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4年7月，穷困潦倒的西班牙大叔塞万提斯把自己的一本小说的版权卖给了出版商弗朗西斯科·德·罗伯斯（Francisco de Robles），当年12月小说开印，1605年1月面世。这就是《来自拉曼却的奇思妙想的骑士堂吉诃德》（El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首印的400册一销而空，而且大多数都销往了“新大陆”，虽然大部分书因为在哈瓦那附近遭遇海难，沉入海底，但是还是有70册左右到达了利马。很快这本有趣的书的口碑传回西班牙本土，而且坊间已经出现了盗版。于是出版商抓紧在马德里、里斯本和瓦伦西亚分别加印，到1605年8月，市面上一共有5版《堂吉诃德》。到1611年，全世界（包括各种译本）《堂吉诃德》销量超过1000万本，成为可以载入史册的出版神话。

由于它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以至于很快就有人冒名写作了续集。这个冒名者阿方索（Alonso Fernández de Tordesillas）至今文学史家也没弄清楚其真实身份，但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没有他，塞万提斯可能永远也不会写第二部。

在伪续书的刺激下，《堂吉诃德》第二部于1615年出版。十年前后，上下两部有着很大的差别。在第一部中，塞万提斯对于堂吉诃德的描写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试图入木三分地揭示出骑士小说对于读者的毒害，实际上，他也的确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自《堂吉诃德》出版后，西班牙再没有出版过一本骑士小说。

而在十年之后写下部，塞万提斯变得越来越温和，他仍然对堂吉诃德抱有一丝嘲笑，但含有苦涩的自嘲；他开始赋予这个人物以勇敢、执着、忠诚、义无反顾等种种美德，开始同情他所经历的种种际遇——堂吉诃德越来越塞万提斯化了。
塞万提斯的社会理想、文学抱负、人生追求在遭遇现实的种种黑暗、壁垒、宿命之后盛满心中的无奈、抑郁、绝望以及坚守与挣扎，都被倾注在堂吉诃德的生命和心灵的旅程中。没有下部的《堂吉诃德》只是一部讽刺骑士文学的小说，绝不会光照人类心灵与世界文学400年。

400年来，我们阅读的每一部小说都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包藏着一个“堂吉诃德”的灵魂。

400年来，《堂吉诃德》始终高居“百部最畅销小说”、“百部最伟大小说”之类的排行榜前三。数不胜数的小说家用各种语言、各种方式表达着对这部作品的膜拜，研究它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

1969年，博尔赫斯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作《论〈堂吉诃德〉》的报告时，第一句话就说，“再次讨论《堂吉诃德》这个题目有可能费力不讨好，因为关于这部著作人们实在写得太多了，整批整批的图书，远远超过《堂吉诃德》书中教士和理发师烧毁的书籍”。

为什么所有人都在谈论这部小说，为什么整个西方现代小说都绕不过去它？原因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是现代小说的起点。

有人说过，莎士比亚之后，所有的戏剧情节都是俗套；似乎也可以说，塞万提斯之后，所有的小说技巧都是陈规。无论是滑稽模仿、多重叙事视角、故事里套故事、人物的双重人格，还是暴露叙事者身份、对话、超现实的场景、阅读距离的控制、将读者引入叙事的文学手法……所有这些直到今天小说家们仍然津津乐道的方法都在《堂吉诃德》中得到了巧妙的运用。而作家们最愿意用小说来思考的主题，比如欲望、流浪、成长、现实、梦想、爱情、个人、疯癫，等等，亦都在《堂吉诃德》中获得相当充分的表达。

勒内·基拉尔说，“西方小说没有一个概念不曾在塞万提斯的作品里初露端倪”；富恩特斯说，“所有的小说都是《堂吉诃德》主题的变奏”；米兰·昆德拉呼唤欧洲小说家应该把《堂吉诃德》当作宝贵的“遗产”来加以继承；哈利·列文（Harry Levin）也曾经提到，“它在所有欧洲经典作品中占有如此突出的地位”，“它注定是要在几乎所有的小说家的成长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的”。换句话说，400年来，我们阅读的每一部小说都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包藏着一个“堂吉诃德”的灵魂。

在不同的语境之中，堂吉诃德被诠释成了不同的形象，被赋予不同的精神。

中国人一直对“堂吉诃德”一类的人物颇有隔膜。这可能与我们从第一次接触这部小说就阴差阳错有关。

1922年，它第一次被翻译成中文，即林纾和陈家麟合作翻译的《魔侠传》。（西万提斯《魔侠传》，林纾、陈家麟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2月初版，说部丛书第4集第18编，上下两册。）在林纾看来，《堂吉诃德》只是一本写得有些啰嗦的滑稽小说，讽刺的是着了骑士小说魔的糊涂虫。而且，林纾还把自己对革命党的不满发泄到堂吉诃德身上，在翻译的时候经常跳出来自己骂上两句。比如他认为对付革命党就跟对付堂吉诃德一类的“魔侠”一样，应该“在法宜骈首而诛，不留一人，以害社会”。

