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理师看过风水之后，掌墨师依靠多年经验在木料上作出标记，手下的木匠、泥瓦匠按照这些标记盖起一座座房屋……在中国，这样建起来的无名氏建筑散布在城乡，成为几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1964年，建筑师、社会学家伯纳德·鲁道夫斯基为展览“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写了一个序言，最后一段，他如此写道：无名氏建筑“作为无名建造者哲学思想及设计技能的载体，为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提供最为丰富而尚待开发的建筑灵感之源。由此衍生的建筑智慧超越了经济与美学的思考，触及了更加艰难并且日益令人烦恼的课题——我们如何生存而且继续生存下去…”

逃难中发现了无名氏建筑的价值

“一个郊区居民躺在自己的割草机旁边睡下，扯一张礼拜天的报纸盖在头上，这样也就再次演绎了建筑的诞生。”伯纳德·鲁道夫斯基的这句话曾经是离经叛道的。在西方古典主义的定义中，只有神庙、宫殿、城堡才是建筑（architecture），由无名建筑师建造的民居不在建筑艺术的视野范围内。

1964年，鲁道夫斯基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没有建筑师的建筑”(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展览，试图冲破对于建筑艺术的狭隘理解，认为除了为神袛、商业巨头、贵族兴建的建筑之外，还应关注平民的房屋。而在这之前，无名氏建筑连一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也被称之为“乡土（vernacular）建筑”、“自生（spontaneous）建筑”等。

在中国，对于无名氏建筑又存在另一种忽视，而这种忽视几乎根植于中国建筑史的理论基础，也反映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矛盾性。南京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赵辰说：“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营造学社有一个比较民族主义的建筑思想，必须建立能与西方的建筑历史抗衡的中国建筑史。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对于中国建筑的认知，就是需要去找符合西方古典主义美学标准的中国古代建筑。很明显，建筑的类型方面首选宫殿、寺庙，按照西方古典主义的标准大概有三大要义，即永久性、纪念性、壮观艺术。唐代的宫殿、寺庙在这三点上更加符合。这种东西成了我们的偶像。”“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所谓‘民居’为代表的‘土木/营造’必然被轻视。”

抗战的流亡生活让这种“认知”上的局限有所突破，赵辰在《作为中国建筑学先行者的林徽因》中引用了费正清的太太费慰梅的说法：“从北京到昆明穿越一千五百英里的内地乡村，晚上就宿在村里，在艰苦和疲惫的条件下的旅行打开了研究人员的眼界，使他们认识到中国民居在建筑学上的特殊重要性，这种住所的特色，它们因住户生活方式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中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变化，忽然一下子变得显而易见而有意思了。”

赵辰说：“我看到这里的时候觉得非常悲凉，我们的建筑文化真谛是在逃难当中才体会到的。”刘敦桢先生，《中国住宅概论》的作者，中国民居研究的一个重要成就者，“他调研的第一个民居其实就是他的家，当时他逃难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同样在那样一段特殊时期，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昆明郊区的龙头村设计、建造了一座农舍。梁从诫说：“两位建筑师一生中为自己设计建造的唯一一所房子。”这座建成于1940年的农舍在梁家的好友、汉学家费正清的描述中具有某种舒适感，“本地的土坯墙和瓦房顶，内部是轻质的木结构和粉白的石灰墙。后面则是在桉树丛中漂亮的小花园。”房屋的主客厅有南方少见的壁炉，客厅的西侧开着一道门，通向金岳霖住的一间小耳房，是后来加盖的。金岳霖晚年在回忆录中说到龙头村的这所房子，“木头架子竹片墙壁。目的只是不逃警报而已”。这个中国建筑史上两位大师盖的农舍长期以来也一直以无名氏建筑的样貌破败着，直到前几年才被找到并重新修葺。

爱斯基摩人只能用冰雪建造房屋

人类建造使用所有的材料，而建造完全取决于现实条件，爱斯基摩人是永远不可能用木头建造房屋的，江南也不可能挖窑洞，无名氏建筑的特性就是就地取材。中国无名氏建筑的传统是土木营造，用石头建造桥梁、陵墓，在民居上石材用得不多，但也有全部以石头垒成的村子，在河北省井陉县于家乡就有一个石头村。传说村里住的是明代民族英雄于谦的后裔，村中还有于氏祠堂。村里的男子多数是石匠，全部街道以乱石铺成，房屋以石头垒成，村中有个三层高的清凉阁，不打地基，不填辅料，用石块由下而上打垒而成。但这样的石头村子是特例，只因当地石材丰富。正如伯纳德·鲁道夫斯基语所说：“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它（无名氏建筑）是罕见的优秀感知判断的结果。”

