,他们如何选择?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这本书,是关于一个写作者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故事。
2021年 4 月 7 日,杨潇从老家湖南飞回北京,准备新书上市后的工作。买了机票之后他才意识到,正是3年前,2018 年 4 月 7 日,他从老家出发去长沙,开始重走之旅。
出发
2018 年,已从事媒体工作多年的杨潇,在自己 36 岁这一年,也是人生和事业都已进入转折期之时,开启了一场以徒步为主的旅程,去追随 1938 年那群穿越湘、黔、滇三省进入大后方的年轻人——这群年轻人在那场旅途后,与他们的同学、老师一起,建立起中国的传奇大学——西南联大。
旅程的起点——长沙的中山路码头。/受访者供图
那趟历史的旅程起于长沙的中山路码头,1938 年 2 月 20 日晚 7 点,两条汽船拖着九条民船,沿湘江北上,船上是300多名各怀心事的师生,“半醒半睡间,是船头的分水声”。
80 年后,水路客运不复存在,杨潇搭乘满是槟榔味儿的绿皮火车,前往益阳与“他们”汇合。80年前,他们在益阳开始徒步,横越湘西、贵州,抵达云南。
现实中的国道,大货车常常贴身驶过,但在那些安静的路段,水声、鸟叫、虫鸣一一显现,就像沿途那些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县镇,转过街角,就能看到残存的几百年的木屋和始建于元代的古老驿道。
历史上的这条路更加艰辛,且极不安宁,靠着沿途政府民众的照拂,师生们冲破“匪区”、飞渡激流,接触到了书斋绝无可能见到的人与风景。一场非典型的公路旅行和一群知识人的流亡之旅不断交织、对话、共振。
益阳-军山铺:国道两旁的樟树遮天蔽日。/受访者供图
重走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之路,以一种“母题”的方式,缓解了杨潇的多重焦虑,且奇妙地回应了儿时的某些执迷。
大概是小学五年级,杨潇常在课堂上走神,干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在作业本上画各种水系。一个小孩为什么会对河流和它枝枝杈杈的支流感兴趣呢?
许多年后,杨潇经过桃源县,意外发现一个同龄人也有类似爱好时,某些东西被激活了,于是有了这一段:“我的长江流到他的三峡省时,北有嘉陵江注入,我们从嘉陵江的两条主要支流,聊到合川,聊到钓鱼城,聊到投石机,聊到阿拉伯人的武器,聊到元代对世界的征服,再聊回元代对南方的开发——从桃源以下直到沅陵,一系列以‘驿’为名的乡镇,就是元代通往西南最主要驿道留下的痕迹。”
“以地理写历史,以空间写时间”是杨潇的个人志趣。走在这条路上,他和路上偶遇的人们对话,也和史料、日记、回忆录中的人物对话——他称之为“神交的朋友们”,比如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大二学生杨式德,他留下了一本旅行日记。杨潇每次读到这位河北人惊叹于湘资沅三水居然一条比一条清澈,进而发出天问——“水为什么会这样绿呢?”杨潇觉得格外亲切——正是这种小细节让杨潇开始对他们的生活有了真实的触感。
楠木铺-马底驿:离开挖沙点几百米,水就清了。/受访者供图
美国作家娜塔莉·戈德堡在《再活一次:用写作来调心》中说:“上写作课时,痛苦往往会浮上心头……写作给了我们大好良机,让我们得以拾起内心所感受到的情感,然后赋予它们光芒、色彩和一个故事。我们可以将愤怒转化为冒着热气的鲜红郁金香,将悲伤化为十一月阴暗的天光下,松鼠四窜的一条老旧巷弄。”
重走湘黔滇旅行团西迁之路的念头正是从类似“老旧巷弄”和“鲜红郁金香”的画面想象开始的,这种发自生命本能的兴趣——“原生兴趣”是杨潇随时都在寻找的出发理由,也是支持此后苦行的不竭动力。
杨潇走的这条路,现在主要由319国道和320国道组成,它们大致和当年京滇公路湘黔滇段重合。
同一条路,从当年的西南联大,再到今天的我们,什么才是好的生活?哪条路才是对的路?苦行之后,杨潇在联大两代师生那里得到很大的启发:“不要做舒服的事情,不要被喂投,而是努力、费劲地去找,做困难的事情,凝聚心力,把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找到。因为它们埋得太深了,比以前深得多。”
寻路
2018年4月8日,杨潇在长沙拜访了赵元任的女儿赵新那,她当时已经95岁了,坐在轮椅上,说话慢条斯理,一口北平官话夹着几句英文,回忆时常常闭上眼睛。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14岁的赵新那跟母亲离开南京坐船逃往武汉,路过九江时,母亲挑了一个白色观音:“讲价钱讲到了一块钱,还没来得及给钱,响警报了,那个小贩,一个女孩子,挑着她的网篮就上岸跑了……”
九江一角。图/徐冰
那是四万万中国人的寻路年代。躲避空袭之路,求一饭碗之路,上阵杀敌之路,家人团聚之路,前往西北或者西南大后方之路,去国还乡之路,寻找心安之路——林徽因在长沙写信给沈从文,提起前线的战士正一批批死去:“后方的热情是罪过,不热情的话不更罪过?二哥,你想,我们该怎样活着才有法子安顿这一副还未死透的良心?”
