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下旬，42岁的美国人何伟，在北京、上海两地为他的新书《寻路中国》做完读者见面会后，匆匆赶到四川涪陵。“这一次，我是坐火车去的。”在那座变了样的江边小城，何伟想起15年前第一次见到它的样子。那时，他还叫彼得•海斯勒——也是他的书上所印的著者的名字。

“我从重庆坐慢船顺流来到涪陵……在涪陵没有铁路，没有高速路。它一直是四川省的一个穷乡僻壤，道路条件很糟糕。无论到哪儿你都得乘船，但基本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这个城市就是我的家。”何伟曾在他的第一本书《江城》里，这样记录下他和这个中国小镇的初次交集印象。1996年，何伟从牛津大学毕业后，来到涪陵任英语教师。自此，一个美国人跟一个底层中国小城，发生了割舍不断的关系。那一年，他27岁。也是那一年，他有了自己的中国名字。

这种关系，致使何伟改变了“去一个有意思的国家教两年书”的计划。他留在中国，并一待就是十年。十年里，他不但名字变了，身份也从“乡村外教”，变成自由撰稿人、《纽约客》首任驻华记者、写出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的自由作家，以及，一个比很多中国记者、中国作家还要谙熟中国细节的观察纪录家。

有意思的是时间的巧合。何伟2007年暂时回到美国，而1996年到2008年奥运会前，正是中国处于世界之交发生巨大变化的阶段。这期间所有关于时代变化的纪实写作，都显得格外有意义。何况，还是来自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更有意思的是，何伟并没有像更多我们熟悉的外国媒体人、文字创作者、知识分子那样，惯于追随大变化中典型、热络的事件、城市和人物。他总是一遍遍重返小城市或者农村去找选题，并用近乎原始的田野调查法——即便他开着吉普或捷达穿遍大半个中国的“田野”——进行写作纪录。“搭进去的时间越多，挖掘的信息越多，写出的故事越扎实有趣。而且我喜欢小城市、小人物。我相信，通过观察叙述普通中国人的变化经历，能更准确地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

时隔多年，再次回到当年走进中国的第一站，何伟多少还是惊讶于涪陵的变化。他来到《江城》里写过的白鹤梁——穿着和船只一样脏脏的蓝夹克的女船家，每天用舢板船把不多的游客来往摆渡于石梁和岸边——如今，建起了现代化的水下博物馆，90米长的电动交通廊道，并要努力申报5Ａ景区。

“我为这种变化高兴。但也有一点伤感。”在快速发展中的中国，何伟常会有些怀旧。

“纪实作家”的乡村情结

跟何伟在Skype上约好对聊时，我这边是早上7点，他所在的美国科罗拉多州是下午5点。“有14个小时的时差。”他的这句注解，是他在中国时几乎最常被问起的一句话，尤其是《寻路中国》所写的三岔村的村民——“你是哪国人”、“你们国家现在几点了”。乡下人对时区这个东西总是非常入迷——他在书中说。

“我们现在住的也是美国乡下。一个只有700多人的小镇，特别偏僻，没什么人认识我，全镇只有一个红绿灯。”何伟向我描述他和同为作家的美籍华人太太张彤禾（Leslie T. Chang原《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搬回美国后所生活的地方。他说，如果住在纽约或旧金山，总会有人请他去做关于中国的讲座，因为《纽约客》和三本书的写作，让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个中国通。那种状态会让他焦虑，无法写作。“这个小镇安静朴实，我和太太可以安心写作，也可以随便跑出去跟什么人聊天，了解他们都在想什么。”

1996年，通过美国志愿者组织“和平队”初到四川涪陵支教时的何伟，可没有那么安心和随便。那时他还不是记者，是名正言顺的志愿者教师。“走到哪里都有二三十个人围着看，像个猴子。出门买点东西，两天后人人都知道了。”突破是先和当地茶馆、餐馆老板建立起友谊，他们算是何伟了解中国的第一拨本土朋友。当年的学生如今也做了老师的代晓红记忆很有画面感：“一到周末没课，他就会戴着个耳机（后来知道叫walkman）跑到面馆一坐半天，跟老板搭讪聊天。小面馆那时在我们眼里是很高档的，去的人少。老板自然喜欢他，给他讲故事。”“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聊，我们不行。90年代的涪陵多闭塞啊，学校要求我们和外籍教师打交道注意距离。”李雪顺是当年何伟的同事，也是《寻路中国》的译者。

