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整齐的女人拎着印有牡丹花的红白两色痰盂穿过斑马线；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门口，一个发酒疯的醉汉砸碎了医院小卖部的玻璃；身着西装，像黑社会大哥一样的男人正用后槽牙费力地啃着甘蔗；两个中年女人交谈甚欢，她们的脸恰好对准了喇叭状的白色马蹄莲，像是在对植物窃窃私语。

这一切都出现在同一个人的摄影作品中。每天下班之后，34岁的刘涛便拿着自己的富士X100s，在合肥“扫街”。小东门—阜阳路、北一环—阜南路—三孝口—红星路—小东门，这条线路深得刘涛宠爱，因为“派出所、学校、医院都在这条线路上”，他每天围着这条线路转圈，要走上15到25公里。

2014年10月，刘涛的街头摄影作品在微博上一天之内转发量便突破4万。在马不停蹄地拍摄了4年之后，刘涛火了。这位供职于合肥自来水公司的抄表工，如今成为人们口中亲切的“野生街头摄影大师”和“人民艺术家”。

和中国广大的二、三线城市一样，合肥正铆足了劲儿与国际潮流接轨。“以前合肥女人街很火，后来改成了艺术街。但这个艺术街区和北京、上海的相差十万八千里，它也想努力朝那个方面走，总以为涂一涂画一画，或者把门面统一做成镶金门就是艺术范儿了。但顾客一进去，就发现里面卖的其实是土特产。”刘涛说道。

刘涛形容合肥“从无到有，从有到无”，老城区和小商铺正在缓慢而坚定地消失，网购所带来的大规模的店铺萧条，已经在所难免。“只剩下吃的东西和做头发的，就这两样。”但令人欣慰的是，现代化的商场、便利的地铁、高档社区和豪华餐厅却像笋子一样从地里冒出来，毕竟，新的事物足以令大部分人对失去的东西感到可有可无。

要抓拍到生活种种离奇的瞬间，除了“看得见”，还得等。

看街拍摄影大师艾略特·厄威特（Elliott Erwitt）的作品，观众会注意到其中所刻意表现出来的巧合，以及随之而来的妙趣横生。“在你有了三位妻子和六个孩子后，便会开始认为生活是很荒诞的。”艾略特解释道。尽管刘涛的私人生活和艾略特相比简直平淡得出奇，但不可否认，他的街拍影像被关注，和其中无处不在的、如舞台般的荒诞感关系匪浅。

刘涛的摄影天赋，集中体现在他作品中呈现出的幽默感，这一点难能可贵。不能轻易用“人物表情震撼”“构图符合黄金分割”或是“题材引人入胜”这种不负责任的陈词滥调来归纳他的作品。

但要抓拍到生活种种离奇的瞬间，除了“看得见”，还得等。刘涛会一遍遍路过某些他认为会发生点什么的地方，直到那里出现他想要的、足够戏剧性的场景。他就像非洲稀树草原上的猎豹，或在天空盘旋等着从狮子口中抢得肉块的秃鹫，远远地在一旁查看，以便适时出击，斩获“猎物”。

“医院门口有两个保安，一个胖得离谱，必须把帽子后面剪个口才能顺利戴上；另一个又瘦又小，制服穿在身上都显得空旷”，这两个人就像舞台上说相声的搭档，即便他们什么都不做，就已经身上带戏。但刘涛知道这不足以拍摄出精彩的照片，他只能一次次路过医院门口，不断等待“决定性瞬间”的降临。

所幸的是，街头永远有惊喜。

“一栋楼，楼上是老太太，楼下是个老头，有时他们会一起出现在楼上楼下，这时我就会拍一张。后来有一次我又经过那里，发现楼下的老头还在，但楼上多了一个花圈。”

“两个紧挨着的小店，两家老板都在门后面挂个钩子，吊着一个小电视，有时我正好遇见他们同时在看电视，就拍一张。”

“老人们接孩子放学，每个人都背着书包，上面印的是卡通画或者粉红色的美少女战士之类的，手里还拿着三年二班、二年一班的牌子。有时候一堆老头在一起打牌，就把班级的牌子放在身边，乍一看还以为这些老人是三年二班的学生。”

不论是旁人叙述刘涛的作品，还是他自己阐释，都会稍显卡壳，好像少了一个郑重其事的结尾似的。和那些题材恢弘、意义深远的摄影作品相比，他的主题过于日常和微妙，简直让人无从谈起。但他能随随便便就拨动人们的神经，轻松辨识普罗大众不屑一顾的生活细节，闻见稀松平常中的异样，或挖掘处于某种出乎意料环境和关系中却不自知的人。他就像一个躲在一旁，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富有同情心、敏感的人，既不狡猾，也不嘲讽。

但他富有批判精神，讨厌任何浮躁的东西：“为了把东西卖出去，那些广告、标贴什么都敢写。比如‘这个店开了一百多年了，这是第一年’，然后叫自己‘百年老字号’；还有一个写着‘这个烤鸭店开了二十几年’，然后‘二十几年’这几个字放特别大。他们渴望让一个东西显得有漫长的历史，就像传统手工艺一样。但现在又达不到，然后就有人把兵马俑弄得满店面都是，兵马俑上面还贴着招聘广告。你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总之没人愿意精心去做一件事，把一件事做好。”

令人振奋的是，这种浮躁显然属于荒诞的一种，并且无伤大雅，那些华丽、正派、井然有序，街上没有一个闲人和小作坊的一线或世界顶尖城市，就如同来自曼哈顿上东区或东京银座的滴水不漏的上层贵妇一样令人困倦。如果非要说的话，这种“不着调”多多少少显得真实，一副爱怎么地就怎么地的散漫做派，倒可以算得上合肥以及众多还未发展成型的地区惹人喜爱的小缺点之一了。

