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彦涵和夫人白炎合著的《求索集》结尾，他用“没去巴黎，直赴延安；半生坎坷，一生求索”概括了自己的一生。为了纪念2011年9月去世的版画家彦涵，2012年年初，“中国美术馆藏彦涵版画特展”在北京举办。

彦涵是著名美术教育家，也是中国版画的扛鼎之人。正如中央美院教授、美术评论家殷双喜所说，彦涵“不仅在延安时期就是最重要的革命版画家，以其画笔和刻刀记录了20世纪中国人民的苦难和斗争，而且也是新中国版画教育和版画事业的奠基者”。

中央美院建校伊始，有绘画系、美术史系和雕塑系，没有版画系。“中国的版画曾为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是应该发扬光大的。”彦涵坚持认为版画作为一个学科，有独立存在的必要。经他和副院长江丰多次努力，1956年中央美院终于设立了版画系，由彦涵出任系主任。

一手拿枪，一手拿笔

1935年，19岁的彦涵背起行装，准备前往国立杭州艺专。舅舅的好友陈佛生反对。几次争执，拗不过彦涵，陈佛生说：“你学画我赞成，不要画风花雪月，要画沧海桑田。”这句话，影响了彦涵的一生。

1938年夏，同学们去巴黎留学，彦涵则徒步11天去延安革命。延安条件艰苦，“学油画，学不了；国画，毛笔都没有；什么也没有，就是学木刻了”。他参加木刻训练班，从此握刀向木。

三个月后，彦涵参了军，他和胡一川等人组织木刻工作团，驻扎太行山根据地四年。彦涵曾说：“我们当时的艺术就是要反映人民的苦难、斗争和希望，反映人民英勇抗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和事迹，反映国内大的政治形势。”版画是当时的重要宣传手段。1939年春节，民间年画在农村普及的特点给了彦涵灵感，他用战士取代门神，创作一批以抗战内容为题材的新年画：《保卫家乡》、《春耕大吉》、《军民合作抗战胜利》等。这是中国木刻的新开拓、新探索和新尝试。群众争相购买，八路军总部争相张贴，彭德怀亲笔写信表扬，并索要一套新年画。

1940年“百团大战”浴血奋战，彦涵也用熟练有力的刀法刻出杰作。《亲临前线指挥的彭德怀将军》就是当时的代表作。1942年2月和5月，日军两次对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在日军包围中，彦涵手持一支土造步枪，带领队伍拼尽全力。1943年他创作《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草》、《奋勇出击》、《把她们藏起来》、《侦察员》和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等经典木刻，战友们手手相传。毛泽东看了也说：“刻得好，很有气势嘛。”

版画家力群称彦涵的木刻画为“壮烈的进行曲”，“我最喜欢其中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这幅木刻决不是没有生活体验而能空想出来的”。这幅作品中，和队伍失掉联系的八路军正在瞄准射击，正在准备战斗的是民兵。版画家古元看到这幅画也连声叫好，并说：“你表现的战士，放在画面的上线上非常好，构图别致，虽然没有直接表现出敌人的形象，但是这种暗示更好。”

如果没有对战争出生入死的感受，就不会有这样的激情和精神。彦涵的部分作品由周恩来带到重庆，送给美国和苏联的记者。1945年4月《生活》杂志刊载彦涵作品，标题为“木刻帮助中国战争”。据说，这本杂志曾发给在远东战场上的美国士兵，以中国军人不怕牺牲的精神鼓舞他们。

用画笔继续革命

1940年7月至1941年2月，彦涵到国统区从事秘密工作。他携绝密情报从西安转辗到洛阳八路军办事处，还带领暴露的31位地下党员通过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返回根据地。“我的良好表现获得了嘉奖，被升职为营长，并且还可以担任更高的职位，但是我没有接受，我想继续画画，我决定用我的画笔继续革命。”

中央美院副院长谭平说：“每个时期，老先生都能对自身艺术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超越。革命时期他是战士，但他没有将创作停滞在延安时期探索阶段；‘文革’时期他受到打压，但他也没有因此停下在艺术道路上前进的步伐。”

