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诗人里尔克来到沃尔普斯韦德（Worpswede）。那是位于不来梅和汉堡之间的一个小镇，聚集着不少艺术家。通过一个画家朋友，他加入艺术家圈子，并很快为新出现的两位年轻女画家倾倒。她们像姐妹俩，金发的叫波拉，黑发的叫克拉拉。他为她们写下诗句：“少女们，诗人向你们学习，/学习如何表达你们的孤独。”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困难的是如何保持生活与艺术的距离。”（北岛语）里尔克其实更喜欢金发的波拉，但他不愿意破坏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少女神话，最终娶了黑发的克拉拉。1909年，嫁作他人妇的波拉因难产死去，里尔克在献给她的《安魂曲》中写道：“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

他在生活中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古老的敌意”。他和克拉拉结婚生女，希望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但很快发现，靠写作养活一家人几乎不可能。他到处投稿，什么赚钱就写什么，仍然入不敷出，婚姻生活成问题，也没有办法继续写作。1902年8月，他抛下妻女只身去了巴黎，准备为一家德国出版社撰写关于罗丹的专著。到巴黎的两周后，他写下这样的诗句：“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而漂泊和动荡，将是他此后人生的注脚。

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写作。在《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中，他写道：“我必须写吗？你要在自身内挖掘一个深的答复。若是这个答复表示同意，而你也能够以一种坚强、单纯的‘我必须’来对答那个严肃的问题，那么，你就根据这个需要去建造你的生活吧！”“你的职责是艺术家。那么你就接受这个命运，承担起它的重负和伟大。”

“愤怒出诗人”的传统

生活与伟大作品之间的“古老的敌意”，也就是作家或艺术家自觉站在时代的边上，不迎合主流，诚惶诚恐、如履薄冰、甘于寂寞地进行创作，由来已久。

在西方，这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即使皇帝专制，没有言论自由，古罗马诗人尤维那利斯也敢于以诗针砭时弊，他留下一句著名的诗句：“即使没有天才，愤怒也可产生诗句。”后来马克思将它改成“愤怒出诗人”。

而在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屈原就已经指出，“发愤以抒情”——西方和中国的文艺思想在某些程度上是共通的。

司马迁则发扬了屈原的“发愤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以作也。”（《报任安书》）韩愈认为“不平则鸣”，到清代赵翼则总结为“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都说明了作家的坎坷生活跟创作的直接关系。

屈原任职左徒、深得楚怀王信任的时候，并没有写出什么惊世巨作；到他“忠而被谤”、遭遇大变之后，才写成伟大的《离骚》。司马迁就不用说了，李杜也是如此。要是李白没有品味到“赐金放还”的苦涩，怎会写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没有经历转徙漂泊的悲辛，又怎会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喊？

而最初被用来形容屈原的“清高”，体现的是一种不迎合的态度。“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因为屈原的这些诗句，王逸说：“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闵其志焉。”（《楚辞章句》）

时代与异类之间的敌意

“生活中的鸡毛蒜皮会严重干扰我们的沉思，而我们自己的冒失又会把我们推入个人的情感——欢乐、厌烦、苦恼、愤怒或微笑——之中……”在写下这番话之后，梵高去了荷兰南部的阿尔。在那里的一年多，他画了190幅画，其中包括他的大多数杰作。同时，他穷困潦倒，除了弟弟提奥，没有人理解他，人们把他当作疯子：“在现在这个社会里，我们艺术家只不过是一个破罐，要安心地活下去。”

“我只好老老实实地接受我的疯子角色，我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充当另一样角色。许多画家变成疯子，竟是事实，至少可以说，生活使人变得精神恍惚。回想起来，像特罗容、米歇尔、勃里翁、容特、泰斯、马里斯、蒙蒂切利这些同行，以及其他许多画家都落得这样的下场，我的心感到凄凉，拿他们所受到的打击相比较，我感到这种病不再是恐怖的了。我发现这些艺术家都具有古人的坦然气质，这是我深为欣慰的事。”

尽管梵高有这样的觉悟——“学会受了痛苦而不抱怨，这是唯一实际的事情，是一门大学问，是需要学到手的一门课程，是解决生活中一切问题的办法”，但他所处的时代，并不打算让他们这样的人好过，所以他们被视为疯子、破罐。他曾向当时的成功画家韦森布鲁赫求援，此人轻飘飘地给他抛下这样一句话：“你的受苦会使你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你受到的磨难越多，你就越应该高兴。一流的画就是这样造就出来的。”

梵高生前只卖出一幅画作，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他的作品大卖，他被视为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在自己的时代承受敌意，在另一个时代却获得了迟到的肯定和多到肉麻的赞美。

艺术家的义务

“古老的敌意”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创作观。它需要你对所谓“伟大的时代”、对已成定势的思维方式保持警觉，不赶时髦，甚至，有某种程度上的落伍。

所以艾略特说：“诗人作为诗人，对本民族只负有间接义务，而对语言负有直接义务。”里尔克则这样提点后辈：“你躲开那些普遍的题材，而归依于你自己日常生活呈现给你的事物；你描写你的悲哀与愿望，流逝的思想与对于某一种美的信念——用深幽、寂静、谦虚的真诚描写这一切，用你周围的事物、梦中的图影、回忆中的对象表现自己。如果你觉得你的日常生活很贫乏，你不要抱怨它；还是怨你自己吧，怨你还不够作一个诗人来呼唤生活的宝藏；因为对于创造者没有贫乏，也没有贫瘠不关痛痒的地方。即使你自己是在一座监狱里，狱墙使人世间的喧嚣和你的官感隔离——你不还永远据有你的童年吗，这贵重的富丽的宝藏，回忆的宝库？”（《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至于落伍于时代，则需要一种能力。作家李海鹏在小说处女作《晚来寂静》的“自序”中写道：“这部小说写的是从1976年毛泽东逝世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间，一些人的欢笑、泪水、梦幻与孤独。这跌宕起伏的三十多年是小说的天然宝藏，倘若白白放过，只顾写些无聊事，就未免太迟钝了。可在另一方面，我又不太关心时代。”为什么？“时代雷霆万钧，好作家却不大看得上眼。钟鸣鼎食之家，珠玉珊瑚，琳琅满目，大时代好比如此；志趣不凡之人视若无睹，顾自赏西岭之雪，杰出的文艺作品亦好比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