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宠爱巴黎，全法国都憎恶巴黎。

巴黎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说不清的城市，没有之一：

当外国人用货币、野心和欲望憧憬这座城市时，法国人正把偏见、仇恨投向这座城市，以至于《世界报》《费加罗报》等报刊的电子论坛上，常年置顶的话题都是：“身为法国人，你为什么这么痛恨巴黎（人）？”

换个角度看，巴黎也把“大城市中心主义”的定义边界进一步窄化，进而推演出了一种极端的“首都中心主义”，这也就难怪除巴黎人外的法国人，会对巴黎产生一种复杂情绪：巴黎也许正在成为全世界的中心，但它的确是最不法国的城市。

巴黎在法国国内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式的异类”

日本医生太田博昭在1986年发明了一个词：巴黎综合征。

据他的调查和研究，平均每年都会有近20位日本游客，在造访巴黎后出现“巴黎综合征”，症状是：

当游客到达巴黎后，由于“真实的”巴黎和他们心目中的相差太大，于是出现恶心、失眠、抽搐、难以名状的恐惧感、自卑感、蒙羞感以及被迫害妄想症等精神症状……

他们此后多数人都被护送回国，并重新开始审视这座令人心理分裂的法国首都。

法国作家奥利维耶·盖茨（Olivier Guez）认为，正如巴黎在法国国内的遭遇，在所有具有“首都中心主义”的国家里，都有一座被推向言论最前沿并接受舆论炙烤的城市，这里集中了全国最核心的资源和财富，吸引了海外最多的目光和关注。

“巴黎人，具有巴黎人的一切偏见，首先只对巴黎的事物感兴趣，惯于相信巴黎是世界的中心，是一切的一切。”德国哲学家恩格斯就认为，巴黎人从来不正眼看外省人。

《费加罗报》曾在2010年做过一个民调，通过遍访5000名巴黎及法国外省人，来调查法国其他城市居民对巴黎人的印象。

调查结果显示，34%的巴黎人用“高雅”来形容自己所在的这个群体，25%用了“有教养”，23%认为巴黎人“很严肃”，15%的人用“不礼貌”来形容巴黎人。

而对于43%的外省人来说，巴黎人“自命不凡”，12%的外省人认为巴黎人天天只知道“寻欢作乐”，另有1%的人觉得巴黎人“很可笑”。

在海外收获拥趸无数的巴黎和巴黎人，就这样被法国人轻松定性了，以一种无可奈何的方式。

法国艺术网站Fiac的负责人贝特诺德觉得，巴黎是一座让不同元素连接起来的城市，但这并不代表它就能讨所有人喜欢。

“这里不仅仅是时尚之都、文化之都、博物馆之都……这里的流动性还前所未有。我觉得很多巴黎人，可能下一秒就跑去第戎和波尔多，明天就定居在里昂或者米兰。尽管很多法国人都讨厌它，但他们不会因为讨厌这座城市，就拒绝前往或者绝不去游览。巴黎确实前卫又自命不凡，但它在做作的同时，也展现了自己包容的魅力。”

和“逃离北上广”一样，贝特诺德所说的“逃离巴黎”也登上过法国媒体并引发过公众议论。

法国期刊《快报》（L’Express）在2014年出版的一期杂志，封面专题就是《逃离巴黎：除首都外，法国最适合生活的50大胜地》。

奥利维耶·盖茨出生在法国东北部的斯特拉斯堡，他在大学毕业后来到巴黎工作。和多数法国人一样，盖茨对巴黎的印象也并不友好。

他认为，恰恰是巴黎在各领域对多元文化的包容，让巴黎在法国国内成了异类，“一个庞然大物式的异类”。

“法国其实是文化极其自信的一个民族。其他法国城市对外来文化的态度都是飘忽不定的，而巴黎则是拥抱一切，所以非巴黎人都觉得首都不再是法兰西传统文化的象征，它更像一个不计一切代价融入全球化新秩序的急先锋。”

