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许多机构正处于不同程度的衰退期，在各自的领域和产业中，涌现出一批运用新模式解决问题的个人、企业和机构——这些模型，较少依靠中央控制，更多地依靠使自组织的人和机构达致临界数量，以发起一些小型实验和社会创新，最终蔓延为社会行为中无处不在的变革。简言之，这些个人和组织已经学会了如何通过一种不仅能够调动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和国家、也能调动全球的公民和组织生态系统的方法，来对全球分散的知识源和能力加以利用。

一个仅仅围绕国家和自己公司利益的系统，在这个时代是不会成功的。亿万人民可以在他们的工作岗位、社团、国内民主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在全球性会议和机构中也是如此。过去一直悄悄地进行革新的封闭的等级制公司，现在可以利用一个庞大的世界人才库——向每一试图寻找独特思维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机构公开知识工作者的人才库——并为这个人才库做出贡献。科学家可以通过对自己的数据和方法进行开源来加快研究，为全球每一个正在成长的和已经成熟的研究者提供一个机会来参加研究和参与发现的进程。医生可以和那些自组织的、有相似病情的团体合作，分享自身的视角，提供互助支持，促进医药的研究。这样的可能性无穷无尽。

可以肯定的是，协作创新也有它不好的一面——那些将自己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已经不复存在的稀缺性的基础之上的产业，需要艰难地适应。开源软件使得一些公司受益——特别是用户受益——但同时会给那些依靠卖自己的专利软件获利的公司造成伤害。卫生保健网站可以为那些寻找信息或者寻求互助的人们提供丰富和可靠的资源，但是它们同样可以散布令人困惑和错误的信息。网络提供了培养合乎逻辑的民主争论的大量资产，但是在线论坛也常常发展成为愚蠢的搞笑场所和回音室，在这里志趣相投者一起发表言论攻击他们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对手。

日益突出的协同努力也引起了一些棘手的问题，比如社会上不同个体的角色和责任。在危难中，我们真的可以依赖大众的自组织来传递生或死这种关键的信息吗？当组织失去资助，人们失去兴趣，或者转移到别的事情上时，该怎么办呢？出了差错时，谁来承担责任？进展顺利时，谁来宣称成功？当每个人都在其他人的地盘上时，谁能最终负责呢？

在旧的范式中，人们有着清晰的角色和责任。在全新的领域里，部门和机构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非营利组织越来越像创业企业家。企业正在履行一些政府的相关职能。政府深陷权力和对抗力量的网络中，它们只是这个网络中的一部分而已。虽然大多数人认为，当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公民们一起努力时，问题可以很快地被解决掉，但对于不同部门的合作如何能以大规模的步伐运作，还是缺乏一个很好的理解。

的确，在每一个领域——无论是教育、媒体、卫生保健、能源、金融还是政府——前方都会存在希望和风险。然而，总的来说，大规模协作带来了深远的社会效益，包括拓宽进入科学和知识的途径，推动金融市场更加具有透明性，加快绿色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帮助当今的商业领袖和政府领导，使他们担负起传递那些改善全球福利的成果的责任。协同社区不仅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而且可以越过平时那些阻碍合作、学习和进步的学科性的和组织上的障碍。在从事所有这一切的时候，大规模协作相对于那些等级制的、命令与控制式的管理系统，提供了一个诱人的备选项，此种管理系统已然把许多关键机构带入失败。

总是存在以下风险：一个老机构会在新机构崛起之前就崩溃，导致痛苦的错位反应。但是出自新－旧创新模式冲突的创造性的摩擦（creative friction）是健康的，也是建设性的；这表明我们的机构不会静止不动，即便政策和政策制定者已经落后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和多元化的社会也在迈步向前。目前，至关重要的是，铺设一个社会和政治基础，充分承认新的经济模式的到来，其潜力在未来无穷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