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出现在香港书展的名家讲座上，依然是一贯的浅灰色西装，却背一个双肩书包。

他当天演讲的题目叫“古老的敌意”，早在2005年出版的诗歌翻译文集《时间的玫瑰》中，北岛就特别提及里尔克在《安魂曲》中的这句诗：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

20分钟的演讲，北岛始终低头念稿，以一种播音员式的语调，从不和听众交流——尽管现场源源不断地涌进人，在前排席地坐下，发出巨大的声响，他眼皮抬也不抬，毫无语气起伏继续念下去——这实在不是一个有煽动力的演讲者，让人猜想他在大学里应该就是那些从不和学生互动的教授类型。曾替北岛主编了《今天》杂志“中国当代建筑专辑”的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朱涛笑称：“北岛算是嘴比较笨的，他有个外号叫‘老木头’。”

“作家是一个非常孤独的职业，这样的讲座，如果不是我的编辑逼着我，我根本不愿意来。因为我不需要粉丝，我是反粉丝的。”面对读者提问时，北岛说了这么一句。尽管如此，讲座结束后的索求签名的队伍还是挤满了整个走廊，他们中3/4的人专程从内地赶来，有人尴尬地说：“虽然你是反粉丝的，但我从很早之前就是你的粉丝了。”更多人则激动地要求他在扉页写下《回答》中那句著名格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这是北岛定居香港的第四年。他每天早上穿过公园去书房工作，中午给自己下一碗方便面，晚上按时回家过家庭生活，他对融入香港的市民文化还感到困难，吃不惯粤菜，爱去一家叫“老北京”的餐馆吃炒饼和饺子，不看香港电视，反而偏爱盗版碟里的大陆电视剧。

在被称为“文化沙漠”的香港，北岛每年在中文大学教一门课，又牵头策划了“国际诗人在香港”和“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两个诗歌节。2010年秋天，参加“国际诗人在香港”的谷川俊太郎为北岛写下这样的诗句：“你是何时悄悄打开门，优美而利索地踏入了这粗暴的世界？今天，你又从那里归来，仿佛一个连假日也不休息的沉默的上班族。”

“和呼啸成群的大陆作家不同，香港作家更热爱孤独。也许是由于他们对商业化压力和文学本质有着更深刻的体验。换句话说，这儿没有幻觉没有眼泪，没有天子脚下的特权。依我看，非得把作家放在香港这样的地方才能测其真伪：只有那些甘于寂寞清贫而不屈不挠者才是真的，真的爱这行。”2008年出版的散文集《青灯》中，北岛曾这样总结香港作家。如今他已是其中一员，他宣布：“我是一位香港诗人了。”

2011年夏天，北岛52岁，头发渐渐花白，重新开始写诗。

“我是要跟自己较这个劲”

《新周刊》：从《青灯》到《城门开》，从《七十年代》到《北京四中的暴风雨》，感觉到了香港，你整个人遁入一种回忆中了？

北岛：老了呗！这是很自然的，人到了一定年龄要回头看。不过我认为这种回顾不是个人的，而是我们要反对遗忘。通过个人的回忆，我们要重构原来的历史场景，找到历史的质感。现在的80后基本对以前的事不了解，甚至认为那是古代的事——其实没有多远，这段历史是连接在一起的。我早就有这个打算，不是从香港开始，但结果是在香港看到的。

《新周刊》：你到香港的另一个变化，是最近又开始写诗了？

北岛：我这十年的时间，写诗写得很少，感觉有点不务正业。最初写散文是出于生活的压力，为了赚钱、为了养家。但后来和经济没关系了，就是写上瘾了，写得也挺顺畅的，散文是大家容易说好的东西，也的确是得到了朋友和亲人的赞誉。

这对一个作家是危险的，就像我谈到的和自己的敌意——你得跟自己较劲，你得跟自己过不去——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写散文应该有意识地停掉。诗歌需要几乎全力以赴来写，而且对我来说更有挑战性，需要克服更多的苦难和障碍。我现在转向诗歌，就是要跟自己较这个劲。诗歌像修行，要保持内心的封闭状态，才能和自己有深入对话。

对我来说，现阶段相对来说是一个平静时期，和二十多年的漂泊生活相比，我从来没有这么稳定过。但青春的冲动依然在我内心里非常强烈，我时时能感觉到它对我的冲击，这是我停止散文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还远远没把我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它最好的形式就是诗歌。

《新周刊》：上一次以这种封闭状态创作诗歌，还是在90年代吧？

北岛：90年代是我诗歌的一个高峰，我在那个时候也感到一种危机，就是写得太多了。写作常常会产生惯性，你会突然意识到你写的东西是没有新意的，是一种重复。所以在90年代末，记得当时接受《书城》的一个采访，我就提到要放慢写诗的速度。就跟我现在面临散文的问题一样，突然警告自己，要小心一点，不要重复。

《新周刊》：你说过，诗歌永远是和青春联系在一起的。

北岛：我说和青春联系在一起，并不是指年龄，而是青春的激情。我觉得我依然保存着青春的热情，看我现在的诗，会发现激情和愤怒依然存在。不同的是，我的人生经验和语言经验丰富了。就像陈敬容所说的，老去的是时间。这句话是非常适宜的，我们没有真正变老，我认为我自己从内心里并没有老。

《新周刊》：现在处在青春期的孩子们，都不是特别愿意读诗、写诗。

北岛：现在的问题就是，孩子们都没有青春。这是物质主义时代很悲惨的一个结果。我经常看到孩子们暮气沉沉的，包括我教的一些学生也是这样，他们对世界没有好奇心，甚至没有记忆。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我让他们写童年的生活的记忆，他们没有细节。怎么可能没有呢？再大一统的社会，也会有不同的记忆。这点真的让我感到非常沮丧——他们虽然年轻，但是没有青春。