“黄背心运动”背后的

民族甚至首都认同危机

法国=巴黎+外省，这是一个在《鸭鸣报》论坛上被长期置顶的论断。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说：“巴黎在不断扩大，同时，农村的地方自治权在不断萎缩，独立生活的激情和特征不断消失，农村特有的东西消失得越来越多，古老的国家生活正在渐渐消失。”

古老的生活传统和习惯的渐渐萎缩，也让外省人对巴黎渐渐不满起来。其实早在2005年，克利希苏布瓦镇的那把火，就已经暴露法国外省人对巴黎的极端不满。

当贫困、失业填满法国青年的生活，那股长期以来由贫富差距而带来的生存落差感就开始凸显，于是才有了青年走上街头焚烧汽车和垃圾桶，发泄日常生活的压力以及长期以来对大城市政策倾斜的愤懑。

13年后的2018年，一场“黄背心运动”也通过在巴黎街头的抗议游行，释放出这样的信号：

当民意汹涌时，外省人会下意识把巴黎看作时尚之都、帝国首都，是吸引世界目光的中心，于是，这里便首当其冲地成了抗议的最主要目标地。

有法国社会学家在《解放报》上发文，认为这次以征收燃油税为主要动因的大型示威运动，内核其实难逃“外省人对巴黎的仇视”，简单说来，法国多数底层人长期以来的“仇富”心理，显示了“黄背心运动”背后难以掩盖的民族甚至首都认同危机。

社会学家用“空白对角线”一词，来描述这次参与到“黄背心运动”中的法国青年的成长轨迹：

摊开法国地图，在这个形状酷似六边形国家的东北至西南角之间，存在着一条每平方公里不到30人的狭长地带，而这块被称为“法兰西锈区”的区域，恰恰是不少参与到此次运动中的青年的家乡——这里工业凋敝，极右势力也在近年来抬头，造就了在这块空白的对角线上，无数双对以巴黎为核心的法国大城市的集富揽财现状不满的眼睛，而法国政府此前宣布的燃油税上浮政策，就是点燃这些怒火的导火索。

这时，在那些“被遗忘与被凌辱”的外省人看来，巴黎便不仅仅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发布的那些令人失望政策的化身，也是表达民意和公民不服从态度的绝佳之地。

有人开始穿上黄背心，但之后他们发现，其实周围更多的人已经严阵以待，把目光对准了巴黎。

“‘反对巴黎联盟’

这个组织根本不存在”

法国人厌恶巴黎不单体现在社会运动的另类光谱里，在体育竞技方面，巴黎更是成了法国球迷的众矢之的。

2011年夏天，当卡塔尔王储塔米姆·阿勒萨尼（现任卡塔尔国王）决定注资5000万欧元，获得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70%的股份时，除了巴黎球迷，所有法国人都意识到，狼已经来了。

阿勒萨尼正是收购巴黎圣日耳曼的卡塔尔投资局的负责人，是卡塔尔体育界的头号人物。

卡塔尔财团对巴黎一家足球俱乐部的收购，在当时的法国足坛激起了千层浪，而阿勒萨尼的一句“此次收购是国家行为”，更是让不少法国保守派人士开始得出“巴黎圣日耳曼卖国”的结论。

卡塔尔拥有至少20亿吨的石油储量，位居世界第13位，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第3位，国家级财阀的进驻，也让巴黎有了和欧洲豪门叫板的资本。

2017年夏天，巴黎圣日耳曼在转会市场上豪掷4亿欧元，买进内马尔和姆巴佩两名超级球星，被网友戏称为“肆意（四亿）妄为”的举动。

而这家在1970年才成立、迄今仅有不到50年历史的俱乐部，如今在法国国内已无敌手，俱乐部也把夺得欧洲冠军联赛冠军看作衡量赛季成败的最重要指标。

但这也让法国其他俱乐部感到不满。

里昂俱乐部主席让·米歇尔·奥拉就曾多次通过《队报》《巴黎人报》等媒体直接炮轰巴黎（“巴黎是一个大大的异类，它把法甲联赛都搞畸形了”），也暗讽过巴黎靠财团注资赢得冠军（“你不可能赢下所有的锦标和冠军，除非你的名字叫巴黎圣日耳曼”）。

