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猛犸工作室

还是睡不着。

刘卫勇翻了身，下巴新长出来的疖子，硬币大小，一动就痛。

隔壁床睡着的儿子刘洋洋，几乎听不见呼吸声，这反而是好事。他最怕听到隔壁传来大动静，那说明儿子又发病了。

三年前，当时12岁的儿子跟同学打球的时候起了争执，受了伤，后来演变成迟发性癫痫、智力倒退，从此卧床不起。

几年来，他奔走于医院、公安和法院，拿到了判决书，却被告知对方家庭无财产可执行，一百多万的治疗费缺口不知何时能补上。

刘卫勇说，他是单亲父亲，一直跟儿子相依为命。在他的叙述里，孩子出事前，活泼开朗，但具体的细节，他很难回答。

他没想过追问儿子的过往，也不知道儿子有没有社交账号，甚至没见过他的玩伴和关系要好的同学，他说“那没有意义。”

实际上，除了刘卫勇，12岁前的洋洋过着怎样的生活，没有人能给出具体的答案。认识洋洋的人只记得，孩子有礼貌，碰到认识的人，他会主动一声，“叔叔”“阿姨”。

在这件事里，洋洋是受害者。但很少人留意到，让洋洋受伤的两个施暴者也是受害者。他们都来自离异家庭，父母外出打工不在家，由祖父母抚养，是典型的留守儿童。

直到暴力事件发生，他们才短暂地成为家庭关注的中心，随后又继续被自己的家庭和社会忽视。这些孩子在想什么，人们不知道，或许也不曾关心。

推搡

2024年9月25日凌晨，陕西安康平利县的气温只有21度，到了下午，温度缓缓爬到35度，白天与黑夜，被粗暴地割裂。

洋洋躺床上，绕过书桌，另一张床是他爸爸刘卫勇的。这个十平米的隔间没有窗户，光线几经曲折钻入隔板的缝隙，但未能将室内照亮，黑夜与白昼在这里面没有明显的界限。

压抑，时间在这间房子里似乎特别漫长。

刘洋洋把脸埋进枕头里，浅浅的呼吸给他身体带来的细微起伏，是他活着的表象。

刘卫勇在房间外的躺椅上刷手机，那是修脚店的门厅，躺椅在最显眼的地方，他担心客人以为店里没人，跑了生意，才把自己置身于客人视线和能听到房里洋洋动静的中间。

这是洋洋受伤后第4年。他的日常伴随着癫痫，抽搐，白眼，吐白沫，小便失禁。

第一次癫痫发作时，刘卫勇以为洋洋中了邪，找来法师，喂他喝了符水。又带他看了几次医院的精神科，被诊断为精神障碍。

倘若不是那次受伤，洋洋的标签是：体育小健将，擅长短跑和乒乓球。

2021年12月30日下午1点，午饭后的洋洋跟同学吴宇、张冲在平利县城关镇女娲广场打乒乓球，张冲想用电话手表给洋洋拍照，洋洋不愿意，另一个同学吴宇见状抢走洋洋的乒乓球。三人发生肢体冲突，洋洋受伤。

那时候，他只有12岁。

几个小时后，刘卫勇赶到医院，洋洋低着头，只听到医生说“脑袋有事，市医院才能治”，脑子嗡了一声，刘卫勇报了警。

在民警要求下，那位吴姓家长陪着他们一起转到安康市中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洋洋闭合性颅脑损伤轻型、创伤性蛛网膜下出血、乳牙滞留、面部挫伤、颞骨关节综合征。