两年的涪陵经历，让何伟这个同样出生自美国密苏里州小镇的青年，在此后的写作生活中，更加本能地选择中国的乡村、边缘城市、最普通的老百姓。“涪陵是我在中国的基础，我在那认识的人大多数是中国农村的人，是中国普遍的老百姓，我跟他们聊天更加顺利，这似乎让我养成习惯总去发现这样的人。”何伟认为，这样的人一点都不边缘。恰恰相反，从1996年到现在，这些人对中国的变化非常重要。“他们是乡村长大移至城市的流动人口，以前贫穷现在是新的中农阶级。这些人的人生最受冲击，生活变化很大，思想可能变化更大。他们是中国城市化的演绎者，对历史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代人。于我而言，他们身上的故事比那些耸人听闻的新闻消息有价值多了， 我的责任就是写他们。”

此后在中国的几年里，何伟身兼《纽约客》的驻华记者以及自由作家的身份，走访、游历、不定期驻扎在不同的中国村落、社区、工厂。长城遗址沿线、省级公路、京郊乡村、浙江工厂……一个美国人揣着极大的好奇心和耐心，长时间扑在这些连本国记者都“熟视无睹”的区域上，饥渴地看、听、问，挖故事，写中国，并长期为《美国国家地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供稿。

《寻路中国》的出版，让不少人意外。“这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却最先在中国出版了。它主要探讨中国的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也多少让人有些汗颜。美国记者描摹出了一个比我们脑中还清晰的细节中国？“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创始人托尼•惠勒给这本书的评价是：它是我读过的描述当代中国日常生活最好的一本书。这句评价，或许同时也悄悄来自更多中国读者、中国记者、中国写作者。这本书里的中国，和记录表现中国所选取的视角和方式，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忘却的纪念”或“熟悉的陌生人”。何伟开着租来的车，拿着一本《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带着走到哪住到哪体验到哪的心态，相继“发现”了三岔村的魏子淇一家，丽水内衣扣厂的罗师傅、小龙——他最需要的普通人个体——他跟踪式地观察他们的生活、心态、人生的各种变化，逐渐完成自己观察“中国经济发展”的纪实写作。

戒不掉的“田野调查”

何伟在科罗拉多小镇已经住了快5年，一对双胞胎女儿刚满10个月。他和太太商量，等孩子稍大一点就移居去埃及。“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会变麻木，视野缺少新鲜感。去埃及待个五六年，写出些好故事，然后再回中国。”何伟几次说到，中国是令他写作最有信心的地方，因为熟悉，因为长时间细微具体的接触更多。

有意思的是，6年的普林斯顿和牛津的名校经历，并没有刺激何伟在早期写作里，有过太多熟悉的英国和美国的细节记忆。“也许那时我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技巧都还不成熟，中国经历给我塑造了一种观察和思考的方法。”

16岁时，何伟就曾下决心成为作家。在普林斯顿他的专业是英美文学和创造写作，他庆幸自己碰上一个好老师——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认识他之前，我觉得我要写小说，但之后，我觉得我也可以写一些漂亮的、非虚构文学。”离开涪陵后，他开始写《江城》，面对两年来那厚厚几本密密麻麻的“聊天、观察手记”，何伟最初没想到要出书，“就是有冲动想记录”。4个月，写完后，何伟看着自己的文字觉得很奇怪。“我的声音变了——和以前自己的文字声音完全不一样了，我不认识自己了。这让我信心倍增。”

虽然当时《江城》并未能在第一时间出版，时隔两年（2001年），知名出版商哈珀•柯林斯看中了此书。这本描写连很多中国人都会忽略的涪陵小城的书，卖了15万册，还获得了“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美国图书出版协会毫不吝啬给它评价：诗般的语言和朴素的故事，让我们愿意了解现代中国人的心和灵魂。