由于态度过于极端，发言过于频繁，奥拉在此后也不得不出面辟谣，称自己对巴黎并无成见，并多次声明：“‘反对巴黎联盟’这个组织根本不存在，我也从没听说过。”

这个联盟到底存不存在，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在一条关于“巴黎（圣日耳曼）是暴发户”的论坛帖里，你会发现有人引用托克维尔的另一句话：

“如果人的脑袋过大，一旦中风，整个躯体便会瘫痪。”

以下为奥利维耶·盖茨专访。（法国作家，《世界报》《纽约时报》前资深记者，曾凭《约瑟夫·门格勒的失踪》一书获法国勒诺多文学奖。）

他们抗拒巴黎，

又止不住对权力、财富的向往

《新周刊》：你觉得为什么法国人都讨厌巴黎（人）？

盖茨：法国人讨厌巴黎（人），英国人讨厌伦敦（人），日本人讨厌东京（人），美国人讨厌纽约（人），这些都说明，首都中心主义确实是存在的。

《新周刊》：痛恨巴黎的另一面，是不是也反映了法国人对首都的关注？

盖茨：可以这么说。我觉得我们有多爱法国，就有多恨巴黎。我长期在法国报纸JDD上写足球评论，从球迷对巴黎圣日耳曼这家来自首都的俱乐部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法国人对巴黎的复杂情感。

所有人都是仇富的，所以巴黎这个庞然大物肯定是城市评论家的首要攻击目标。

而当一个国外的财团注资进入巴黎后，你会发现，一家历史只有47年的俱乐部，就能一跃成为欧洲豪门球队，这对格外看重历史和文化底蕴的法国人甚至欧洲人来说，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接受的。

我们信奉的价值观是，你可以没底蕴，没历史，没成绩，这都不重要，但你只要一夜暴富，只要一掷千金，只要挥动欧元、美元和国外钞票在城市里招摇过市，媒体肯定不放过你，就要花大版面曝光你，派专人去盯你，把你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让你无所适从，让你无处遁形。

《新周刊》：就是说和巴黎沾点边的人和物，都容易被放大？

盖茨：对，就像在法国，一则突发新闻和撞车有关，如果只是一般的轿车，那肯定没什么人关注，但如果是兰博基尼就不一样了，那社交网站估计就炸了，然后开车人的身份、地位、过往境遇都会被人扒出来，我相信在其他国家也一样。

《新周刊》：所以外省人厌恶巴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仇富？

盖茨：大抵如此。外省人从来都羞于承认巴黎是一座法国城市，他们会说“哦，那座被游客占领的城市”。

很多法国人在被问及旅行推荐地时，都不会告诉别人“去巴黎吧”，他们会让你去那些也许你没听过的城市，现在这个时代的法国成年人，其实内心还是抗拒巴黎的，但又止不住对权力、财富的向往，所以我觉得巴黎也许是全世界流动性最大的城市，因为它在法国国内最说不清。

法国民众在历经民族融合和社会矛盾之后，其实一直在为自身对财富分配不均的怒火寻找一个宣泄口。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这个国家在5年前（2013年年末）开始征收富人税。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法国企业工作的人，只要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你就得缴纳一项叫做“特别贡献”的税费，这个比例达到了50%。

这个决定当时很得人心，劳工阶层觉得大快人心，因为以往那些聚集在巴黎的富豪，这下得付出大代价才能继续在上流社会混。法国有个影星德帕迪约，他甚至因为要缴纳的税费太高，最终选择去比利时买房子定居，就因为在比利时不需要缴纳那么高的税费。

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

是奥朗德（法国前总统）赢得了民意，马赛的、波尔多的、斯特拉斯堡的青年都跑去酒吧买醉，捧杯时的祝辞是“去他的巴黎”和“祝奥朗德健康长寿”，我觉得这很诡异，但体现了外省人对巴黎上流社会的一种既渴望又厌恶的心态。

的确就是这样，当你越想得到的东西越得不到时，你就会希望它垮掉，被摧毁，最好干脆就直接消失殆尽。 (采访/赵渌汀)

（原载于2019年第531期《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