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敏君 艺术家，在北京望京开了一家“绿茶”餐厅。）

上世纪90年代，我还在圆明园画画，最穷的时候，饭里能加个蛋，就很不错。到了现在，我的早餐也不过是咸菜配稀饭，加个蛋。

“四十岁的年龄，三十岁男子的面容，二十岁男孩的身材”，有人这样说我吗？我偏好吃素，中国人口味都偏清淡，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以前总也吃不饱。我们的肠胃在长期饥饿的状态下发生了变化。前段时间我在书上看到，西方人的肠子是短粗型，代谢快，适合吃肉。中国人肠子细长，消化系统相对弱小，新陈代谢不是那么快，衰老进程可能慢些。

我吃饭有个习惯，各种食物不能掺和到一起，一定要分开吃，品的就是原汁原味。盖浇饭、勾了芡的、浇上汁儿的，我都不吃。要是肥肉和饭混在一起，对我而言是一种麻烦。可能是胃口不大好吧，吃不了太多油腻的东西，所以养成了清心寡欲的劲儿。

我觉得稍微带点儿“混”的感觉吃饭，内心会平复些。餐馆档次无所谓，只要干净，别太喧闹，能安安静静坐着吃饭就成。我喜欢农家菜淳朴的味道，接受不了形式大于内容的饭菜。好些高档餐厅把吃饭的程序搞得特复杂，要么是一个大盘子里就搁那么点儿东西，或者普通菜品非要起个怪异的名字，我觉得最不靠谱。

至于一天三顿饭这件事，实在太具体、太直接了。越是物质化的东西，可能越想打扮出精神感受，用碟子、盘子玩花样儿，来提升人们对食物的崇拜。艺术呢，有时过于强调精神化，脱离大众，也会不利于思想的传播。所以，有时候艺术也会放下架子，努力地选择一些易于为人理解的形式进入社会。

1996年，我开始着手《处理》系列，我想表达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是被“处理”过的，包括权利、人、食品。以前的鸡吃起来怎么就那么香，肉味儿怎么就那么浓，吃起来——还有股鸡屎味儿？可能吧，我说不好究竟是怎样的味儿，总之是鸡本身的味道。现代人做饭，要靠大量的调味品赋予食物味道，因为食物已经失去了本真的味道。城市人口不断膨胀，食物需求量巨大，我们回不去了，只会吃到越来越多的合成食品，你说谁还有工夫认真去种一颗土豆？

宁浩曾有一个剧本创意，把我逗乐了。这剧本讲的是外星人来到地球后发生的故事。美国人看见外星人，想方设法地反抗斗争，要把它们给灭了；中国人呢，则是想着法儿怎么能把这大怪物给吃了。中国的吃文化便是这样，天上飞的，地下跑的，皆可入口。为什么我说中国人活泛、懂得变通呢？吃什么，你就像什么。中国人对各种食物都有欣赏的能力，吃得无所忌惮，无数有害与有益菌在人体并存，这种平衡态帮助人类消化与思考，构建了我们灵巧活跃的行为状态。

我刚从丹麦回来（去丹麦领取首届安徒生“夜莺”奖），在那儿，我就着面包吃腌鱼——据说是丹麦海盗时期的传统食物。这食物优点是高蛋白，但口感不容人细品，直接就向味蕾表白了，要么倍儿酸，要么齁儿甜。还是在大理吃得好，天然的食物，煮煮就吃，不能再简单了。在那种环境里，每个人都会卸下戒备心，自然放松地吃饭、聊天，情感饱满。

一旦离开大理，身处城市，大家反倒很少来往。人处于紧张工作状态里，挣不脱，放不下。一周两三次的饭局尚可应对，再多便消受不起。中国人的饭局，要同时吃饭、聊天、社交，太多的诉求和欲望夹杂到吃饭这项活动里，从下午吃到晚上。饭没吃完，人倒要睡着了。