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序和撕裂

谷雨：过去三年你感知国内最强烈的common worries是什么？

项飙：这三年当然情况比较特殊。在疫情下面，大家苦恼最大的一个特征，是社会情绪的巨大波动。在波动之下，大家面临的第二个很大的苦恼是分裂，整个社会是一个撕裂状态。没有基本的一个共识，朋友和朋友之间也没办法进行有效的交流，这个听起来好像不是一件大事情，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气氛弥漫在你的每一刻当中，你有观点，有想法，但没办法和别人做最基本的交流。观点的不一致很快转化为人身的攻击、谩骂，道德意义上的侮辱。

这种撕裂还有一层意思是自己没办法对生活形成一个稳定的、自洽的感知，就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突然很多的变化，观点上、情绪上也有很大的这种波动和振荡，你就不知道你最具体的生命过程当中，每一天的生活里在发生着什么，有巨大的失序感。

第三重的苦恼是比较具体的，大家说得也比较多的，内卷啊，躺平啊，这种消耗的累，无意义感，我觉得都是存在的。但是这三年突出的情况就是巨大的波动和巨大的撕裂，这个撕裂下面又有其他一系列的问题。

 谷雨：刚才提到失序和撕裂，从我个人的具体感受来说，就是这三年来生活的逻辑好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上的战争、国内的疫情，就是现在没有办法建立起对未来的稳定预期。我举个例子，以前很中国式的目标就是要赚钱买房嘛，我有个同事之前一直在努力攒钱买房子，现在他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去买了两块挺贵的表。

项飙：为什么要买表呢？

谷雨：他觉得要及时行乐。如果买房子的话要还房贷，他也不知道能不能保持现在的收入，或者说未来能不能有收入也很难说。你以前提过中国人像蜂鸟，因为害怕掉下去要在空中不停地振翅，他有点振不动那个翅膀了，很难做一些更长远的规划，只能以一个很短暂的时间来规划生活。

项飙：在短期大家有这样的心态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一两年都要及时行乐，要有很强的物质基础做依托的。所以它是不是会变成一种基本的态度就需要再观察。这个及时行乐在国外都有的，比方说是英国和欧洲的六七十年代之后，确实是有那个及时行乐的生活哲学的。柏林是一个很典型的及时行乐的城市，人们是不买房的，开始买房也就是最近十年，柏林到现在大概80%的人是只租房子，不买的，他觉得买房子很傻，为什么傻呢？他就觉得你买房子，那么多钱都拴在上面了。因为大部分人不买房子，所以这个房价永远是不涨的，所以（不买）是很理性的。你就问说这个（及时行乐的）想法怎么可能落实，这个背后是有一系列的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的道理在里头，整个的房地产市场，房租的法律规定，物价的控制，基本的福利和保险。只有这些东西到了之后，所谓的我们理解的及时行乐，它才可能会成为一种基本的实践，这是第一。

为什么现在有这么一个突然的转变，从原来那个奋斗啊、要积蓄啊、要小心啊，突然至少在语言上、在表达上、在情绪上变成及时行乐，就是说明这种对于生活的失控感，他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好像没有直接关系到他的一个生存的基本条件，如果你要彻底失业了不会这么想。那么这种失控感有可能是一个短期的，而且在全世界都有，因为疫情这么大的波动是很少见的，再加上国际上的战争，这是大家都面临的问题。

第二个出现失控感的原因是跟我们的主观认知和表达有关系。我们的叙事对社会问题的讨论有太强的宏大性，大主题笼罩一切。大家当然会为自己的实际利益焦虑，但朋友碰在一起进行讨论时，他基本上没有什么语言能够把自己真实的焦虑表达出来，一讲都讲到一些很大的宏大叙事，剩下的那些具体跟他有关的事情，就变成一个非常直接的甚至赤裸裸的计算。对跟他生活有关系的事情、工作、生活，很难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解。比如说，指出这个事情是跟能源政策有关，那个事情是跟国内的气候变化有关，或者跟区域的市场变化有关，又或者是大家性别观念的变化，造成了我现在工作状况有变化。

