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做完外周血移植手术后，他并没有消沉，反而脱颖而出，成了一位清高的艺术史学家，一位反对异口同声的批评家，一位个案型的策展人。他苛刻，从不认输，考虑问题细心周全；他爱开玩笑，有时却很温情；他很有主见，不在乎市场热点。总而言之，他的立场和情感都很鲜明，是一位怀着与自身健康状况不相称的乐观心态、主持着中国最活跃的当代艺术机构的馆长。

他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有一次，有人问他：别人说你只跟成功艺术家打交道，你怎么看？黄专回应：就我的一生而言，不论是学术上还是作为肉身的存在，我只跟与自己同时代的艺术家彼此认同，彼此有感觉。

“他最不愿意谈论的就是成功学，老要去找成功后面的意义和文化价值，而不是简单地只跟成功者来往，只关注成功者。”张晓刚说。

自始至终，黄专心目中都有一个二十多人的、值得追踪研究的艺术家的名单。“历史是一代人的历史。”他说。

但他先走一步了。

王广义说：“和黄专的交往，让我在艺术生涯中摆脱了误入歧途的危险。假设我不曾认识黄专，或这个人完全不存在，当然我依然在创作，但误入歧途的概率就高了。黄专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过去，艺术界重又进入高风险时期。”

这是一个装灵魂的展览。

2017年清明假期一过，王广义和王友身就飞到了深圳OCAT，两天后，张晓刚和隋建国也先后到了。上一次四个人朝夕相处，还是一年前送别黄专时。

他们发起了一个展览，自愿参与的都是黄专10年以上的好友，参展作品都与黄专的学术工作有关。王广义、王友身、王鲁炎、方力钧、冯峰、卢昊、朱加、向京、汪建伟、张晓刚、张春旸、姜杰、顾德新、徐坦、展望、隋建国、曾浩、魏光庆，18位艺术家以纪念展的方式再集结，悼念黄专逝世一周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展在学术上是不成立的，没有策展人，也没有学术原则。艺术家来做这个事基本上是犯规，但是我们甘愿犯规，也要纪念一个朋友。”王友身每天都在展场监督布展进度。参展作品跨越了黄专的30年职业生涯，每一件都有不同语境和故事，而且由于场地限制，很多作品不得不做变体。虽然如此，18位艺术家还是齐心地聚在一个“悼念剧场”中了。

这次的镇展之作，是王广义的黑色油毡纸装置《圣物》。2012年，黄专在今日美术馆为他策划回顾展，《圣物》是当年的两件大型装置之一。之所以选这件作品来纪念黄专，王广义表示原因有二：“一是当时黄专和我对这个作品有过很多讨论，二是这件作品视觉上有一种肃穆感，在这个展厅中出现，好像和死亡有一种关系。如果黄专还在，这件作品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跟黑色肃穆的《圣物》呈斜角呼应的，是隋建国用白色石膏在现场浇出的《引力场·白夜》。流淌外溢的石膏，像凝固的泪水，也像“蜡炬成灰泪始干”，并且展览结束时就会被销毁。“这件作品就是此时此地，4月13日这一天，不会再在其他地方出现了。”隋建国说创作这件作品是一个仪式，整个展览实际上也是一个仪式。

“老隋在展厅布展的时候，很多人问这是装什么的，他说这是一个装灵魂的作品。我盗用这句话说：这是一个装灵魂的展览。” 王友身补充。他为黄专献上的是新作《金蝉脱壳》——照片中是黄专走后换下的病号服，拍摄于2016年4月13日。

王友身掀开盖住照片的包装纸，画面上是揉成一团的条纹衣裤，像蝉蜕。

黄专的冷与热。

黄专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高傲、难相处。上世纪80年代末初次见面，他的冷，甚至给舒群“埋下了心理阴影”：“自始自终，黄专一言未发，在我慷慨激昂的‘演讲’时刻，黄专一直冷眼盯着我，就像萨特所描绘的把你‘沦为对象’、‘沦为地狱’的那种眼神。”

他最经常的态度是拒绝——拒绝媒体采访，也拒绝给别人写文章。“黄专太难接近了，那张嘴太损了！”王友身笑了，“他对我是人身攻击型的。”

与王友身的友谊，其实是黄专主动的。1989年，王友身参加“89现代艺术大展”，和杨君合作的作品叫《√》。“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你能不能梳理一下作品的起因、呈现和制作过程，写一个自述给我。”黄专精通图像学，当时在中国，王友身是第一个使用照片这种材料的艺术家，他敏感地将其打捞了出来。1994年，黄专策划了当代摄影展，又推出了王友身的新作《我奶奶去世前后》。“这个作品后来影响很大，第一个认知它的是黄专，它参加的最后一个展览就是这次纪念展。”