“这里的人挺满足的，像艺术这种东西，他们可能不需要。”

尽管这座城市像头诚恳的奶牛一样源源不断地哺育他的灵感，但合肥有时还是让刘涛感到失望。“书店太少了，就一个稍微文艺点的书店还在大外环那边，每次都得开车去。市里面的书店，除了那些卖考卷的，比较火的就只剩下新华书店了。想买几本文化类的杂志，根本连找都找不到。但是像《知音》《故事会》这种杂志，还是很畅销的。”

刘涛对此毫无办法，他觉得合肥人目前还不太追求精神世界：“只要吃好穿好，玩得好，想买什么就能买到，房子别太贵、物价别太高就行了。这里的人挺满足的，像艺术这种东西，他们可能不需要。”

“周围的人总是不停地说车子、房子，怎么挣钱、做生意，所有人都奔着一条路走，他们聊的那些事情，让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没用的’。有的同事劝我多拍点正能量，多赚点钱，这怎么可能讲到一块去呢？”

在德国汉堡的一次展览中，刘涛拍摄的一个肉贩的照片，被选为宣传册封面。他激动极了，赶忙把宣传册拿去给那个小老板看。“我每天看他卖牛羊肉，无冬历夏，就那样过了好多年，每天锤打很长的牛肉，用苍蝇拍驱赶蚊蝇，有时在一旁磨刀。我觉得他一定很少有机会出去，到外面的世界看看。我就特别高兴地把那张照片带给他，指着照片说：‘你看！这是不是你？’我想让他也高兴高兴。然后，他看着我，没有任何表情，说了一句‘哦’，就又去磨刀了。”

从朋友到陌生人，刘涛都碰了壁，他索性把微博账号命名为“Grinch1982”（Grinch指“扫兴的人”），头像则更加意味深长——他的下半张脸被剃须膏的泡沫遮得严严实实。“我经常劝朋友，别听单位里那些老大姐说什么，多看看书，看看好电影。但他们就喜欢看什么男神女神，或《甄嬛传》之类的东西。我知道这是别人的选择，是他们的自由，但还是忍不住想讲，别人听着听着就都睡着了。

即便是布拉德·皮特和一个家住十八线城市的普通环卫工人相比较，他们的生活在本质上仍是相通的。

刘涛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中国三线城市也有独特的东西”，这种独特，尤其体现为某种奇特的闲散。在一线城市，紧张、快节奏是具有代表性的。“我在北京、上海很少看见人们在街上聊天、晒太阳，都比较匆忙，基本上除了步行街，别的地方很少有人在马路上逗留，或者闲聊。但是合肥不同，大街上到处都是下象棋的、互相拉家常的人。”

在北京老城区的胡同里，仍然有很多“硕果仅存”的大爷大妈，他们既八卦又可爱，追着问街坊邻居自己新剪的头型好不好看，拉着午睡的王大妈去棋牌室，或对造访的时尚弄潮儿做一番细致而辛辣的点评。从宏观的范围来看，这种怡然自得的情趣，以及人际之间最自然的互动早已消失殆尽。一个住在大城市的人知道自家对门的人姓张姓李，已经是可观的成就了。

看上去杂乱、缺乏意义又热气沸腾的市井生活，正是刘涛所沉迷的，这几乎算得上他的摄影哲学：“人们下班，学生放学，老人晚上出来遛弯，早上吃早点——就是大家都离开家、办公室和做生意的店铺，一股脑跑到街上的时候，有的人去买菜，有的人遛狗，有的人买彩票，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在路上走，各忙各的事情，这就是市井生活。”

一个人一旦走上街头，便会很自然地忘掉自己的事情，变得“专注于大家的事情”。别人在干什么，要去哪，他此刻什么心情，就像站在天桥上暗自猜测每一辆从脚下疾驰而过的汽车中的人到底急着要去见哪位可人儿一样，让人兴奋不已。

城市早已成为剧场，刘涛细细咀嚼着每一幕，品味着他人陌生又似曾相识的对白，惊讶于吃冰棍的孩子竟然正在苦恼和自己相同的事情，并为此感到窃喜和释然。

“两个中年人，在街上巧遇。好像是久别重逢，便热情地寒暄，周围有几个正在下水道里串电线的工人，他们露半个脑袋在地面上，就看着那两个人，也被感染了。我把这个场景拍下来，心里就觉得好像跟这个城市有了关联。本来大家都是个体，没有人会停下来特意去看别人，也不会有什么感触。”刘涛说。

有时，戏剧化的场景会同时出现，然后毫无征兆地消失。一次，刘涛路过自家附近的小花园，看见一个站街女朝人挥手，紧接着，一个五六十岁的中年男人跟着她走进了小树林。过了一会，女人突然从树林里出来，拿起矿泉水瓶开始漱口。二十米开外，一个母亲正拉扯着女儿的衣服，情绪激动，哭喊道：“你太不懂事了，我多不容易你知道吗！你懂不懂事！”女孩很酷，一身男性装扮，头发还用发胶立得老高，她把手放在裤兜里，自始至终都很不屑。

这两个事件的当事人对旁边发生的事情浑然不知，都忙于沉浸在自己的人生之中。刘涛以隐秘的观察者身份，和周遭建立起一种强烈的联系，这种联系既孤独，又广袤。每个人的生活是如此不同，但必须承认，即便是布拉德·皮特和一个家住十八线城市的普通环卫工人相比较，他们的生活在本质上仍是相通的。

这也正是刘涛在合肥拍摄的照片能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共鸣的原因。虽然惊讶于其中所表现出的巧合和怪诞，人们仍能在观赏之后莞尔，再怎么说，这一切都似曾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