这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无序感，为什么？因为具体的矛盾，虽然很复杂，但都是落地的，都是比较实在的，你去认真想就慢慢能够理清楚。这当然要花时间，但它不会“呼啦呼啦”让你情绪上那么大的波动。迷失是因为你靠一种很宏大的、很抽象的、象征性的语言来思考和感知生活，那个东西本来就是很缥缈的，当然你也就变得很缥缈。这就是主观意识上、认知方式的原因也造成这样的一个中长期的失序感。

谷雨：这种失序感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项飙：我很希望这个失序感能够让大家意识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这个就是我们人类学的一个专长了，经济学可能会看到经济结构，政治学看到一些公共权利，人类学要把具体的经验和人的感知联系在一起。为什么要强调苦恼？因为苦恼是把这个主观感知和客观事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人不会凭空苦恼，这个苦恼肯定是某种主观认知下的反应。所以就说，无序感就是要大家对整个主观和客观怎么结合起来的生活的构造方式，形成一个反思。

比方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些更具体的语言来描述、理解自己的生活。人不可能永远在无序感里生存下来，关键是下一步怎么走。我们重新反思，不管是客观上的经济生活安排、社会生活安排，对哪些问题多加注意，对哪些问题如果不知道，不用那么强烈地去有一个观点。听起来都是很直接，好像很小，但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很重要，因为它影响到你的身心健康，影响到你怎么养孩子，怎么对待父母，怎么对待工作。

所有宏大的东西都是在具体的过程当中叠加出来的。现在这个好像倒过来，认为只有宏大叙事之后，我们才有下面具体的生活。当然你不能说一切都是由个体开始，这个是不对的，就说你个体叠加在一起也不能够形成社会，那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天真的幻想，也是不真实的。真正的起源确实是具体的人和人的关系，在那里慢慢叠加出来，有的就变成了权力关系，有的变成亲密关系，最后慢慢出来一套更宏大的东西，所以不是说去否认宏大，但是你要认识那个宏大，宏大是什么。宏大本身是靠什么东西维持住？它跟你具体什么关系？这个你要分下来，一层一层地分下来。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倡多层民族志，民族志不是仅仅讲日常生活，而是一层一层地看这个更大的权力关系是怎么联系起来。宏大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把宏大的东西给孤立化了，变成一个黑箱，然后让这个黑箱决定我们生存的意义。

家庭也会成为宏大叙事啊，现在这个逼婚啊，逼生孩子啊，这些都是说不成家你就不是人了吗，这个也是一个很宏大的道德要求。那这个究竟是怎么来的？发生过什么演变？这些东西要把它打开看。

唯一正确观

谷雨：我们刚聊这个无序感的后果。现在的事实就是一些人正在调整自己的行为选择，在做职业或者生活的一些选择的时候大家会选择一种更为保险、更为谨慎的方式。比如说我的一些朋友，他们现在想的就是下一份工作我必须要进国企，或者是进一个事业单位。现在有句话叫宇宙的尽头是编制，一个街道办事处的一个编制，能够收到很多来自国内外名校的简历。 

项飙：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稳定的现象，它也印证了我对于及时行乐这个说法的一点保留，我觉得那可能是个情绪，但是这个“宇宙尽头是编制”说明了一种更加长期的心态。

这个心态我很难给出一个年份，但是我觉得至少在2010年已经非常明显了。这个我在浙江调查过。因为我们在浙江村，当然我很欣赏、赞扬这些吃苦耐劳的、非常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你知道这些企业家后来很多人赚了钱，是中国快递业发展的很重要的资金来源，很大量的浙江村的资本后来是转向了快递。我觉得这些人是很创新的企业家，但是绝大部分的老板都是希望孩子进国企，进机关。倒不是说他处于一种不稳定，更多的是一种对权力的依赖或者崇拜，这个也是生活经验告诉他的。

但是到现在这个情况有点变化，说去考公务员，就是要一个稳定，一个生计，是一个生活上的考虑。这个情况当然跟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像我们那时候，大学毕业考公务员觉得是一个很平庸的选择，反正如果有考的话，肯定是少数。

