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掀起了一股城市品牌建设之风。正如文旅专家熊晓杰所观察到的，各个城市都在拼城市品牌建设、拼文旅，由此进入“一切皆文旅”的时代。

一些原本存在感较弱的城市或县城，因为美食、冰雪游、足球赛等事物而“出圈”：山东淄博、黑龙江哈尔滨、贵州榕江……这些地方获得大量关注之后，不仅当地居民更愿意留下来，投资者也更愿意参与投资。可以说，文旅项目带动了城市品牌或区域品牌。

今年4月，淄博、洛阳、泉州等27座“C牌城市”齐聚鞍山，围绕C牌城市发展问题，召开了“旅行就选C”战略首发大会。

新华社报道指出，相比于各个省会城市和许多“B牌城市”，C牌城市多数人口适中、文化独特，文旅资源也没有被过度开发；同时，它们承载力强、公共服务好，在旅游资源和旅行接待方面独具特色和优势

。C牌城市“出圈”的原因有哪些？尚未为大众看见的C牌城市或低线城市，又该如何展露个性，形成独特的城市品牌？

围绕一系列问题，我们和熊晓杰聊了聊。以下为采访实录。

“小众引导大众”的时代

《新周刊》：在你看来，C城在城市发展格局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发展C城有何意义？

熊晓杰：C牌城市对应的是各个省份中汽车牌照为C的城市，一般代表本省内排名第三的城市。

但实际上，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排名早已不能仅凭车牌而论。有的C牌城市可能跃居第二，有的C牌城市则可能掉出前三位。

山西阳泉固关长城雪景。这里是我国最早的明代内长城。（图/视觉中国）

比如广东佛山，车牌号是粤E（顺德、南海两区除外），但它的城市发展水平和粤C珠海并没有太大差别，同时有着非常强的个性。

我们在讨论C城时，不如将其看成以C牌为代表的某一类城市。这些城市的配套设施比更低线城市完善，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基础、主题公园基础或者自然风景基础；同时，相对于A牌城市和B牌城市，它们又可以为游客提供更多未知的美好和价廉物美的消费体验。

以C牌为代表的城市的“出圈”，有多方意义。首先，可以给老百姓带来幸福感。像淄博的当地老百姓，虽然在大批量游客来临时他们不得不让渡一些权利，但是他们呈现了极强的自豪感、荣耀感，并实现了经济增收。

其次，文旅的发展，或者说城市的“出圈”，有利于造福外地游客；第三，城市“出圈”以后，有望获得更大的投资，发展也更有动力。

《新周刊》：C牌城市在文旅方面的投资体量，或者说希望打造文旅IP的城市的数量，有明显变化吗？这些变化为什么会出现？

熊晓杰：发展文旅，不仅是C牌城市的选择，更是所有城市的选择。相对来讲，在最近的城市品牌推广热潮中，低线城市和C牌城市的积极主动性更强。这背后有几个原因。

其一，C牌城市不同于北上广深，它们在资源、家底和声量上都稍有逊色，因而有更强烈的发展愿望。

其二，淄博等城市的“出圈”为其他小城市树立了样板，让包括C牌在内的城市相信，即使没有一流的历史古迹和主题公园，也可以“出圈”。

其三，消费者的心态和消费行为正在发生变化。炫耀性消费被摒弃，有志阶层更乐意去消费具有一定门槛，需要知识、价值观支撑的东西，比如看画展、参观博物馆等。他们希冀通过消费，表达对自然环境、在地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的关注。

此外，“消费降级”趋势下，人们也更乐意前往低线城市消费。这些城市不仅有等待被发掘的美好，消费还很便宜，这一点从淄博的走红可见一斑。

我们在当地调研时发现，淄博的火爆，离不开济南的大学生，他们乘车去淄博吃烧烤的费用，要低于在济南用餐。而淄博市政府紧抓热点，通过开通“烧烤专列”、景区门票打折等措施，把当地的消费热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推动了淄博的“出圈”。

C牌城市和低线城市出现流量热，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小众引导大众”的时代。回看很多热门消费项目的兴起，会发现它们大都是由小众文化引发的，比如嘻哈、街舞、博物馆热等。

它们的兴起离不开先行者的探寻，这些先行者率先发现其中鲜有人问津的美好，走了少有人走的路，并由此获得愉悦感。

《新周刊》：C城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该如何发挥其优势？

熊晓杰：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配套设施齐全、完善，不仅有商业街区、主题公园，还有历史文化底蕴。

C牌城市或者低线城市的情况有所不同，要发展文旅，就必须找准并放大自己的特长，这是它们和A牌城市、B牌城市竞争的发力点。对于这些城市而言，最好的策略是打造“一城一品”，即每个地方都有独到的特色。