周作人当年就对林纾的翻译很愤慨，“这种译文，这种批注，我真觉得可惊，此外再也没有什么可说了”。但是颇为怪异的是，后来创造社的革命小将们将堂吉诃德看作“自以为是恶的则不顾性命地雄赳赳地发挥了旧骑士道精神的一个沉于空想的人物。所以Don Quixote在这部小说里演了不少的滑稽。因此，一般把Don Quixote称为是一种不顾现实、不量力、只管乱冲而带点滑稽的人”。他们因此将鲁迅称作“堂鲁迅”，以讽刺鲁迅的“老朽”。

同样一部书、一个人物，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来，堂吉诃德是革命党；在文化激进主义者看来，堂吉诃德是保守派。
在这种种争吵与纷扰之中，堂吉诃德在中文语境中始终没能“定型”。每有西班牙皇亲国戚访华或基金会出钱，就有新译本出版，迄今为止，我们有二十种之多的《堂吉诃德》中文译本，但却从未形成一门“堂吉诃德学”。

不过对于成千上万普通读者而言，更关注的是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说白了，就是喜欢看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他们应该是欧洲文学中最早、最深入人心的一对“逗比”形象了。流传很广的一则故事说，一天，西班牙国王腓力普三世站在王宫阳台上，看见一个学生一面看书一面狂笑，就说这学生一定在看《堂吉诃德》，不然就是个疯子。派人一问，果然那学生正在读《堂吉诃德》。

可不是吗，高高瘦瘦的堂吉诃德，矮矮胖胖的桑丘，一个怀揣骑士梦，一个做着总督梦，又老又穷，没有什么看家本领，最终除了大战风车、大战羊群之类的可笑行径也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还有比他们更可笑的人吗？

直到19世纪，伴随浪漫主义的兴起，人们对堂吉诃德的认识才有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在海涅那里，堂吉诃德是一名战士，他“为了维护卡斯蒂利亚人的民族而自豪，宁可捐弃自身的个人自由”。在屠格涅夫那里，堂吉诃德本身表现了信仰，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其次表现了对信仰的忠诚，为了理想他准备承受种种艰难困苦，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正是从浪漫主义者那里，堂吉诃德首次与理想主义者划上了等号，成为革命者的代名词。

400年来，堂吉诃德何时被视作英雄，何时被视作疯子，始终与接受语境自身的变迁有关。

但是理想主义者还没过完一个世纪，就被污名化了。当切·格瓦拉写下“我的脚跟再一次挨到罗西南特的肋骨，我挽着盾牌，重上征途”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明白他在自比堂吉诃德。在他遇害的那天，全世界，无论是他的敌人还是追随者，都在为一个巨大的icon的陨落而扼腕。

不过才半个世纪，他就被我们国家假装有文化的歌星在“脱口秀”节目中称作“妄人”。这也不是高晓松的独特发明，这不过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性的“告别革命”文化潮之后的一次“炒冷饭”。

按照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指出的，疯癫更多的是一种话语，权力便是能不断地划分“疯子”与“常人”，并将前者送上“愚人船”，或关进“疯人院”。400年来，堂吉诃德何时被视作英雄，何时被视作疯子，始终与接受语境自身的变迁有关。

当革命高潮风起云涌，在理想主义热情高涨、人们执着追求超越个别人与物之外的真理的时代，堂吉诃德就是这种追求的化身；当世界日益世俗化，日益平庸化，一地鸡毛、饮食男女，个人的物质幸福成为在世的唯一目标，堂吉诃德就是不可理喻、不合时宜的病症。

400年前，塞万提斯完成《堂吉诃德》第二部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者，正处于西班牙的“黄金世纪”。这个最早在美洲、非洲拓殖的大帝国，为它的子民带来“遍地财富”的机遇。但就在这样一个“大国崛起”的时代，塞万提斯却在穷困潦倒中度过了大半人生，最后不得不借笔抒发心中愤懑。

年过半百的堂吉诃德，单枪匹马要去匡复正义；最终他只能回到家中，承认自己的失败，平静地接受死亡。同时代的莎士比亚，则借哈姆雷特之口说出这样一句话——“这是一个颠倒错乱的时代”，而哈姆雷特也同样没能“重整乾坤”。

在资本主义文明兴起的曙光处——文艺复兴——最耀眼的两束光辉，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其实携带的是那个时代最深重的阴影。他们没有为“西班牙梦”、“英国梦”而欢呼，他们看到的更多是被“梦想”当作代价付出去的东西。

400年过去，我们为个人主义成功梦付出的越来越多，连最后一个“堂吉诃德”式的英雄切·格瓦拉也被消费得体无完肤。除了在好莱坞电影中，我们已经不知道还有什么是超越性的信仰，还有什么值得用生命去追寻，还有什么能唤起我们作为人类的整体认同。

现在，让我们暂时忘记充斥着特效的好莱坞式超级英雄，来谈一谈400周岁的堂吉诃德——谈一谈如同你我的小人物心中，那股永不熄灭的疯癫、梦想、执着与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