当然这个现象它也没有什么内在的不合理，这是对现在大环境的反应嘛。现在的问题是说，在这个环境下怎么样能够变得让人抒发自己的创造性，有更多的自由。去考编制本身，应该说无所谓，但是问题是为什么考编制到了这个程度。一方面当然是这个竞争、整个生活方式的单一化，对个人来说，稳定压倒一切。那怎么样把新的空间打开，让人敢去做各种奇怪的事情，敢去创新，这个在今天太重要了。

我前面讲到的撕裂跟这个是有一点关系的。按道理讲有一点奇怪，如果都去搞编制什么的，大家都很保守，应该都是非常温吞的，没有什么强烈观点的。但事实是这种情况下，大家的想法其实很容易变得比较僵化，就会有一个唯一正确观，现在我们撕裂的原因不是说因为观点太多元，而是相反，大家唯一正确的观念太强，这跟整个生活目标的单一化都是有关系的。

谷雨：你提到这个生活目标的单一化，我有一点感受，就是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很多人在大一的时候就得确定下来自己将要干什么，我是考研，还是考公，确定下来之后就要从大一开始为这个事情做努力，之后的四年可能都是为了这个唯一的目标来做准备。感觉跟我们那个时候比起来，他们确定自己人生的时间被大大提前了，要为目标早早的做准备，不敢行差踏错半步。我记得你之前有个讲座，提到人看待自己有一个很功能性的视角，自己其实是个工具，就是为了实现那个目标，好像大家没有别的视角了。

项飙：对，这个好像听起来是非常合理的规划，但按照计划去做，事实上社会成本是极高的。再一个就是对个体健康的影响是很大的，这里我提一个中国特色的东西，就是对年龄的敏感。

昨天我跟一个朋友谈项目，他就跟我解释，为什么他最近那么忙，因为他要在大学做博士后的话有个很死的规定，必须要在一定年龄之前拿到博士学位，才能够做博士后，如果超出那年的生日的话，就不可以去做博士后，这是很难让人理解的。博士后又不是飞行员什么的。

现在能想到的一个解释，就是所有东西都环环相扣，因为你到了下一阶段也是以年龄为限制。这个年龄主义跟你刚才讲到的，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规划当然也有关系，一切都是规划。现代的规划和计划很重要的一个维度就是这个时间维度。大家说的这个钟表时间，跟你对自然环境的感知，对自己生理的感知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它是一个非常数据化的时间，那个时间统治你。

现在规划变得越来越长期，不仅是说以天、以周来计算，而整个就是以自己的生命的这个年龄来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这意味着什么？我没有生活过那种状况，但是可以想象那种压力，很多是来自于对自己年龄的恐惧。如果一个人不断地在恐惧自己的年龄，这是一种什么生活？

你对自己年龄的恐惧，意味着你每天都生活在紧绷的状态当中，你的生命过程不是一个自然流淌的过程，而是成为一个完全是被制约的、放在一个瓶子里的那个滴漏一样的过程，而不是像溪水、溪流自然流淌的过程。

我原来调查是有体会的。女性考虑婚姻和出国打工，在25到28之间的女性，她们对自己所谓的生理钟表，那种敏感是非常真切的。我是在调查当中亲身感受到那种压迫感，就觉得对性别关系也有了新的理解，性别关系的压迫不仅仅是说一个男的来欺负你啊，或者说你的工作不如男的好，很多时候是自己对自己的，对年龄的那种高度焦虑，现在就非常普遍，这是多么的荒谬。

谷雨：正好转到女性这个话题上。还有一个特别想聊的，其实也是失序感的一种反映，就是现在女生找对象，最受欢迎的选择是找一个“体制内男友”，这还引发了一种审美风格，叫“局里局气”的穿搭，就是从穿着上看着很像体制内的公务员。当然后面这个可能是玩梗。但它还是体现了当下的这种社会心态，谈恋爱和婚姻本来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体验，但最终依然是用一种很功能性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