“文革”后，彦涵开始创作抽象作品。“我希望不仅可以表现视网膜感应到的，更要表现大脑感应到的；不仅要表现看到的，更要表现想到的。”彦涵还曾说，“人在青年时代拼搏的是技术，中年时代拼搏的是修养，而老年时代拼搏的是品格。”他在北京后海的画室只有9平方米，面对外国友人的震惊，彦涵说：“我有两间画室，一个9平方米，一个960万平方公里。”

1987年，彦涵遍访巴黎的美术馆。回国后，他打破形式制约，作品也更富寓意与哲理性。90年代后，彦涵的艺术全面抽象化，再也看不到过去战争题材的痕迹。中央美院教授广军说：“虽然，世上有一句话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是，实际告诉我们，谁也没有超过他。”

2008年，彦涵画了一幅巨幅彩墨画《迸裂》，绚烂美丽又生机勃勃。他说：“有一天我会离去，但是我会像烟花一样迸裂开来，留给人世间最后的美丽与辉煌。”“步入90岁后，彦涵先生创作的抽象绘画，每一张都充满着对生命的危机和对生的渴望。他把每张作品当作绝笔之作来创作的艺术态度，以及用一生来否定自己的创作激情，给美术史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艺术财富。”谭平说。

2011年，彦涵双目失明，但仍靠感觉勾画想象的图景。这位勤奋而高产的艺术家，一生创作了2000多幅版画和数百幅国画。江丰很多年前这样说过：“如果将彦涵的作品连接在一起，将是一幅壮丽的、史诗般的画卷，他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精神的人民艺术家！”

了解彦涵晚年创作的谭平说：“一位艺术家要创作出载入史册的作品，并不容易。一位艺术家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能创作出载入史册的作品，并不断地否定、超越自己，更是难上加难。可是，彦涵先生做到了。”

不会轻易倒下的战士

谭平说：“无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深陷政治的阴霾，他始终都是一位坚定的战士，甘为艺术奉献自己的一生。”他支持江丰的教改建议，被打入“反党集团”。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河北省怀来县劳动改造。

这种变故并没打垮他，反而对他的创作产生重大影响，他开始在作品中表达人性、仁爱。如《老羊倌》，一个陕北农民抱着一只小羊羔，无比怜爱。一起下放的戏剧文学家王少燕这样评价：“彦涵，那是一个被打得趴在地上战斗的战士。”“文革”中，他蒙受更多磨难，被隔离审查，被四人帮打成“黑画家”。遭受各种不公和批判，他常告诫家人“不要屈服，于生活，于理想，皆如此”。

他的桌上有一张纸条，写着巴尔扎克的话：“我的那些最美好的灵感，往往来自于我最痛苦和最不幸的时代。”

人民英雄纪念碑美术创作组组长郑振铎，指名要彦涵设计纪念碑正面最主要的浮雕《胜利渡长江》，“彦涵长期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具有创作战斗题材的丰富经验，是最好的人选”。1958年纪念碑落成，因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彦涵的名字在作者中“消失”了。然而，几十年来，低调的他却很少向人提起这件事。

他常常提及战争生涯和自己身边倒下的战友。他说自己“始终是一个战争的幸存者”。进手术室做心脏手术前，他写下三个字：“老八路”。亲朋猜其意是“我是个战士，不会轻易倒下”。病榻前，枯瘦如柴的他常拉着学生的手，用含混的语言讲那些在前线牺牲了的战友。他的笔记本上，也始终保留着当年和他并肩战斗、光荣牺牲的32个烈士名单。

这位不会轻易倒下的战士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60年代胃穿孔，70年代多次残胃大出血，80年代、90年代两次大面积心肌梗塞，2008年急性化脓性胆管炎。2011年5月，95岁高龄的彦涵又患上肝癌，被肿瘤折磨得骨瘦如柴。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同是艺术家的孙子彦风说的：“记住，你要做一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