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墙那地方，我们根本不需要墙。他那边全是松树，我这边是苹果园。”

“春天在我心里作祟，我在想：能不能把一个念头注入邻居的脑里？”

“我在造墙之前，先要弄个清楚，圈进来的是什么，圈出去的是什么。”

这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著名的《补墙》。在人类的空间意识里，大概没有比墙更复杂的意象。弗罗斯特生活的美国工业化时代，墙在文学作品里往往象征着生活的苦闷、使人性格异化的束缚，甚至横亘在种族之间的歧视。

中国1980年代朦胧诗人，从舒婷、顾城到北岛，更把“墙”的隐喻发挥得淋漓紧致。最揪心的一首无疑来自梁小斌：“妈妈，我看见了雪白的墙。这上面曾经那么肮脏，写有很多粗暴的字。妈妈，你也哭过。就为那些辱骂的缘故，爸爸不在了，永远地不在了。”这首诗作为新时期朦胧诗代表作选入高中语文课本。

出于特定时代的文艺需要，冰冷、疏远、禁锢成了人们强加于墙的想象。但无可否认，在另一方面，墙从远古被创造出来开始，第一次从异己的自然空间中划分出私人空间，为人类阻隔风雨，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庇护。

内敛的华夏民族对墙尤其依赖，东汉《释名》对墙的解释含有隐藏自我和保护自我之意。从山野篱笆到城镇砖墙，从宫墙到长城，人们在自己领地筑墙，心里便有了安全感——这又使人获得勇气去探索墙外的大千世界。

既然生活离不开墙，不可能完全将其推倒，于是在建构墙的功能性之后，人们又开始探索它的审美价值。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介绍了四种墙的装饰，其中女墙很有讲究，它是为防止深闺女子和外界接触而筑的矮墙，但热烈芳心哪能按捺得住，于是“墙上嵌花或露孔，使内外得以相视”——这才有了“一枝红杏出墙来”。

如今，墙的作用仍是实用和美观，对一个家或一个公共空间，无论技术性的装修还是艺术性的装饰，墙都是决定风格的主要因素。“只要空间里出现一段墙壁，就会产生出于意料的效果。”芦原义信说。

为了让生活空间更舒适、有趣、美妙、温暖，获得安全感之上的归属感，现代人用缤纷的创意消弭了工业时代四面白墙的压抑感，今天的墙可以有表情，有温度，有呼吸，有光影声色，有喜怒哀乐。

有表情的墙，在家里画上窗外风景。


15世纪，炫富的路易十一喜欢把他的城堡挨个住一阵，又希望搬家时能带走熟悉的“墙”。于是他令人绘制50卷天使图案的壁纸。法国被认为是欧式墙纸的发源地。但现代意义上的墙纸是在18世纪中叶，随着英国人使用机器批量印刷墙纸而普及的。不过，罗马尼亚人却创造性地想出了更简单、更有动手乐趣的点子，一百多年前他们开始用一种带有浮雕图案的滚筒在墙上刷出墙纸效果。后来英国女孩 Clare Bosanquet 在路途中发现这个奇妙的滚轮，并进行改良。无论古典还是新潮的复杂印花，一把滚轮、一桶油漆就能让普通人轻松刷出有图案的墙壁。

当然，用固有图案贴或刷成的“表情”不免呆板，那么手绘墙就是最随心所欲的方式。英国艺术家Charlotte Mann只用一支黑色油性笔，就能在墙面以原比例画出立体感的家具，还能画出窗外的景色，细节细腻逼真。

白墙是最好的画布，就连半拉子美术基础的文艺青年，通过铅笔描摹轮廓然后上色，在自家墙上绘出梦露俏皮的头像并不是难事。苦恼孩子乱写乱画的年轻父母，不妨顺其天性而引导，带着孩子创作手绘墙——实在接受不了，还可以劈出一块区域刷上可用粉笔写画、能够任意涂洗的黑板漆。

有思想的墙，让世界变得更好看。

  

涂鸦在家庭是一种情调，而当它出现在街头，却有可能升华为思想。全世界最著名的街头艺术家班克西，自掏腰包出了一本书叫Wall and Piece。

“涂鸦不是粗俗的艺术形式。虽然你可能得在晚上偷偷摸摸地行动，向妈妈撒谎，但涂鸦其实还比较诚实。没有精英主义，不会自吹自擂，展示在镇里最好的墙上，也不会让人因门票价格而却步，”班克西说，“墙一向是发表作品最好的地方。”