何伟是在2000年以一篇记录广东小村吃鼠肉的长篇特稿《鼠汤》，而获邀成为《纽约客》首任驻华记者的。那时他已离开涪陵，写完《江城》等待出版，独自搬到北京的老胡同做起了自由撰稿人。为了那篇文章，他跑去广东罗岗和鼠肉饭馆的老板又建立了“长期的深厚友谊”。《纽约客》给他的反馈是：故事有趣，视角独特。此后，他按照导师麦克菲的建议——你完全可以给《纽约客》撰稿，只要写你感兴趣的故事就可以——持续给《纽约客》供稿了8年。

相比他的继任欧逸文，何伟的“兴趣所在”看上去似乎总是有些“不入主流”。2008年，曾任职《芝加哥论坛报》北京分社社长的欧逸文接手何伟，成为《纽约客》第二任驻华记者。导演贾樟柯、拳击国手邹市明、传媒女强胡舒立、女商豪杰张茵……大量鲜活饱满的人物特稿出现在《纽约客》上，美国人民在熟悉了中国变迁中的各色基层老百姓后，开始近距离全方位审读这些来自中国的时代精英。

“写得非常不错，相当耐读。”每天不知道穿梭在哪个小城走访采写的何伟，也会看这些报道。但他的选题几乎很少触碰这些“名人”。何伟也喜欢贾樟柯的《小武》、《站台》，喜欢余华的《活着》，以及张艺谋拍的同名电影，甚至也觉得，在选取小人物、落脚小乡村、风格严肃带幽默上，自己的文字跟这些作品有相通之处。但他并没有把它们作为最感兴趣的采写对象。“每个记者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方法。对我而言，有特点的普通人更能刺激到我。名人就像北京、上海、纽约、曼哈顿这样的名城一样，因为太有名，已经有那么多人都去写了，我便不想再写。我喜欢挖掘些大家很少关注，却有价值可挖的人和事。这也不至于让美国人看了觉得，中国到处都是北京。”何伟在北京生活过8年，所写的有关北京的报导不过才3篇，有1篇还是定格在他所住的菊儿胡同。

何伟强调自己不像个记者，而更像一个田野调查工作者，或者纪录片式的文字工作者。他喜欢和习惯的工作方式一定是零距离、长时间、跟踪式、反复多次融入采访对象生活——四川涪陵支教兼走访采写两年；京郊三岔村的土房子从2001年租到2007年，定期去住几个月；两年内往返丽水工厂十二三次共一百多天——何伟用《寻路中国》的副标“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来解读这种方法。“长城遗址沿线的可以算作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的旅行，北方农村大多包括其中。三岔村、丽水的采访，我愿意称它是从一个时间到另外一个时间的旅行，必须要搭时间，目的是看这些地方有什么样的变化。”

有的时候，“长时间”也是一种中国特色所致。何伟采访的普通百姓里，有的“很简单，很直接”，有的则“说话比较小心”，特别是关于何伟感兴趣的他们个人的情况。“在中国如果写一个人的故事，你需要跟他在一起好长时间，采访好多次，他才可以慢慢告诉你他的故事。但你跟一个美国人坐一下，跟他聊十分钟，他什么都会告诉你。”何伟所在的小镇，有个酒吧，他和太太经常分头去那跟本地人聊天“采访”。“有一次，一个见面5分钟的人，告诉我他是刚离开监狱的犯人。还有人说他刚离婚。在中国没有这么公开，可能更需要拉长战线田野调查。”

大时代边上的第三只眼

“何伟有第三只眼”。很多人都这样说。

他下乡村，进社区，钻胡同，跑工厂,写最普通的小人物，小细节，却看出了大时代。

2000年左右，何伟在北京市里一直住在“紫禁城北边约一英里的地方”，闹市区的一条小巷，菊儿胡同。何伟曾这样描述胡同附近那家麦当劳:“在我初来乍到的时候，麦当劳是我的眼中钉――一种潜在的威胁：它代表着让老北京消失殆尽的商业势力的扩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胡同生活让我对这家连锁店产生了新的认识。其一就是，在麦当劳你不必吃这儿的快餐就能享受到店里的一切便利。在交道口的这家麦当劳餐厅，人们常常坐在桌前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不点餐。很多人在看书看报，下午放学的孩子在店里做作业，我还见过附近公司里的经理们安静地坐在这里盘点账目，而总有很多很多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有人伏在桌上睡得正香。不论从好的方面还是从不好的方面看来，麦当劳都与胡同生活截然相反：这里夏天凉爽，冬天温暖，带有独用卫生间。”

