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德韦布纳是位于华沙东北135公里的一个小村庄，二战前，村里居住着一半犹太人，一半罗马天主教徒，总计3000人左右。1939年秋，贾德韦布纳被苏联兼并；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又成为德国占领地。这一年7月的一天，这里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按照《纽约客》的说法，“小村里一半的人口屠杀了另一半”。纽约大学教授伊安·格罗斯是波兰裔，2001年，他用《邻舍》一书记录了这一惨无人道的历史罪行。村里这些犹太人的“邻舍”用骇人听闻的手法屠杀犹太人：他们把一千多位犹太男女老少强行驱赶到一个谷仓里，在周围架上柴禾，然后点燃火柴，把谷仓变成了一个火葬堆。

长久以来，波兰当局把这起罪行推到纳粹身上。格罗斯通过见证人访谈和档案调查证明，这个村里的波兰人并不是无辜的。他们或许迫于纳粹的压力不得不这样做，但他们毫无疑问是罪行的实施者。格罗斯称：“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受害者，而极权主义的技术之一，就是鼓励受害者成为施害者，在被征服的人们当中制造分裂，让不同的群体彼此反对。”

格罗斯的书在波兰引发巨大争议。有人批评格罗斯对波兰人不公平，因为德国人才是真正的主使者。更多的波兰人犹太受害者死亡人数上做文章。波兰国民记忆研究所的调查显示，死亡人数不像格罗斯说的达1600人之多，只有300余人。所谓“小村里一半的人口屠杀了另一半”的说法显然是夸大其辞了，因为真正作恶的只有40来个男人，大部分波兰村民只是被动观看。然而，必须说，去除那些爱国主义的调调，试图给任何大规模屠杀寻找合理解释的行为都是无益的。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成为泯灭人性的理由。

从1939年到1941年，贾德韦布纳的波兰人生计艰难。苏联对“资产阶级”大搞“征收”，而村中的一些犹太人与苏联人多有合作，很容易导致种族仇恨。因为预计到这种复杂的情形会导致后来人推卸责任，格罗斯这样呼吁：“在考虑幸存者的证言时，我们应把评价证据贡献的起始前提由先验性批评转为原则上肯定。先把我们从某个特定叙述中获得的东西承认为事实，直到我们发现了更有说服力的反面论据为止；而不是采取相反的做法，即对任何证言都谨慎怀疑，直到关于证言内容的某种独立确认被提出。采取前一个做法而不是第二个做法，我们可能会犯下较少的错误。”

这似乎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准则，但格罗斯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针对波兰历史学家忽略目击者证据的常规做法有感而发。目击者证据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属于20世纪历史撰写的独特问题，因为社会的民主化创造了这样一种情境，即几乎任何人对历史事件的叙述都可能被认定是有效的。这个问题对于历史的修正主义者来说尤其切题，因为他们质疑的许多事件恰恰几乎完全依赖于目击者的叙述。纳粹集中营里发生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事件之一。这甚至导致少数修正主义者坚持说所有的目击者证据都应该被宣布无效，并被历史学家尽可能忽略。严格说来，“毒气室”的相关叙述的问题并不在于它们建立在目击者证据之上，而在于目击者提供的证词从表面上看令人难以置信，只有在发现了大量可信的原始记录和法医证据之后才能够被确认。当然，整个大屠杀修正主义所坚持的，正是认为前述原始记录和法医证据是不存在的。

关于目击者证据应当被先验性地视为真确的呼吁，在修正主义者看来，或许是可笑的和天真的；但它也不妨视为对波兰人就波兰历史而产生的否认、缩减或逃避的一种回应，因为现代波兰的确存在无可争辩的与犹太人之间的恩仇。如果我们看到波兰的民族主义者拒绝任何有关虐待犹太人的指责的惯性——《邻舍》一书的争议正显示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应该轻而易举地否认目击者叙述的可靠性。

《邻舍》提醒我们，许多国家都倾向于用自私自利和沙文主义的棱镜来透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的子民是无辜的受害者，而很少记得美国流行卡通动物形象Pogo的一句名言：“我看到了敌人，敌人就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