打针的间隙，那位家长支付了9000多元住院治疗费，悄悄离开，再没出现过。

像黑洞的伤口

距离那次的推搡过去了三年，洋洋的伤由头部，慢慢影响到全身，然后扩散到整个家庭。

在9月25日至28日这四天里，刘卫勇没给洋洋换衣服。刘卫勇说，整日躺在床上不用外出，天气不热的话，不会每天都给洋洋洗澡，最多擦擦身。

四天里唯一见到洋洋的脸，是刘卫勇给他喂饭时，他扭头过来看了一眼，没有停留，又转了回去，脸上没有情绪。

那张脸与照片里眼神灵动的男孩判若两人。为数不多的照片里，洋洋单眼皮，表情生动，小小的眼睛里流出的情绪一眼能辨出：懵懂的、开心的。

那个样子被定格在几十分之一秒的照片里，当洋洋被确诊为创伤性癫痫，他要开始面对数十年无法自理的生活，没有懵懂，没有情绪。

洋洋的姨丈王华全说，刚出事的时候，他去探望洋洋，洋洋总会在听到声音的时候看向他，就算不说话，也对他说的话有回应。近两年刘洋洋的情况越来越差，“洋洋，洋洋”，叫喊没有了回应。

按照刘卫勇的说法，“用力掐他都没反应，掰眼睛也掰不开。”

洋洋的几位亲属认为他变成今天这样，跟治疗不及时有关。刘卫勇也坦言，洋洋经历了多次癫痫，才让病情进一步恶化。

事实上，刘洋洋初次出院的医嘱回来后就被刘卫勇随手放进了抽屉里，彻底被遗忘，上面写着：密切观察头痛、恶心、呕吐等病情变化，告知有癫痫、出血增多等可能，必要时神经科就诊。

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如果及时发现了这些注释，早一点送到神经科对症下药，或许洋洋不会变成这样。

癫痫后，洋洋的伤残程度从轻伤二级变为四级伤残。

洋洋的伤残鉴定报告。（图/受访者供图）

如今刘洋洋的吃喝拉撒，全都要靠人帮忙才能完成。

伤口像个黑洞，除了精力，也把刘卫勇多年的积蓄全都吸了进去。

他想要钱。刘卫勇一直不避讳地提到这一点。

最极端的一次，他要求动手孩子的家长支付治疗费用，遭到拒绝后，他用板车把半昏迷状态的洋洋拉到县政府“求助”，信访局的人看到躺在板车上不动、半睁眼的洋洋，随即打了120，洋洋才又回到医院。

接着派出所传唤刘卫勇，并在第二天对他作出了行政拘留七日的决定。

他说那几天过于绝望，导致他患上了精神疾病，发病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半边牙几乎被咬崩和撞墙也不觉得痛。

出来后的刘卫勇瘦了一大圈，脸皮垮了下来，“跟森林里钻出来的野人一样”，自那以后，店里终日静悄悄，生意一落千丈。

一天夜里，刘卫勇拿着啤酒瓶，爬到湖边栏杆上，准备跳下去，被民警及时拦下。“如果没被拦下的话，洋洋怎么办？”

“那时候只想死，自己控制不住”。

“不结婚就好了”

作为长江的支流，汉水流经陕西和湖北，安康就在江边，当地人把家乡的地貌总结为“八山一水一分田”。群山环绕，耕地少，成了安康人要出去讨生活的注脚。

不少跑出去的男丁进了矿，刘卫勇个头不高，下矿吃力钱又不多，做了一段时间，他又去学了修脚。

刘卫勇的后半段人生叙事就是从修脚开始。2007年，他在当地开了最早的一家修脚店，灰指甲、甲沟炎、脚气等等，无论青年老人小孩的脚病都能被他治好，甚至不用去医院。生意好的时候，刘卫勇靠片甲之地，一年能挣10几万元。

脚修得多了，刘卫勇就成了刘师傅，对学徒他一次性收4800元，包学包会，靠着修脚店，刘卫勇就没有担忧过经济问题，甚至有女学徒，还短暂地成了他女朋友。

在此之前，刘卫勇有过婚姻。那是2008年，他28岁，结束了10年在外的打工生涯，回到家乡，相亲认识了后来的妻子。

在刘卫勇的印象里，在外打工的白琳被喊了回来，“两人一看都看上了（对方）”，一个月后他们就结婚了。

结婚前，刘卫勇找了间铺面——就是如今的这家修脚店。在13公里外的路边，给老人买了栋房子，屋外还有小片空地，可以种菜，家就这么安下了。

婚后，白琳没再外出打工，夫妻俩一起守着修脚店。但刘卫勇发现，白琳总用店里的电脑登录QQ账号和其他男人聊天。后来还演变成了跟人聊了天，就把店里的钱拿走出去玩两三天或一周，钱花完了就回来待一两天，又拿钱走。