众人之中，王广义与黄专友情的历史最长。1990年，王广义调到武汉，刚到埠，就被同学魏光庆带到黄专简陋的宿舍喝酒，两人一见如故，这种“男人之间很哥们的感觉”一直延续了27年。

虽然经常见面，两人却很少坐下来专门谈艺术。黄专对王广义的观察也堪称稳准狠：“广义的知识来源特别复杂，从小人书、通俗杂志到很复杂的哲学著作，这些东西都搅在一起。他说话有的时候很幼稚，有的时候很玄，他就是这样混在一起使用的。”

说说笑笑相处27年后，2007年，有一天黄专突然很严肃地对王广义说：“我想给你做一个展览，前提是千万别展一张《大批判》。”《大批判》是王广义的代表作，也是当时市场上最渴求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之一，黄专对所谓硬通货却看都不看。“这些年除了人们所熟知的事，你还做了很多非绘画的观念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在国外展的，几乎没有在国内呈现过，完全可以支撑你做一个展览。”

2008年的“另一个王广义”，令黄专离王广义更近了。去发掘一个市场宠儿的陌生面，有点像逼着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演女主角，要冒很大风险，但这个系列又成功了。

艺术的事，黄专几乎一看一个准。“你在某一段有问题的时候，他可能认为那不是问题；有时候你感觉挺好，他却觉得真的有一点问题。”王友身说，“这个人写的文章很短，一两千字，但看完了你觉得他比某些写10万字的都透彻。”

他不会为了友谊而出卖学术。

中国当代艺术从无处展示到富甲一方，黄专都经历了。这其中，2006年是一个转折点——市场变好了，当代艺术值钱了，拍卖价上去了。艺术家的角色和自我定位很自觉地就变了，社会对当代艺术也越来越追捧。

“黄专其实不喜欢这种明星艺术家的感觉，他一方面觉得中国当代艺术值这个价值，另外一方面并不把这个当作唯一的东西。”在隋建国眼中，黄专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代人的价值，他有自己的立场和坐标。

“那一年好像一夜之间人和人的关系就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但不是人为的，而是很自然地就形成了一种区分。大家都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张晓刚觉得这个时代跟市场有关，也跟当代艺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有关。“我的《大家庭》刚出来的时候，其实国内的反应并不那么好。我身边的人，包括一些批评家，并不觉得怎么样。黄专是第一个非常坚定地、明确地肯定了《大家庭》的人。”

1994—1996年，黄专主持《画廊》杂志改版，第一期就用张晓刚的《大家庭》作为封面。王友身回忆：“在国内第一个认可、推出、介绍《大家庭》的，是《画廊》杂志。那会儿谁能上封面太牛了，我记得还有一个专访，隆重地把《大家庭》推出来了。”

反过来，艺术家也成就了这本杂志。《画廊》杂志从很商业的官方媒体，变成了偏实验性的当代艺术杂志。王友身和王广义都曾换着不同的笔名给黄专撰稿，1994年圣保罗双年展的报道就是王广义用笔名写的。

1996年，黄专邀请王广义、王友身、张晓刚、隋建国等艺术家参加“首届当代艺术学术邀请展”，那是“89现代艺术大展”后，中国当代艺术界一次重要的总结和盘点。展览虽然中途夭折，但为艺术家颁的奖、给的认可，他们直到现在还念念不忘。

黄专总是在十字路口及时出现，“你发现他的判断没有失误过”。王友身的印象是，只要黄专一认可，艺术家就特别自信。

推出《大家庭》时，黄专和张晓刚还不是很熟悉。直到2002年，黄专在何香凝美术馆策划 “图像就是力量——王广义、张晓刚、方力钧三人展”，友谊才真正开始。黄专只要一到北京，肯定要打电话约大家一起吃饭喝酒。

黄专生前最后一个学术项目，是《张晓刚：作品、文献与研究1981—2014》，从筹备到完成大概花了3年时间。张晓刚说：“他是批评家里深入了解我的人，所以这么多优秀的批评家学者，我还是愿意选择他来做，他不会为了友谊而出卖学术。有的批评家可能不一定认可我的艺术，只是愿意和成功艺术家合作，仅此而已，还有人可能觉得算是某种机会。”

2013年开始，黄专就想为张晓刚在OCAT办展，呈现方式是复原工作室。他认为张晓刚代表了一类艺术家的工作方法和思维特色，属于中国现代主义艺术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但这个展览没能实现。

张晓刚回忆：“我还参加过黄专策划的几个群展、文献展、画廊群展，‘柏拉图和他的七种精灵”是他特意让我参加的。但是他说这个展览没有绘画，不许我用绘画来参加，这就催生了我的图片作品《描述系列》。”