他发表作品时通常是这么干的——在一个夏夜来到伦敦西区街上，用油漆展现“切·格瓦拉从画面上滴落”。他认为这件事和市场上贩卖切·格瓦拉的T恤、提包和徽章可不一样。

但这种不被警察允许的行为艺术只能偷偷在凌晨进行，每当听到有车开过来，他就隔着灌木丛观望一番，等没有动静再继续作案。

有时他还有机会见证同样在黑夜掩映之下、另一种真正的顶风作案——曾有一辆车冲进手机店，6个戴着“脸基尼”的人把拿得动的东西都装进黑色塑料袋，又随即钻上车呼啸而去。“我张大了嘴站在那里，一手拿着油漆桶，另一手是垂晃的画笔，周围唯一穿着随意的男人就是我。我感觉如果继续在附近出没，情况会对我很不利！”他只好丢下油漆桶跑掉。

班西克的梦想——“涂鸦并不犯法，人人皆可随心所欲地涂画。每条街都充斥着百万种色彩和只言片语。站在公交车站牌前绝对不会无聊。那座城市就像一场舞会，每个人都能受邀出席，不是只有精英代表和企业大亨才能参加。”

他发现，除了政治家便是广告商才宣扬涂鸦危险，而这些在建筑物和公交车涂上斗大标语的广告商“才是真正破坏景观的凶手”。“有些人变成警察，是因为他们想让世界变成更好的地方。有些人变成破坏狂，是因为他们想让世界变成更好看的地方。”

会呼吸的墙，人工创造一个微气候。

美国设计师Christopher Jobson从日本花道吸收灵感，用植物标本做出了鹿角状的墙上插花，这算得上为植物爱好者和环保主义者量身定制的墙面装饰方案。

事实上，除了标本，生长中的植物也可以作为墙饰甚至直接当墙用，国外流行起来的green wall，这种被植物覆盖的墙体设计已经从室外延伸到室内，从公共空间向家庭普及。墨西哥著名环保住宅Paul Cremoux W建筑事务所，墙上种了4000棵植物，除了提供绿意盎然的视觉之美，还可调节温度、湿度和空气质量，相当于在人工空间里形成一个微气候。

爱运动的墙，名副其实在居住中锻炼。 

 

攀岩不用去户外，在室内爬墙就行了。Adidas指定的官方攀岩馆在美国Somerville的店设计了一面近7米高、总面积3000多平方米的攀岩墙，顶部即为工作区域，平衡球代替椅子，站立式办公桌上装有引体向上杠杆，名副其实“在工作中锻炼”。活跃的老美还将曼哈顿一家酒店30英尺宽的墙设计成乐高积木墙，欢迎路人加入垂直拼图游戏。

在德国柏林，一家挂满自行车的外墙吸引了各路人群参观。起因是这家自行车店某次进了40辆车无处安置，店老板随口说“挂墙上”，于是这些车就被漫不经心地挂在房子外风吹雨淋。没想到原本不景气的生意因为这面怪异又幸运的墙，营业额提高了40%。

说到装饰墙的“异形材料”，为了表达对生活场所遍布摄像头、无时无刻“老大哥在看着你”的不满，西班牙艺术家Spy给马德里一家酒店外墙装置了150个假摄像头，这简直像乔治·奥维尔小说里的情景。

有感情的墙，看得见喜怒哀乐。

Martin Alintuck担任爱德曼公关中国执行总裁时，从客气、疏远的格子间办公氛围感觉不到和在美国时有什么不一样——除了周围是中国员工。“我决定改变这种现状。”他说。

他挑选了许多中国的写实主义摄影作品悬挂在公司墙上，每一幅都是一个人情浓郁的中国故事，比如亲密拥抱的《老朋友在上海》，比如在严肃学校里露出调皮神情的小孩。这面照片墙，拉近了Martin Alintuck和中国员工的心理距离——职场尚且如此，无怪乎照片墙成为如今家庭欢迎的装饰方式——还有什么比亲人笑脸、美好片段更能唤起对家的归属感？原本冰冷、呆板、压抑的墙体，因此有了脉脉温情。渗透生活细节的技术让打造照片墙轻而易举，爱普生的一款彩色打印机，甚至体贴地具备调整亮度、饱和度以及修正红眼的美图功能。

对于让墙面“感情生动”，现在更带感的是投影墙——请忘掉童年时代露天电影幕布上的点点雪花，忘掉学生时代课堂上模糊的投影，爱普生已经实现足够高清的投影设备，完全满足人们在家里看一场大片，不需要电子屏幕，就在墙上，有光影声色，有喜怒哀乐。

哦，这家生产数码设备的公司对墙似乎有一种“不务正业”的专注，它经常参加国际墙纸布艺展览会——它的微喷写真机，真的可以打印墙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