于家村的人靠石，而侗族靠木。侗族村寨是木构的天堂，侗族则被称为“做木构的天才”。侗族按照山林来发展村寨，多大的山林就养多大的寨，寨子的规模过大之后会分寨。他们还人工种植山林，体现了与生态系统的共生关系。鼓楼、花桥、歌坪、萨姆教的庙宇是侗族村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公共建筑一般由大家共同建造，由专用的山林提供建造所需的木料。其中鼓楼是村寨中重要的功能性建筑，一旦有重大事件需要召集众人时，寨中“头人”便上鼓楼打鼓，鼓楼中间有火塘，村民也在此商议寨内事务。建造鼓楼前一般必须找到四根大杉木之后才开建，因为鼓楼是四柱框架核心体。花桥与鼓楼的建造逻辑是一致的，只是一个往高处发展，另一个往水平方向发展。花桥是典型的廊桥或者风雨桥，除了有桥梁的功能，还能积聚人群，是重要的社交场所。无论是侗族的鼓楼还是土家族的吊脚楼，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无名氏建筑因为地理上的隔绝，相对完善地保存了祖先传承下来的建造技艺与建造传统，成为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活化石。

无名氏建筑主要是土木营造，殷商时代的无名匠人就已经掌握了成熟的夯土技术。夯土一般由黄泥、白灰、沙或者石子以及红糖组成，有时按比例混合一些糯米汁。陈志华所著的《楼下村》中记述了一种无名氏建筑材料：三合土。听起来十分金贵，用细沙子、熟石灰、黏质黄土按一定比例搅拌均匀后发酵，至少经3次搅拌3次发酵，最后椿上红糖水，再次搅拌，便成了良好的建筑材料。“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人讲的“三”其实是一个虚指，意味着多数。

所谓的三合土，也就是复合的土，有人把它称为“传统的混凝土”，在无名氏建筑中被大量使用。但是各地成分都不同，配比也是各有不同的。赵辰曾经在福建看到工匠用蛋清、糯米冲成的糊制作三合土的原料，还有用到盐和贝壳粉的，古时大概当地不产石灰，贝壳粉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用来替代石灰。不同配方三合土用在不同的地方，可以做地面也可以做墙面。福建有些工匠按照传统方法配制的三合土比现在的混凝土的坚固性还好，但价格也更昂贵。民间对三合土的配方都没有过记载和研究，很多配方已经消失了。

修紫禁城的无名氏建筑师

陈志华在《西华片民居与安贞堡》中提到西华片建房习俗：看山、定盘、算尺寸、画水卦，接着是整地基、大木、泥水、屋顶等施工程序。最后上梁，标志新宅落成。在这整个过程中，看风水的地理师、掌墨师以及主人家三方决定了房屋的选址、样貌。所谓的掌墨师就是“拿墨斗的人”，在确定了房屋的基本框架后，他们会拿着墨斗在关键部位打点画线，其他木匠师傅根据掌墨师留下的墨迹进行施工。掌墨师是无名氏工匠中的工程师，是建造无名氏建筑的核心人物，如果掌墨师画错一点，轻则导致上木料报废，重则影响整座房屋的结构。现在侗族还有传说中的末代掌墨师，使用仗杆（一种两仗八尺长的测量工具）、签和尺等工具就可以进行测量设计，并计算出所需的材料。他们完全依据经验而形成的工作方式如今看来有几分神秘。

在无数的无名氏建筑的建造者中，只有苏州的香山帮扬名天下，因为他们被明成祖拉去北京修建了紫禁城，其中有个叫蒯祥的工匠还官至工部侍郎，他参与和主持了紫禁城前三殿、乾清宫、坤宁宫的重建，北京衙署、北京隆福寺、南内，以及北京西苑殿宇的建造，包括设计建造承天门（今天安门）。香山帮虽然尊鲁班为祖师爷，但是在他们的崇拜中，蒯祥才是自己的祖师爷。香山帮作为苏州一个具有地域性的行帮组织，成员以同行、同乡的匠人为主，赵辰称之为“职业行会”。顾希佳在《中国民俗通志生产志》中写道，工匠的师承关系在旧时有着一定的系谱性，所收艺徒大多是该工匠的子弟、亲戚或同乡，以保证技艺不外流，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帮派。香山帮的工匠之间还有行话，即所谓“切口”，也是为了保证技艺不外泄。比如“木匠”叫“木角两”，“泥水匠”叫“水落里”，“工头”叫“蛇流子”，“小工”叫“叶龙”，切口主要运用了摩状、藏字、谐音、借代、拆字等方法，没有文字记载，依靠师徒之间口头传承，如今已经失传。