像郑州中牟，过去一直聚焦历史文化底蕴，主打标签是“潘安故里”“箜篌之乡”——这与河南大部分文旅城市主推文化名城策略紧密相关。但实际上，这一标签在与洛阳、开封、安阳等历史名城竞争时，并不占显著优势。

我们在中牟走访时发现，这里有一个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核心优势：一条8公里的大道上，坐落着8个国家级的主题公园。因此，我们建议中牟紧扣“中国主题公园第一县”这一提法，打造城市品牌。

这样的经验在鞍山同样适用。鞍山的旅游资源禀赋并不突出，虽然有岫岩、岫玉和汤岗子温泉，但这些只是区域优势，在全国文旅市场上几无竞争力。

要让这样一个C牌城市“出圈”，必须找到它的第一性、唯一性——鞍钢。可以说，鞍钢就是鞍山，当人们提起鞍山时，总会不自觉地想起“共和国钢铁工业长子”“钢铁工业重镇”以及超级IP“雷锋”等文化符号，想起它为中国工业发展做出的特别贡献，想到它的精神价值。

鞍山拥有的工业遗址数量是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独有的工业文化也是难以复制的。依托丰富的工业遗址和红色精神，鞍山可以打造中国最具特色、最大规模、沉浸式的工业复古风的体验场景。我相信，鞍山只要用好优势，就有望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城市大IP。

甘肃省金昌市的“火星1号基地”。此地的戈壁滩拥有与火星最为相似的地形、地貌特征，成为近年知名的网红打卡地。（图/IC photo）

“没有榕江就没有淄博，没有淄博就没有天水”

《新周刊》  ：27座C牌城市组成“C城联盟”，展现了抱团式发展思路。如何看待这种思路？C牌城市在联盟中能做什么？

熊晓杰：C城联盟是一个很有创意，且有望能持续产生经济效益的选择。联盟成立后，可以从多个方面为城市发展提供动力。最直接的，就是为各个城市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打通彼此之间的壁垒。

回看近两年“出圈”的低线城市或县城，我们也许可以说，“没有榕江就没有淄博，没有淄博就没有天水”。

低线城市的相继“出圈”，增强了后来者的信心，起到了很好的启发和激励作用。其次，联盟成立后，城市可以互相借势，形成新的流量热。

比如今年年初大火的哈尔滨，相继迎来了广西“砂糖橘”、云南“迷你野生菌”、河南“小烩面”等——这些富有童趣的标签，其实也是对广西、云南、河南等地的一种宣传，切实凸显了各自的地方调性。

这种抱团式发展不仅对C牌城市大有裨益，对所有以C牌为代表的城市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加入联盟的城市，要做的就是走出去、拥抱彼此。

比如广州是著名的荔枝产地，拥有增城、从化、花都等多个荔枝产区，它们在荔枝旺季时，无一例外都在力证自己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原型。

当地纷纷举办推广会、晚会等，但产生的效果很有限，诗句中的荔枝究竟是来自惠州还是从化，从来没有定论。

去年，增城荔枝迎来旺季时，我们建议增城方面跟西安华清宫联动，在舞台剧《长恨歌》演出期间，向台下的观众赠送荔枝，以此向全国人民证明杨贵妃食用的荔枝产自增城。

通过这次联动，增城荔枝和杨贵妃的关联性得到了加强，增城荔枝也走出了当地。这一次合作，堪称跨区域合作的样板。

但也应该看到，各个城市在品牌推广上的合作仍很局限，区域媒体仍以报道所属区域新闻为己任，很少宣传其他城市的内容。

C城要在联盟中实现共赢，就必须打破地域文化限制。比如洛阳举办汉服节，可以邀请山西晋中一带、河北邯郸、云贵川等地的商家和游客参与，参加人员不仅能穿汉服，还可以穿着晋商服饰、战国袍、少数民族服饰等。体验越多，活动越丰富，印象自然会更好。

《新周刊》：不少C城并不缺少文旅资源，但默默无闻者居多。原因何在？如何克服这些障碍、顺利“出圈”？

熊晓杰：这些城市之所以默默无闻，受制于主政者的决心、魄力和见识。首先，他们看不到打造文旅IP的好处，没有看到文旅项目不只能带火旅游，更能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招商引资。

像淄博走红后，很多人觉得淄博热只是昙花一现，最近还泯然众人矣。其实，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误区。

要我说，淄博就像一个演员，虽然之前寂寂无名，但在主演了一部票房大卖的电影后，已经跻身一线行列。即使淄博的流量稍有降低，但它的城市知名度仍是其他城市拍马难及的。

此外，一些主政者不懂得宣传的路径和打造品牌的方法，也不善于向外寻找支援；更有一部分官员习惯了懒政，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无所作为。

要改变这种现状，当政者必须改变观念，动起来，展现足够的魄力。只有人改变了，城市才能从根本上获得改变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