50后艺术家，是黄专心目中不可替代的一代人。

当市场成为最大乃至唯一有效的声音，全球当代艺术的面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黄专跟主流一直保持距离，他不同意很多流行的做法，不断申述学者的能力有限，主张对一代人的历史的研究、对景观保持警惕。黄专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是自我认定。拿别人的系统往自己身上套是很大的问题，如果别人把你扔到筐子外面你就什么都不是了。

上世纪80年代末在武汉参与编辑《美术思潮》，90年代初到广州美院任教及编辑《画廊》杂志，1997年任职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策划人，2005年接手OCAT当代艺术中心，最后建立OCAT馆群，筹备北京分馆。黄专办展览，运营机构，做文献与出版，利用有限的预算积极工作，就像一位母亲勤俭持家，不怕有钱亲戚的冷眼一样。

他之所以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现场最敏锐的在场者，起作用的除了他的立场、行动和著作，更是他的个性。他像一杯特别冰的苏打水，简单醒神。谷底或天价，他目光所追随的，都是同一群人的成长。

1999年，黄专主持策划“平衡的生存：第二届深圳当代雕塑艺术展”，邀请隋建国参展，这一次合作，促成了隋建国的代表作Made in China系列的诞生和走红。“画册都快要印刷了，我才想明白了要做恐龙，但是那个时候作品来不及放大，我就用恐龙玩具直接拍照发过去，所以那个画册上的作品图是小恐龙玩具。后来我到深圳，黄专还专门请梁钜辉带我去东莞的玩具加工厂考察。”

2007年上海浦江华侨城公共艺术计划开启，黄专邀请隋建国一起参与，又催生了《偏离17.5度》这件将贯穿艺术家余生的公共作品。隋建国对这个项目倾注了很多期待：“浦江计划我是希望能一直继续下去，在这件事上我的命也不如艺术重要。”

50后艺术家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第一代艺术家，是生于1958年的黄专心目中不可替代的一代人。他们从零开始，之前中国是没有当代艺术的，也没有人进入当代艺术的国际循环。

这些好朋友，是黄专每次飞到北京都要张罗见面的，也是他热爱北京的重要原因。王友身说：“最后的归宿他都计划好了，最后一站北京，有他的图书馆，也有我们这些好朋友。”

北京，始终是黄专的内心城市第一名。王广义很理解他：“他说在北京想见朋友随时就能见到，虽然学术很枯燥，但是想要节日感，随时有节日感。其实黄专也是一个挺复杂的人，他工作起来是严肃的感觉，但是他对肉身的乐趣还是非常向往的。正是基于这两点，他才能与我们结下如此深厚的友谊。”

决定要做这个展览后，王广义在张晓刚工作室注意到一张画——有书、烛光和匍匐的身体。他站着看了半天，“我很喜欢这张画，这张画感觉是为黄专画的”。王广义坚持让张晓刚把这张画拿来参展。

从创作时间上来说，这张画是在黄专走之前完成的，但跟他的离开形成了某种氛围上的呼应。“可能是到了一定年龄了，又碰到身边的人一个个走了，我就下意识地画出这幅画来，来重新想一想生死。”张晓刚一直关注死亡主题，但2016年的关注与1984年的关注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年轻时他受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认为死亡是一个壮烈的终结、浪漫的悲剧。而现在，他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生离死别，更愿意相信生命是一种轮回，这张画传递出的也是这个信息。

你怕死吗？

“怕啊，谁不怕死呢？但我努力地想把死亡理解得好一点。毕竟谁也不知道死之后是什么感觉，没有人回来告诉我们。”张晓刚说。

临终前半年，黄专已经淡出了朋友们的视线。但他还会通过电话、微信跟大家交流，还是招牌式的毒舌和笑声，甚至没有停止工作，以至于大家没有觉察出他正遭受病痛的暴击。弥留之际，朋友们才闻讯赶往医院。“他的生命太惨了，太可怜了，我们所有的悲哀是因为他激发了我们的悲哀。”张晓刚沉默了。与癌症搏斗15年，黄专最不愿意的，就是被当作一个可怜人。

2016年春节，黄专正在等待年后的大手术，已经不能正常进食。那段时间HBO经常重播《万物理论》，他就守着老电视机一遍遍地看。霍金独白：“在我21岁时，我的期望值变成了零。自那以后，一切都变成了额外津贴。”

58岁的黄专没有等来他的额外津贴。

“过节去看看《老炮儿》吧，虽然是为我们这代人拍的，主题是血性还在、力不从心。”2016年1月2日，他说。

“闲得重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2016年2月10日，他说。

“等病治好了再想写作。”2016年3月1日，他说。

“死亡只是一种金蝉脱壳。”2016年4月13日，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