项飙：对。现在这个谈恋爱过程当中，我注意到，一方面是非常功利化的考虑，但另外一方面又有一种非常所谓纯粹、浪漫的追求，就是说要这种纯粹感。因为完全的功利化是不可能的，在功利化过程中，人有感情，有各种各样的思绪在里头。比方说前面讲的，你看那个大一的学生他要非常明确的人生规划，但可能他会突然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或者在其他问题上，他会有些极端观点，他会有一种崇高啊，或者是追求牺牲的那种东西，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他在日常生活当中意义太稀缺，会突然跳到一个非常崇高的、想象的、迷幻的幻境的意义上来，这个跟爱情婚姻也是一样的。

©视觉中国

所以大家很撕裂，一方面强调这个物质的重要性，房啊、车啊、工作，然后要社会面子。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是不能满足他的正常人的需求，所以他就有这种童话式的、迷幻式的要求。这种撕裂会造成很多后果，造成人的精神分裂，造成很多婚姻和家庭的虚伪，因为他要追求那个所谓纯正的东西，这个纯正的东西在真实当中又是不存在的。

还有造成的一个后果是残酷。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观点、态度有残酷化的趋势。比方说对这个所谓的纯正爱情，浪漫的那种想象，这应该是很浪漫很温情的吧，但是在这里我看到的是这种残酷：不允许你犯错，不允许你有在爱情和性生活上的感知，任何人如果不符合这种纯粹想象，会在道德上谴责你。对物质的追求本身就是残酷的，那个浪漫的想象也是非常残酷的。因为它不是从真实的情况出发，它都是从一些抽象的想象里的标准出发，拿一个标准来衡量自己和别人，用一个唯一正确观的方式去衡量别人。不是说这些道理为了你而存在，是说你的存在是为了证明这些东西的正确。所以谈恋爱这个，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功利化或者说浪漫化，它其实背后是残酷。

谷雨：这种活在唯一正确观下的生活有什么突破口吗?

项飙：当然个体层面必须做一点，否则的话你整个的身心健康都被影响了，所以总得想办法。办法之一就是去思考。所以我们应该提供一些思考工具，做记者的、做研究的、艺术家，指出现实的荒谬性，把一些原来认为是神圣的、不可摧毁的、不可震动的东西，变成一个可嘲笑的对象，至少是可以分析的对象，这本身就会给你力量。

那么再一个就是，很多所谓的个人（问题）是不能够只靠个人来解决的，必须要通过一些群体性的政策来解决，那个就又得做一些研究，在社会意识层面上，让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慢慢慢慢地事情能够改变。

现在可能最重要的首先是态度，你自己的态度，周边人的态度也很重要。如果你和有亲密关系的人，在非常基本的问题上是同一个态度——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光鲜？或者为什么说要那么多光鲜？如果那些东西能够达到一致，其实对你的生活质量的改变是很有效的。

谷雨：我们其实也很好奇，你在国外感受到的社会上的common worries是什么状况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获得一个从外部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这种焦虑？

项飙：这个很有意思，在德国比方说年轻人的common worries很大的是关于气候变化（编者注：今年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频繁遭遇干旱、森林火灾、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事件，多人死于极端天气，许多人担心气候变暖会导致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这个气候变化也让很多人产生无意义感，也确实影响到婚姻啊、生育啊这些问题，他觉得世界这个样子，为什么还要把新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第二个很大的忧虑，在年轻人那里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对中年，比方我这个年纪来说（很明显），是关于世界政治，俄乌战争。因为德国跟俄罗斯、乌克兰太近了，天然气供应这样的问题，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对这个战局，对整个欧洲政治的（影响），会有一个很大的担忧。还有就是对德国自己的军事化。这个倒不是苦恼，大家觉得现在得有一个共识，但是一下子找不出一个很好的共识。现在政策已经比较明确，就是要军事化，但是很多人还存疑，觉得这个军事化有没有从道义上违背了原来德国战后的基本的立国原则，以及军事化有效吗？有必要吗？等等。