《新周刊》：你的敌意和愤怒，是和你的天性有关，还是和漂泊经历有关？

北岛：这我就不知道了。愤怒其实不算是一种准确的说法，你不如说它是激情。对爱与憎、对世界不公平的愤怒、对一切美好事物的赞美……这些都在一起。我并不觉得随着自己生理年龄的衰老，这种激情会逝去。

没办法判断别人是什么样的，但我觉得一个人的动力系统是永远的，应该是有一致性的。激情就是我内在的动力系统，直到我生命尽头都是一样，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衰退。

网络时代的危险

《新周刊》：你曾说：“我现在是一个香港诗人了。”是什么样的情况使你说出了这样的话？

北岛：经过这么多年漂泊，身份问题变得不重要了。在美国，或者在国际诗歌节，他们经常标我是“China/USA”，甚至有的就把我变为美国诗人。过去有一部电影叫做《处处无家处处家》，我不再认为归属感有那么重要。除了在语言上我认为汉语是我唯一的母语以外，所有长期居住过的地方都是我的家，连乡愁也变得非常模糊了。我会想念我在加州的生活，想念我在巴黎的生活，现在回到香港，我就很自然地觉得香港就是我的家，我的家人就在这儿，我的朋友、慢慢形成的文化圈子也在这儿。我不认为我说我是香港诗人这有什么不对的，2009年的第一届“国际诗歌之夜”，标的就是“北岛（香港）”，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新周刊》：在香港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北岛：生活不是一个问题。和在美国相比，现在我不用为钱发愁，而且我现在很奢侈，在和我家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我有自己独立的书房。在香港我已经很满意了，没有什么可抱怨的。香港人不太请人到家里去，但我很喜欢请朋友到家里吃饭，然后谈中国跟世界的问题，一直聊到深夜。这是我香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不是太喜欢粤菜。北方人口重，基本上是在家里吃。我有个朋友开了家餐馆叫“老北京”，我们聚会经常就是到“老北京”去吃一顿家常菜。

香港电视我不爱看，我现在挺喜欢看大陆的电视剧的，比如新《三国》、《潜伏》和《黎明之前》，我觉得大陆的电视剧比电影拍得好。正好国内一个盗版商是我的粉丝，我其实没见过他，但他经常给我定期供应各种碟。

香港是一个过路码头，大陆、台湾、美国，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都经过香港。因为人太多了，有时候我不得不逃避。总体来说，这些朋友都带来了各种信息、各种观点、各种立场……所以在这儿，其实是一点都不缺乏信息。

《新周刊》：内地诗人常常感叹“诗歌死了”，而在香港这种地方，诗歌好像从来都不曾存在过一样。

北岛：其实也不是这样。香港只不过是因为生活压力大，作家也不像在内地那样有作协之类的官方机构支持，很多香港诗人其实一直在挣扎，在香港做一个诗人更难。人家说香港是文化沙漠，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整个中国文化都处在一个沙漠化的过程中，凭什么单单说香港呢？而且香港人有一个好处，他们有一种非常执着的专业精神，他们不像内地人说话不算数。

诗歌推广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诗歌节的优点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吸引人们的注意，引起社会效应，但是它不够扎实，人们过了诗歌节，马上又进入繁忙的生活了。我想做一个更具体的工作，邀请国际诗人到香港，和香港社会进行互动，我们组织工作坊，由专家（往往是译者）来进行导读，不仅介绍某个诗人的诗歌，也同时介绍该国的诗歌历史。诗歌的教育其实是需要织体的，就像布一样，织出不同的花纹。仅仅一个大事件是不够的，需要不断地制造新的东西来补充。

《新周刊》：你如何看待诗人和读者之间的关系？

北岛：我认为诗人和读者常常是背道而驰的。我在国外朗诵，常常会遇到一些读者，他们都说：我们喜欢你早期的诗，能不能为我们朗读《回答》？读者和诗人相遇是一个偶然的过程，相遇了也可以离开。所以我为什么反对粉丝文化呢？我认为诗人是不需要粉丝的。至于有没有人喜欢诗歌，是一个偶然相遇的过程。如果他们意识到诗歌的重要性，他们在一个时期喜欢过诗歌，那也不错。

《新周刊》：你是一个不太容易接受新事物的人吗？

北岛：什么叫新事物？（笑）为了传播和推广诗歌教育，网络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三年前，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每天泡在网上四五个小时，去和网友互动。但我确实是对某些东西有抗拒，比如博客和微博，有人盗用我的名字开博客，我反复声明，没人听。

《新周刊》：你虽然抗拒微博，但我发现你其实很了解微博，你连“僵尸粉”这么专业的名词都知道。

北岛：这是因为前不久韩东跟我通电话，他说他开了个微博，送给他一万多个僵尸粉。他说，你开的话，肯定可以送你几万个。

《新周刊》：你为什么如此抗拒微博这种新的传播方式？

北岛：我精力有限。因为我做的诗歌节活动，每天上网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必须花很多精力在E-mail上，我没有更多时间了。而且微博的内容太有限了，就100多字，很琐碎。我后来听人描述过微博，也看到过一些微博的内容，它可以关注很多民间问题，比如丢失的孩子，这是一件好事。但就跟电脑一样，让我们方便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问题，我最近被黑客黑了，邮箱里所有的地址都没了，跟外国作家的联系全都断掉了，我突然感到一个巨大的恐怖，这就是网络时代的危险。

我们在《今天》出了一个新媒体专辑，讨论网络可能带来的对人类整个文明史的改变，包括书写，包括思想，都将发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我们无法预测这个改变会到什么程度，可能远远超过电视对人类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