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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隐形劳动”也发生在酒店清洁人员、外卖员、垃圾清洁工等底层服务人员身上。
2020年7月,“北京SKP不允许外卖骑手进入商场”的新闻引起热议。作为一家高级商场,SKP希望不让外卖骑手在商场内部“打扰”到高贵的消费者。
这影射出的“职业歧视”,正是通过空间层面的阶层区隔。
SKP不希望让外卖骑手在商场内部“打扰”到高贵的消费者。/视频截图@曹导
同样地,学者大卫·布洛迪(David Brody)在一本研究酒店工作人员的书中指出,酒店清洁人员是不能被看见的,但他们却为酒店提供着非常重要的服务;他们的隐身,不仅是劳动者与消费者的分隔,更让两个阶层进一步疏离,让不平等加剧。
英国左翼导演肯·洛奇在电影《面包与玫瑰》中,提出了“工作服原理”——当劳动者身着某种工作制服,他便被隐形了。他们可能是我们每天在公司里撞见的清洁人员,但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和我们同样的人,并且下意识地会在大脑中屏蔽他们。
也许,在一些人眼里,“劳动者不被看见”是服务行业理所应当的自觉,但却没有想到,当劳动生产过程、劳动者工作环境成为“暗箱”的时候,被隐去的不仅是劳动者自身的权益,也可能波及到自以为“高枕无忧”的我们。
电影《雪国列车》里,底层劳动者被隔绝在列车的尾端,过着毫无尊严的悲惨生活,吃蟑螂丸,并且没有任何机会改变生活;《寄生虫》里,金氏一家蜗居于首尔阴冷的地下室里,虽然和他们上流社会的雇主有偶尔的交集,但总体而言,他们的生存状态是完全隐匿的。
底层劳动者被隔绝在列车的尾端,过着毫无尊严的悲惨生活。/《雪国列车》截图
于是,当人只剩下某种“功能”,且不允许被“显形”的时候,可能就是暴力的开始。
《黑客帝国》里,人沦为了生物电池,被机器圈养;《雪国列车》中,底层人需要自相残杀,才能生存下去。
回到我们现在的生活,玲娜贝儿粉丝发明出的“内胆”就像是一种隐喻,不自知地将劳动者贬低为工具,然后再以“功能最大化”的标准要求他们,并随时更换“不合格”的员工。
因为“功能”,是“内胆”最大的属性。
《黑客帝国》里,人沦为了生物电池。/《黑客帝国》截图
这让人想起近期“外卖平台优化派单”新闻下的高赞评论——“我只关心一个问题,骑手减负了,那我还能吃上热乎饭吗?”
着实令人不寒而栗。
参考资料:
文艺评论 | 魔镜或碎窗——肯·洛奇与《我是布莱克》
界面文化 | 在需要他们的同时歧视他们:不准外卖员进入商场的问题究竟在哪里?
界面文化 | 五星酒店被曝卫生丑闻:在资本逐利游戏中,清洁工与消费者都是输家
鸟哥笔记 | 饭圈“反噬”玲娜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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