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美学家宗白华曾回忆，1914年，18岁的他考入了青岛德华大学。他写道：“那生活是诗，是我生命里最富于诗境的一段。青年的心襟时时像春天的天空，晴朗愉快，没有一点尘渣，俯瞰着波涛万状的大海，而自守着明朗的天真。”

但好景不长，也是在那一年，学校被迫停办。

德华大学建于1909年，是第一所中外合办的高等学堂，教授阵容相当强大，拥有德国复合函数研究权威克诺普、量子物理学家胡普卡等。它之所以停办，是因为经过日德战争后，德国失去了对青岛乃至胶州湾的掌控权，取而代之的是日本。与德华大学同一命运的，还有原先的德国胶澳总督府，以及各种市政、商业设施。从此，青岛进入了日据时期。

1914年9月2日，日军在中国胶东半岛龙口登陆，日德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惟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战役，但战事与中国无关。对于北洋政府而言，它不过是一次外交事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北洋政府学会了按照国际法行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履行国际义务，在晚清积弱的大环境下，努力改变国际地位和不平等条约。

“1914一代”

1914年，日本人对袁世凯就相当憎恨，10月29日的黑龙会备忘录（《黑龙会解决中国问题意见书》）中，有一段日本对袁世凯的态度说明：“从袁世凯迄今为止的态度来判断，我们知道他在外交交涉方面往往采取权宜的策略。虽然在表面上可能对我们表示友善，实际上他将依靠不同列强的势力作为对我们最方便的牵制而拒绝我们的要求。”

有人曾把当时一批知识分子、外交才俊和关心时政的民族资本家称为“外交政策群体”，也称为“1914一代”。一战爆发后，他们利用参与决策及控制舆论的优势，积极左右外交政策，希望中国成为国际的平等一员。

一战意味着旧国际秩序的崩溃，西方列强长期以来在中国营建的均势机制濒于瓦解，从而为中国寻求国际化、谋求平等待遇提供了有利条件。当然，他们面对的困难也很大，日本的借机扩张便是一例。

一战爆发后，因参战各国在中国大多有势力范围，北洋政府担心战事在本土蔓延，故于1914年8月6日宣布中立，并公布了局外中立条规，表示：“各交战国，在中国领土领海内，不得有占据及交战行为；凡中国海陆各处，均不得倚之为根据地以攻敌人。”

这个中立条规完全符合国际法，而且，执政者也准确判断日本将会趁火打劫。所以早在8月5日，袁世凯就私下向美国方面表示，希望美国增加在中国的军队，以防止日本趁机占据南满和直隶。

梁士诒，这位袁世凯心腹，被时人称为“二总统”的实权派确有魄力和才具，也有“中国的马基雅维里”之称。他在一战中的眼光相当长远，早在1914年战事初期便提出参战，认为参战可从德人手里夺回青岛，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可在战后和会上占有一席之地，直接参与国际事务。即使在中国未能出兵参战的情况下，梁士诒还是别出心裁，想出了“以工代兵”计划，以14万华工赴法。华工赴法有许多悲惨故事，但这是战争的创伤，而非北洋政府的决策失误，相反，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主动寻求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一战前，日本就已加紧在中国的扩张。一战的爆发显然是个机会，它可以避开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对手，树立在中国的优势。1914年8月，明治维新九元老之一井上馨就表示，大战“对日本国运发展乃大正年代之天保”，主张必须趁此机会“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

与日本的外交角力

8月15日，日本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立即在中国海面撤离，并于9月15日前将胶州租借地无条件交给日本，以备将来交给中国。在此之后，北洋政府与日本政府展开了一场角力。只是，在长期积弱的国力背景下，北洋政府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首选出马的又是时任交通部长的梁士诒。8月20日，他与美国使馆交涉，希望美国出面向英德两国建议，由德国先将胶州租借地交给美国，然后再由美国转交中国。可是美国不愿卷入这场纠纷，北洋政府希望英美等国牵制日本的愿望就此破灭。

但北洋政府外交部并未放弃，面对日本人的咄咄逼人之势，面对孱弱的国力，他们仍据理力争。

日本正式对德宣战后，曾要求北洋政府把山东境内黄河以南的地区划为中立外区域，以便日本行军。北洋政府的对策是积极磋商，争取缩小中立外区域。9月初，北洋政府先后两次照会各国，先是宣称根据日俄战争先例，中国政府在龙口、莱州和连接胶州湾附近各地不负完全中立责任，“但以上所指各地方内所有领土、行政权及官民之生命财产，各交战国仍均应遵重”，第二次又重申保护胶济战区内的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

在日军占据潍县车站，由此沿着胶济铁路直逼济南时，北洋政府外交部也连续提出抗议，谴责日军破坏中国的中立和侵占胶济铁路。

当日本公使日置益复照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胶济铁路是由德国公司经营的，是德国产业，是胶州湾租借地不可分割一部分，意图从德方手中接管胶济铁路时，外交次长曹汝霖据理力争，表示不同意日本对胶济线的占领。

但晚清以来的积弱，不可能马上消弭。北洋政府的努力就像在华德军的抵抗一样，虽然颇为壮烈，但终究难敌日本人的强势。10月31日，日军向德军发起总攻。11月7日，德军防线全部崩溃，挂白旗投降。这时，日军在山东境内的对德战争行动已告结束，但拒不撤军。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努力也未能让日本人退让。

12月3日，日本外相加藤高明把秘密拟定的《二十一条》交给奉召回国的驻华公使日置益，训令说：“帝国政府以为于此机会，确保帝国在东亚之地位”。因此，也就有了后面的风风雨雨——1915 年1月18 日，日置益拜见袁世凯时，当面提交《二十一条》……