即便白琳怀孕，也没能阻止她出走。

直到今天，刘卫勇都不知道白琳曾在哪里打工，去过哪些地方。他甚至不敢问那些男人是谁。但白琳不避讳，还会向刘卫勇会说对方多高多帅。

刘卫勇最听不得这些话，“我本来就自卑，嫌我个子矮还嫁给我干什么？”

在争吵和怨恨中，刘洋洋出生了。

洋洋的奶奶说，孩子出生后，他妈妈一天都没管过他。几个月大的娃大冷天趴在地上，白琳就在一旁沙发上坐着不管，“心肠狠得很”，看得让人心疼。

洋洋4岁的时候，父母离婚，刘卫勇不愿提起那段婚姻，提起那个前妻，他甚至后悔结了婚，认为那是一切痛苦的源头。“那是最后悔的一件事，我不结婚就好了。”

消失的童年

12岁前的洋洋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没人能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

刘卫勇试图回忆与儿子相处的细节，脑子里只能出现琐碎的片段。他强调儿子会主动和他说起自己的事，但他至今不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他想了解，但孩子再也没法出声音。

实际上并不止刘卫勇，12岁前的刘洋洋究竟是个怎样的孩子，只能靠着碎片拼凑。

平利县山多地少，村屋都沿路而建。只是大家的屋子很少相邻，彼此之间相隔甚远，每户人家似乎都生活在自己的秘密空间里。

洋洋和爷爷奶奶住的房子也是这样，除了屋前有条路，其它三面都是山。

洋洋的奶奶说，周围几乎没有同龄的孩子跟洋洋玩，而婆孙的生活也被切割成小小的片段。

奶奶记不清洋洋上下学时间，只记得那个时候家里没车，婆孙俩每天天微亮就要出门，沿着公路“慢慢腾”大半个小时才到学校，傍晚回到家的时候，天也黑了。“洋洋试过闹脾气说走不动了，我说走不动就歇一会，（谁让）你跑那么快呢。”

另一些碎片被几块透明胶按在了老家的铁门上，能辨认的奖状内容是：小学一年级男子100米冠军、50米和200米亚军，三年级也拿下了男子100米冠军。

还有张照片里，有个洋洋拿下短跑第一的奖牌。奶奶忘了奖牌在哪里，找不到了。

洋洋的家人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不知道他跟谁玩，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学习。

在他12岁之前，刘卫勇在县城开了修脚店，几乎所有精力都放在店里和店里员工的身上，他甚至陪着一个“徒弟”去西安治疗心脏病，一待就是一年。

父亲在那段年少岁月里，身影模糊。洋洋只能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农村老人只管温饱，洋洋每天的生活费只有3块钱，这笔钱只够吃点面条，奶奶心疼孙子，更心疼儿子：“娃子苦命，他老子也苦命，40多岁就没得一天好日子。”

洋洋姨丈说，没有爸爸的话，洋洋就是被社会遗弃的人，“天下没有比这孩子命运更惨的人了”。

最初，平利县公安局将此事以刑事案件立案，但后来又以第三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为由撤案。

随后，刘卫勇听律师建议，将两位打人的同学及其家长，以监护人责任纠纷告上法院。

今年3月25日，平利县法院出具的判决书写着洋洋治病已花掉的164.42万元，应由吴宇、张冲及其家长赔付，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完毕。若超时，则按照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

可因对方无财产可执行，判决最终不了了之。

他向外界求助，注册了很多社交媒体账号，将头像换成头裹着纱布，闭眼躺在床上的洋洋的照片，到处发帖和视频，有时还会开直播，但看的人很少，悲剧像一团乌云，在这一家人顶上环绕不去。

实际上，乌云不止悬浮于刘卫勇的屋顶。

长期关注留守儿童的作家兼调查记者袁凌也是平利人，他说在平利，留守儿童很常见，袁凌和他的侄子也曾是留守儿童。他说当地人要么捆在土地上，要么出去打工，但经济不平衡和城乡户籍制度限制又带来留守儿童等很多问题。