另外我对美国的担忧是比较强的，美国的军事力量太强，如果它们国内搞得一团糟的话，有可能世界就乱了，这个波及到的量就会很大。然后欧洲对中国这块（的看法），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太大了，你不管怎么样对世界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还有一个是全世界都比较普遍的苦恼，就是新的厌女潮，反对女性主义的新潮流，大概也就五六年的时间，从澳大利亚到尼日利亚，到肯尼亚，到印度，真的是全球性的一个运动。人们不会无缘无故突然对性别关系有新的理解，那必然是跟整个的经济关系，跟背后的政治、社会风气、社会结构是有关系的，这个就需要再去研究，它最后形成什么效果。因为它的效果不是一个大的事件，而是对无数的年轻人，特别是对女性——她每天在那生活，她怎么样对待自己，怎么样跟别人说话，跟同事说话，怎么样教育孩子，是通过无数的人在影响我们的社会和世界。所以像这些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是普通人的人类学、大众的人类学需要去了解的。

你发现国内很多人不仅自己（对性别关系）不敏感，而且是不允许别人敏感，对这种敏感有一种非常直接的反感和蔑视。这是什么原因呢？当你被那些宏大的东西绝对化之后，小的东西不仅被忽视，而且觉得小的东西不应该存在，因为小的东西就像灰尘一样，是不纯洁的，很烦，所以小的东西应该全部不存在，才觉得心安理得。这个我们是一定要抵制的。因为我们也不懂大的东西，我们只能懂小的东西。

谷雨：你在《把自己作为方法》那本书里提出，生活里很多苦恼的解决之道是要把自己作为方法，把具体的个人经验问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把挫折转化为营养。

项飙：对，其实年轻的朋友有过批评，他说把自己作为方法，不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个是对的。把自己作为方法，不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前提是，你对世界、对社会问题感兴趣，有观察，然后自己作为方法去分析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当然涉及你个人的焦虑，工作问题、教育问题、性别问题。但是不仅仅是那一刻你怎样去考编的问题。

我经常会收到一些年轻朋友的来信。他谈的问题很具体，这个很好，但是他又非常个人化。他说那我现在要考博，怎样把这个博士给考上？把自己作为办法，那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成为你最大的问题，那无解。

把自己作为方法，是把社会作为对象，然后再倒过来。这个会对你有帮助的，你了解了这些来龙去脉之后，你对考上考不上，就会有一个新的理解。

如果你说那都是空讲，因为只有考上了才有一切，考不上就没有一切，那就没办法了。那是个自杀性的态度，你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自主性，让自己的生命被这个考试制度所牵制。那你这个人自己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你必须要倒过来，你的存在是先的，然后去考也是一个选择，是多种选择中的一种。考的结果也是多样的，考上哪一个，考不上哪一个，或者完全都考不上。你理解了考试制度是怎么回事之后，你可能说考不上也很好，因为这套做法我本来就不认可。所以考不上，那正好，我本来想浑水摸鱼，考考看，想贪个便宜薅它的羊毛。现在这个羊毛也不让我薅了，好吧，我就认真干点别的。

这是很正常的态度，大家确实还有一点想贪小便宜的、走捷径的心态。但是你知道自己在贪小便宜，本身也说明你有一个自主性的意识在，我对这个事情有基本判断。我只不过说从现实出发，试试看，那么失败也不会是一种灭顶性的灾难。失败了我沮丧一下，我再看看另外的办法。

这个自我的自主性一定要建立的，否则那些所谓的个人问题，全部是别人给你设的，就是说你怎么样去满足别人的要求。如果你的出发点，活着就说要去满足别人，谁官大，谁钱多，谁给的好处多，我就要满足谁。如果生命是这么个样子，而且要跟别人在竞争的情况下去满足他们的要求，你注定要痛苦一辈子。

谷雨：有一点我其实很困惑，把自己作为方法是不是一种小确幸或者避重就轻的姿态，精神层面理解了，但是到了行动层面可能还是会遇到问题，把自己作为方法在当下真的还能成立吗？