仓促西化的无名氏建筑

中国无名氏建筑大部分是院落式的，苏州民居狭窄而多进深，皖南的院落有“四进堂”、“五进堂”，每进一堂便递高一级。云南的是一口印封闭围合的，正房、厢房和入口门墙围合成正方如印的外观。在一个密集的城市中，争取到土地或者说争取到沿街的店面比朝向更重要时，所以，有些民居会牺牲朝向，但是院落能够很好调节朝向的问题。在无名氏建筑中，有些院落中正房不朝南，但是厢房朝南，或者院落有二楼或者几进的话，也能住得比较舒适。

西方人有一块空地，会将房子放中间，周边是空地，中国人是反过来的，形成院落，将内部开发出来。

赵辰说，中国的民居便是这类外向的封闭性与内部的开放性的结合。这与中国的审美情趣、生活习惯、儒家思想、以家庭为中心，对外不讲排场、不露富都有关联，也可以代表中国人对空间的理解，家庭用围墙围起来，扩大到城市就需要用城墙围起来，国家也是这样，最后要用长城拦起来。

但是，也有特例，在福建、广东两省，华侨输入的西方建筑文化开始让散布乡间的无名氏建筑向空中发展。在广东开平，最高的碉楼有8层，兼具防涝防匪的功效。华侨从国外进口了水泥、钢筋、玻璃等建材，将碉楼的顶部做出哥特式的尖拱、巴洛克的装饰，甚至还有伊斯兰风格的叶形券拱等。碉楼的门楣彩画中有对火车、轮船、汽车等现代工具的描绘。为了防止匪患，楼顶还装了探照灯、警报器。它呈现着某种分裂的个性：一方面它是防御匪患的堡垒，另一方面，它绮丽的装饰又无时无刻不炫耀着主人的财富。

“开平碉楼以其外表形式的强烈西洋式样却座落于中国的乡间；如此的‘西化’却并不是殖民化和被动性的，甚至于其建造的历史也远远早于1840年的中西交恶之始。”在赵辰看来，这类只是顾及到民众的生机而主动、积极涉取其他文化长处，是一种最合理的良性文化发展。

传统生活不再，无名氏建筑何存？

在西化的过程，碉楼也有一些仓促感。张复合、钱毅、杜丁凡合著的《开平碉楼：从迎龙楼到瑞石楼》一文中说道，修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碉楼大多由混凝土浇筑，英国进口的水泥、石灰和卵石搅拌而成，当时的工匠尚没有掌握混凝土配置、浇灌技术，三者的搭配比例比较随意，而且搅拌也很不均匀。碉楼的混凝土楼板通常架设在工字钢梁或钢筋混凝土梁上，楼板内一般配有钢筋，钢筋的使用比较随意，显然没有体现受力计算的结果，基本只起构造作用。墙体则通常不配钢筋。所以，就如同赵辰所说的，按照西方的方式来建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比在家里放一座西洋钟要复杂得多，“因为建筑是一个在地的过程，而生根是很难的”。

修碉楼的都是开平当地的无名工匠，其中有一个叫“泥水享”的泥水师傅因为水泥预制构件做工精细，而成为当地的名师。此时，泥水师傅已经迅速取代了木工在工匠中的地位，掌墨师的角色也被更为现代的图纸取代，碉楼的设计图来自楼主从国外带回的图纸，也有请广州设计师设计的，当然，无名匠人依葫芦画瓢模仿的也不在少数。

又过了50年，中国乡间大规模地出现了依样画葫芦的修建工程。无名氏建筑师用水泥预制板、不锈钢装饰物、厕所瓷砖外墙仿制着一个个现代化的梦想。他们比祖先更追求速度与效率，也更满足于外在的形象。为了效仿浦东的东方明珠，他们甚至让三层小楼的尖顶顶了三个不锈钢钢珠。最近30多年修建的无名氏建筑通常被认为是恶俗。但是建筑史学家认为我们不应该过于苛刻。

“因为传统的建造习惯、生活习惯已经部分或者全然消失了。所谓的恶俗是以传统民居为比照的，当生活习惯都变化，又如何去讨论这个问题呢？房子是要被使用的，而不是单纯作为审美对象而存在。这不仅是一个建筑学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赵辰说。

赵辰简介：

赵辰，南京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知名建筑师。主要从事当代国际建筑理论背景下的中国建筑研究，如中国的建构文化、居住文化和城市文化，著有《适应性住宅》、《立面的误会》等，2005年因“浙江省庆元县后坑木拱廊修复工程”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卓越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