平利一家幼儿园园长表示，园区学生家长大都是双职工，才能负荷他们较高的学费——3000多元/学期，但园内仍有1/3的学生是留守儿童。

“施暴”和受伤的三个孩子都有相似的背景：出生于平利的农村家庭，父母离异，小学或初中文凭，至少一方外出打工，主要由爷爷奶奶照顾。

其中一个“施暴者”吴宇，他爷爷奶奶都是环卫工人，凌晨5点左右起床，种会地，出门扫街、倒垃圾，每月工资1200元。吴宇出生8个月左右，还没断奶，父母就外出打工，十几年过去了，他对父母很陌生。

吴宇小学三年级就开始独自上学。家离学校不算近，要沿着公路走15分钟才能到。和他一起生活的奶奶朱明清平淡地说，“怕（车多）也没办法，不可能天天守着他，我们要养活自己”。

小时候的吴宇很少让人操心，成绩也不错，直到他上了初一，父母离婚，他像变了一个人：开始跟社会上的混混一起玩，辍学，不让吴宇玩手机，他会威胁要去死，“你说我该怎么管他？出了啥事，他妈妈还要追究我责任。”她只管给吴宇吃穿，“毕竟他只是孙子，又不是我的儿子。”

后来还出事了，想起来，她只觉得头疼。她曾埋怨吴宇扰乱了他们晚年生活，但吴宇看上去毫无反应。

后来老师发现吴宇在手臂自残，学校建议吴宇休学几个月，吴家人才知道吴宇患了重度抑郁。那阵子朱明清只记得吴宇吃了一段时间的药，之后又回去上学。

刘卫勇多次跟吴宇的奶奶朱明清打交道，刘卫勇觉得朱明清明事理，朱明清觉得刘卫勇是个到处要钱的“赖子”。

用痛苦抑制痛苦

刘卫勇也找到了判决书里另一个“施暴者”张冲的监护人，他爸爸在外地开大车，月入过万，但对方表示希望分期付款，月付1000元，直到将他们背负的82万元付完为止。

刘卫勇不能接受，他算了一笔账，洋洋每月药费15000元，护理费4500元，开起来接近两万，“我活不了那么久，能等到他给完那82万。”

沟通无果，对方再也没出现，他也没再联系过吴、张两家人，只能不断对外求助。

今年10月底，法院告诉刘卫勇，期限已到，对方确实没有财产可执行，程序终止。

基层治理和城乡教育学者雷望红说，留守和父母离异，只是造成校园欺凌的部分原因，归根结底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父母要管生计，想办法挣钱。加之有时乡村父母的情感教育水平相较于城市父母没有那么高，可能很难捕捉到小孩的心理上的变化。

等到孩子十二三岁进入初中，在这个年龄他对世界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他又不成熟，所以他的行为经常表现出自我感觉良好，又极其幼稚的一面。

袁凌曾花了四年系统地走访乡村留守儿童和城市流动儿童，在一次访谈中，袁凌提到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留守儿童的内心极其孤独，还充满了被剥夺感和填不满的缺失感，导致他们的公平意识变得畸形，遭受到不公平对待，易怒，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会倾向于用暴力的形式剥夺其他人，在对方身上实现某种公平感和成就感，同时很少会意识到对方也有被剥夺的地方。

如果遇上合适的诱因，就可能演变成犯罪。

但是袁凌觉得，从儿童到踩空成犯罪分子之前，轨迹很长，有的孩子可能因为没有伤害社会，没有被看到，实际上他的内心可能有非常大的恐惧。

袁凌与留守儿童接触时，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个小孩说守规矩的生活让他很无感，只有不断回顾自己的痛苦，用痛苦抑制痛苦，他才会有活着的感觉，“活得好不如活得烂”。

2022年夏天，刘卫勇将洋洋的课本当废品卖了，7毛一斤，卖了几十元，“反正也用不上了”。

几十元是用手机支付的，就像手机里频繁出现的交易信息一样，稍不注意，就会被迅速遗忘，就像没发生过。

几乎在所有人的回忆里，洋洋都是乖巧听话的，可能洋洋只做错了一件事，那就是不想被人拍照。

（文中未成年人和白琳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