80年前的历史和80年后的现实,因作者的学术追溯和真实行走而重合在一起。
回到1937年的夏天,与地理意义的公路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最出色的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之路。
对于清华、北大、南开的那一代教授,他们本来可以不必选择南下西进去大后方,他们可以留在故都,或避入租界,或干脆出国。对于那一代学生,他们面临的是读书还是救国这一选择,而当他们为自己的苦闷心灵寻找出路时,去重庆、昆明、成都,还是去其他地方也是一个难解之题。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300名学生,实际上是两次回答筛选下来的结果(他们都选择了前者),就像学者易社强说的,“在愤世嫉俗和悲观失望袭来之前,探寻真理就是奔赴昆明的理由”,但这不等于他们在当时没有纠结和困惑。
在传奇故事外,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爱好和偏见是什么?他们如何理解和处理国家与自我的危机?他们的情感结构如何养成?在前往昆明的公路上,他们每天都在与西南各族民众接触,这又让他们对“国家”与“人民”的理解产生怎样的共振,乃至彼此影响?等他们到了昆明,被刷新的认知,连同他们的日记,以及陆续出版的散文、诗歌和回忆,又是如何构成某种具备神话色彩的“文本”,进而注入西南联大这一精神共同体并绵延至今?
查看旅行团成员名单,你会看到许多熟悉的名字,他们后来成为了著名的学者、作家、工程师,成为了“两院”院士……
他们最终找到自己的桃花源了吗?
晴隆-普安:国道一瞥。/受访者供图
如果我们把视野再往后推一些,你是否好奇,他们的这次公路徒步经历,对他们之后人生的各种选择——譬如,走还是留,去国还是还乡——是否有过影响?
重走
《重走》这本书写作的过程,也是杨潇触摸真实、审视自我、找回方向感的过程。
1938年2月19日到4月28日,抗战第一年,“湘黔滇旅行团”徒步穿越西南腹地前往大后方;80年后,2018年4月8日到5月17日,告别职业生活、处于人生转折点的杨潇,重启这趟1600公里的穿越之行。
因为当时长沙临时大学校舍不够用,教授闻一多、朱自清都搬到了南岳,杨潇徒步时,恰好那个房子还都留着。
盘县女子高等小学旧址,当年闻一多等曾到访。/受访者供图
《重走》书里有一章写南岳:在南岳,朱自清有时会整天泡在山脚的南岳市图书馆,为他的《沉思翰藻说》搜集材料;柳无忌编订了英国戏剧讲义;钱穆为后来写《国史大纲》摘录了笔记;金岳霖完成了他个人最满意的一部著作《论道》;陈梦家住在风景如画的“棤庐”,温读从前所不能整读的书籍,除了写成文字学讲义外,还完成了《先秦的天道性命》一书,后来他在昆明给胡适写信——
“这五年的苦读,救疗了我从前的空疏不学……亦因了解古代而了解我们的祖先,使我有信心虽在国家危机万伏之时,不悲观,不动摇,在别人叹气空想之中,切切实实从事于学问。”
陈梦家写给胡适的这段话,杨潇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读了好多遍。那个时候大家都非常焦躁,不知所措,有很多泪水没办法排解,读这个有用。
胡适曾经写信勉励郑天挺:“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患难之际,我们仍需要坚守住自己内心应该做的事情。”
杨潇读这些,从中受到鼓舞,也让自己慢慢走出来,继续做事情。
回望当年的湘黔官道。/受访者供图
回到最初的问题,当我们回望那段时光时,我们在回望什么?
如果你对生活感到迷茫,你将会看到一群同样迷惘的年轻人,他们的学校随时可能解散,他们的国家朝不保夕,他们如何拒绝下沉和躺平,如何找回并重新确认自己的价值,如何一步步走下去,走出精神和生存的困境,并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渡过接踵而至的更大的挑战。
回到传奇的起点,看到西南联大如何在战火中点滴成形——那些人、那些事,直接或间接构成了我们今天的图景。
在一个旅行变得愈加困难、不确定性仍在增加的年代,这本书是一趟令人心旷神怡的神游,一个珍贵无比的启示,也是一个对生命热情的肯定回答。在充满未知的当下,《重走》提醒我们重拾热情,并且回应了一个生命的命题:我们如何寻找道路,如何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我们如何寻找道路,如何寻找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受访者供图
将近不惑之年,杨潇准备背上行囊,开启新的寻路之旅,也许是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也许是更远的地方。
现在,杨潇觉得冯友兰说的是对的,“人生就是,活着就是活着……人生问题就是这样子,你就好好过生活,你在生活里头过好生活,就没有问题”。
“我会不时地想这个问题,我今年 39 岁,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年,我意识到人的有限性,人这一辈子能够做的事情特别特别少。”
写完这本书,杨潇有了一个明确的想法:“用行动来包抄自己,创造自己。如果你有一件自己喜欢并且擅长的事情,没有理由现在不去做它,人类就是太习惯给自己找各种不去面对真相的借口。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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