讲述1914的中国外交，绝不能不提1915年的走势。这一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北洋政府在据理力争的同时，提出“以工代兵”，变相参战。在这二者中，传统历史叙述常关注前者，轻视甚至歪曲后者，但殊不知正是因为日本的咄咄逼人，北洋政府才更加坚定了参战决心，希望通过参战提高国际地位，成为国际事务中的平等一员，以对抗日本。

还有一例是会审公廨的交涉。上海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原是中国的司法审判机关，辛亥革命后，因清朝官员逃走，列强趁机接手，并将审理范围扩大至租界以外。民国成立后，外交部就照会公使团，要求将之收回。1914年，公使团同意交回，但要求中国政府接受上海领事团“改良”后的会审公廨的一切审理及管理案件的办法，北洋政府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

总体来说，北洋政府以一战为契机，按照国际法所赋予的现代主权国家的权力，寻求外交主动，并开始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丧失的利权。

1914年3月1日，中华民国加入了万国邮政联盟，这也是中国主动拥抱世界的一个象征。那年2月10日，英驻华公使请英政府参照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在京设立清华学校办法，在汉口英租界设立大学1所，这也是“庚款留英”的开端，为中国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那年8月，庚款留美的新一批学生启程，共计110人，其中有10名女生，也是中国史上第一次派女学生出国留学。

民族工业的短暂黄金期

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一战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短暂黄金时期。

早在一战爆发之初，当时的《大公报》就将视线投向了民族经济。1914年9月23日的《欧战声中之推销国货谈》一文，认为一战爆发后，影响“最甚者莫若商业之阻滞”，商品运输濒于断绝，制造业几近停滞，而中国“今日之工商界，自警报纷传以来，全国业工商者，早呈一致萧瑟之观，匪特国外贸易，全归中断，即国内流通，亦有停滞之势，金融奇窘，生机将绝，工商中人，莫不愁眉双锁，忧形于色”。

但是，在这一片惨淡中，《大公报》也认为，中国可以“趁此良机，推销国货”。并提出倡议，认为这是“扩张实业，振兴工艺，千载难得之机也”，“在此战期中，我国各地工厂，尽可日夜开工，广制出品，以应市肆之要求”，“断无虑舶来品之潮涌云屯，夺我之销路”的事情发生。因此，应趁“彼外货之来路，顿行阻滞，来货不继，当此青黄不接之时”，发展工业，推销国货。

《大公报》的说法没错，一战爆发可谓“天赐良机”，列强因忙于战争而放松在华经济垄断和控制，纷纷减少或停止了对华贸易，英国削减了其对外投资的1/4，法国降低了1/3，德国则停止全部对外投资，旺盛的市场需求刺激了民族资本发展。

棉纺业是当时的工业重头，李鸿章家族的远亲高懿臣，便在此期间创造辉煌。他早年历创上海华盛、裕源纺纱厂，1914年8月通过募集资金组建鼎新纺织股份公司，使之成为江浙一带规模最大的纱厂之一。

又如面粉业的发展，一战爆发后，各国忙于战争，农业减产，军需大增，所以不能像战前那样把面粉源源运来中国。国产面粉需求立刻增大，各国甚至还反过来向中国购买面粉，最初是俄国，其后英国、法国、菲律宾，乃至日本都成为中国面粉输出的对象。行业中还出现了兼并现象，例如财力雄厚的荣氏兄弟，他们的面粉厂在1914年以前还没有收买或收租其他小厂的情形，1914年开始，荣氏面粉业中收买和租用其他小厂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到1917年竟达40%以上。

此外，火柴、造纸、卷烟、水泥、榨油、制糖等轻工业都有较大发展。重工业中的采煤、钢铁、锑钨等业也有增长。起步较晚的化学工业，也于一战期间迎来契机。1914年，日后的“化工巨子”范旭东创办了塘沽久大精盐厂，1915年年末投产，年产量最高达6吨多，并开启以盐制碱之路。

与工商业发展相匹配，运输业也随之成长，早年组织宁绍轮船公司的虞洽卿，就于1914年在上海创办了三北轮埠公司，

1914年以前，中国没有自己的动力机器制造业，也没有自己的技术人员，只能依赖聘外国技师。管理制度更是落后，管理者大多是官场出身的外行，少有企业家精神，大都以衙门方式管理生产，导致效率低下。一战爆发后，民族工业开始重视科技含量。在管理上，企业家穆藕初于1914年归国，把美国的泰罗制介绍到中国。这种先进高效的管理方式逐渐吸引企业仿效，以体罚工人为主要方法的包身工、工头等旧管理制度逐渐衰落。

一战期间民族经济的昙花一现，离不开外部大环境，也离不开北洋政府的积极扶持。仅仅1914年，北洋政府就推出了大量有效政策和法令，推动实业发展。在对外贸易上，北洋政府也大力扶持。如今流行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北洋政府时代便已玩得娴熟。尽管国力薄弱，但北洋政府仍积极帮助商人参加国外商品博览会和展览会，以推动工商业发展。如1914年日本大正博览会，北洋政府就专门成立筹备事务司，拟定有关章程和审查规则，运往会场的中国出品多达8000余件。

当时国内企业普遍面临资金不足的窘境，北洋政府亦大力拓展融资渠道，其做法简直与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别无二致，如准许设立证券交易所、提倡利用外资，吸引华侨回国投资等。这种开放式的经济思路，也使得外界对中国政府刮目相看。

但1914年作为一个民族工业短暂黄金期的开端，并不意味着美好的未来。一战结束后不久，中国民族工业立即萎缩和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