项飙：我觉得是必须成立的，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你一定要坚持啊。如果你对性别问题比较焦虑，你看到那些嘲讽的情况，不允许你讲自己对生命的感知。还有不允许你愤怒，你饿了，你不高兴，有人说不允许你不高兴，说看看那个叙利亚的难民有多饿，你有什么资格说自己饿。那我们必须要清醒啊，要保持这种韧性。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把自己的位置想清楚，自己从哪里来，为什么（自己）在这个情况下面？自己和别人是什么关系？把这些想清楚，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王竞

我们前面也讲到，对无力感本身的来龙去脉的认识就马上给你力量，那么把自己作为方法是最直接的嘛。当然你如果有条件的话同时也要观察别人那些行为是怎么来的，那就更加深你的理解，会更加丰富。在今天的情况下，我觉得要改变态度，认知方式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自己那么嗨，你也得想想自己为什么那么嗨？很多人喜欢宏大叙事不是没有道理，也可以认真的去分析，那种东西到底给了他一种什么样的满足？一种智识上的满足，还是一种意义感的满足？那些东西好像知识上是新的，但是这些新的知识其实对他生活是没有什么直接帮助的，但是那种新的知识有一种美感，好像是平衡了他对世界的某一种感知。所以这样的分析之后，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会让你变得比较清醒。有没有解决方案，不是你个人能够决定的，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是这一刻对你自己来讲，清醒认识到自己究竟在哪里，这个是很重要的。

谷雨：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一种说法，叫万事不决问项飙。一些对你的批评也会集中在这个地方。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项飙：我听过这种说法（笑），我要论证一下自己的立场。第一个，我是代表了一种看问题的方法和取向，大家对我这个风格的概括，我觉得是到位的，它是强调具体，强调现在，强调在个体意义上的操作性，但是对于长期的东西没有指出什么明确方向来，也没有指出一个行动方案，都没有。那我这个是不是就是一种犬儒，是不是佛系？佛也是讲这个的，就是说你一定要mindfulness，注意到自己的周边，不管周边是什么，跟周边达成和谐，就是和解，不用采取行动。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是很强调矛盾性的。

为什么要从苦恼出发？因为苦恼是背后隐藏着一些比较重要的矛盾，但这个矛盾一下子还没有分析清楚，所以让大家很苦恼。这个对社会科学研究来讲是很重要的，就发现新的社会矛盾。让自己作为方法其实是要更清楚地看到问题。这是第一。

第二，通过对周边的观察，对问题本身的来龙去脉做很好的理解。理解的目的不是说简单地去接受。这个理解的目的，可以说是有三层。第一层确实是有一个心理舒缓的作用。人类学是要显示，很多大家认为没有办法、无可奈何的事情，其实是可以改变的。很多大家以为很自然的事情是荒谬的，这很重要。你分析了它的来龙去脉之后，你会有一种心理上的疏解，你不会被那种戾气所笼罩。如果被那个戾气和那个愤怒去笼罩是什么后果？是你失去了行动的能力，真正的分析的能力，思考的能力，然后你很快就会burn out，很快就会消耗了自己的精力，你真的会变成犬儒，到最后就是说没有办法，一切东西都是没有办法，也不用生气了，生气也没有用。

比方用性别这个举例，现在这种新的比较残暴的家庭主义，在爱的面目下。如果你把那个东西理解清楚之后，你就不会被那个东西所笼罩，所以你能够跳出来。

为什么我要强调从周边非常具体地去看生活？这涉及到把自己作为方法的第二个功能，要把那些虚大、虚假的东西给它戳破。它用大的象征符号说话，就很容易说的，因为它不用去处理那些丰富的、细致的、互相矛盾的材料。其实人有一种潜在的心理需求，人都是希望站在强势这边，因为这样安全，而且还有果子吃。如果强势这边说的东西又比较有趣，你自己会觉得是在事实上被说服，但又很方便的是跟强者走在一起，那是很舒服的感觉，也没有什么负疚感，因为你觉得那是智识上给说服了。但是你一直看周边具体的苦恼和矛盾，那些东西就会让你不断地起疑。其实大众的一个小的疑心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你也不用去反驳那些吓人的说法，但是你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情，那个东西它自己的力量就会下降。