那一年，何伟的眼睛继续走南闯北在观察。他看到中国的很多公路仍然十分空旷，尤其大西北草原，车辆稀少，只有漫天风沙。即便在那些发展迅猛的城镇，也遍布空旷之路和规划中的公寓住宅区。这些地方不久便将成为城市的郊区，连接着一个个村庄——20多年前，那里的村民只能步行出门。如今年轻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数量，外出进城去打工——即将被改变的景观最终激起了何伟的愿望：他终于决定在中国申请一本驾驶证。

租车时，他谈到十年前汽车租赁公司的顽固和中国特色——第一，规定不得驶离北京；第二，还车时，油箱剩油量必须与提车时一样，加满都不行。对于第一条，何伟认为在查看里程表之前，不会有人发现是否汽车驶去了内蒙古，并得出“在中国，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对于第二条，何伟认真地写道：“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地震仪、弩、雨伞等；早在15世纪他们就航行至非洲；他们修建了长城；过去十年里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前所未见。他们还能做到还车时油箱不多不少刚好剩下1/8，而加满油显然不符合中国文化，不像是地道的中国式行事方法。”

而开到村镇时，看着满马路上晒的粮食，何伟踯躅不前。两边村民示意他：开过去！开过之后才明白，来往汽车的碾轧可以帮粮食脱粒。“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一次性公然违反两种法律的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食品卫生法。”何伟在书中幽默地说。

自从有了租来的印有City Special的切诺基，何伟多了一个了解中国农村的新工具。《寻路中国》便是这样一本，以中国方兴未艾的高速公路体系为主题的“四驱田野调查纪实报告”：从中国东海出发，沿长城遗址穿越北部到达西藏高原，全程约7000英里。

2001年，初驾车来到京郊三岔村定居的何伟，结识了魏子淇一家的同时，发现这个寥落小村，没有一辆私家车。全村的收入来源就靠两样特产：核桃和榛子。时隔一年，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出现第一个高峰，仅北京一地的居民就购买了25万辆汽车。高速路连接起了通往村口的新铺公路，周末开始有成群的北京人自驾游出现在三岔村。那年的电视新闻也开始报道“新工具催生农家乐雏形”。已和何伟几乎熟悉成亲密战友的魏子淇一家，开始心思活络，务实起来，酝酿起城郊度假村产业。短短几年间，魏子淇搞活了自己的农家乐，拿到了驾照，还因为勤劳致富搞经营入了党，又因为乡政荣誉给他带来更多生意。——何伟有时几乎都忘了自己是一个旁观者，他亲历感受着这些年以魏家为代表的三岔村的变化，感慨公路和汽车业的发展给华北城乡经济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有时他又本能地还原成一个犀利的观察家。“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然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等。自由市场决定着发展初期的雏形，娱乐项目很快就出现了，却很少有社会组织现身此地。”何伟在京郊三岔、浙江丽水深度体验之后，惊讶于当地经济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城市的发展变化之快， 也表示出了理性的忧虑。“变迁阶段的中国打工者思想变化很大，这确实值得高兴也值得担忧。过几年，我还会回来写他们。”

《寻路中国》中文版据说半年内已经第四次加印，这一点超出何伟预料。“没想到会卖得这么好。”《江城》也将在今年年底正式引进出版中文版。李雪顺还记得10年前当地政府听说了《江城》，想知道一个外国人到底写了什么。李组织学生把《江城》翻译成初稿，印了20本给领导们看。他们看后并不高兴，认为“这个美国人在说涪陵坏话”。

《寻路中国》书中很多观点也引起多方关注，口碑不错。有人担心：下一步，如果有某个城市的政府机构“相中”何伟，愿意出资赞助他“长时间、大幅度采写”，而那座城市刚好也是何伟感兴趣的，他是否不会再在书中“说说话”？

“绝对不会。我是自由作家，我始终在自由写作。中国话题更是如此，它的价值，我的兴趣说了算。”Skype视频里，何伟眉毛耸立，说得斩钉截铁。

（实习生王宁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