第三个功能，我觉得是一定要从周边从具体的问题看，最终还是为了行动。大家对我的一个批判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呢，是因为讨论的撕裂。我觉得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他觉得对方那个不合理，他需要更多的话语资源来支持他。然后我的这个东西不能够提供这种功能，他就觉得我们在关键性的问题上输了一招，都在说小事情，看不见大象。

但我觉得把社交媒体当成主战场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那个主战场是不能够跟你每天的行动——跟你怎么样去上班，跟你每天的工作，跟你下班以后跟朋友怎么处理你的业余时间——这些事情直接联系。你在那里肯定是输的，而且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是普通老百姓，我们普通人自己开辟自己的第二战场，我们要有自己的大后方。我们的大后方就是吃喝拉撒睡，这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吃喝拉撒睡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生态系统，影响到我们能源的循环，影响到最基本的利润的分配，人的尊严都在里头。我们从这里出发，开发自己的大后方。

所以我自己给我自己工作的意义，是要开这个大后方。不仅要放弃那个战场，而且要显示那个战场本身的虚幻。所以我提倡非虚构写作，你自己写日记，写非虚构写作，然后搞“附近”，那些东西是很具体的。你写一首诗也好，拍一个视频也好，都很具体，那就一定要跟吃喝拉撒睡有一点关系，就开出自己的大后方来。

理解了这些之后，我觉得很自然地就会有一些具体的行动。我的这些理解就明显地影响了我作为学者的行动，也就是怎么写文章、写什么文章的行动。你就很自然地不会去套用那些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倒不是说你觉悟多高，而是因为那个具体的东西更有趣。如果大学生每天走进教室，大家讨论的是这层问题，然后把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都能够进来，对他周边的很具体的问题进行分析的话，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行动上的改变。

像你们谷雨实验室上面的文章，很多文章是很鲜活的，其实能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你看看大部分的学术刊物上的东西，还是非常千人一面。一落笔写那个学术分析的时候，不是把问题深化，而是把本来很鲜活的牛、猪、鸡，全部变成讲得一样的香肠。然后那个香肠的味道，你就根本不知道是一个牛的味道，鸡的味道，还是来自哪里。本来学术是要更加深刻，让人更加理解，现在是把它变成香肠化的一个过程。这其实是学者怎么行动的问题。

我刚刚做了一个报告，讲“表情还是表情包”，现在大家看不到不同人的表情，看到的都是表情包。它都是要打包，打成一个情绪含量非常高的、甚至极端情绪的一些包，然后所有人都在读一个具有极大情绪上爆炸力的故事，然后对其他的很具体的身边的，其实更加重要的事情就不关心。那个大事件当然是很严重，但这些事情它不是孤立的事情，肯定是跟你周边很多事情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你不理解周边那些很细致的东西，一切都变得很飘渺。

谷雨：如果你现在生活在国内，要怎么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呢？

项飙：我是觉得乐观还是很重要的。很多大的思想家都是有过冬眠期的，不管是个人的原因，还是因为环境的原因，往往是因为环境的原因。到最后他都能够出来，形成新的思想。

社会需要知识分子，不是说简单地去站队、简单地去批判一个事情，社会需要知识分子去分析。你要超出现在大家看到的黑和白，然后去理解为什么这个黑会出现，为什么白会出现，为什么在那个时间大家会统一地认为这个是正义的，那个是不正义的。分析那些事情呢其实是需要一定的距离感，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可以当做是一种潜伏、冬眠和思考的时期，这是一个。再一个是，我觉得要考虑如何把思考进一步的具体化。从智识的角度来讲，环境的不友好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刺激，你应该逼着自己把问题找得更加的精准，精准之后，别人是比较难以去做简单的攻击的。所以我有的时候也在想，我们的学术工作可能还是有的时候功夫不够，精准性、具体性不太够，如果再精准一些，我觉得空间还是有的。

◦ 王竞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转载自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